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共产党已十二年的地下工作者，是地下党的基层党员，公开的职位是学友社主席。当时，我所属的港澳工委（现改为香港工委）由梁威林任书记，祈烽副之。我在其属下教育战线的灰校线工作，直接领导人是梁焕然和欧阳成潮，六七暴动中我所执行的命令全由他们下达。 

五月六日黄昏，我正在学友社旺角社址开会，门铃声响，有人开门，叶国华和几位学生涌进来，异口同声嚷著：“街上很多人聚集！”“打人了，抓人了！”“有人读毛主席语录！”“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我和叶国华对望一眼，心照不宣，他轻声地说：“出动防暴队了，有人被捕。”他们从九龙新蒲岗大有街回来。

香港人造花厂九龙分厂设于大有街，因对厂方的苛例和减薪不满，于四月中旬开始爆发工潮。那天，亲共工人张贴大字报，手执毛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港英政府出动防暴队与在场工人发生冲突，拘捕二十一名工人，有工人被打受伤。港九树胶塑胶业工会主席及成员被捕，是为“大有街事件”，也就是六七暴动的序幕。

“啊！真的干起来了。”我一点也不觉惊奇，早有预感。

事实上，近几年来，学习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著作，早已把我的头脑武装起来，斗争呀斗争，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一九六六年的澳门“一二三事件”后，欧阳成潮派我去澳门。他对我说：“澳门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你要好好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我们香港也要大干一场的。”因为保密原故，我不是参加慰问团而是单独一人去，听一些工会负责人介绍斗争经过，得到的经验是毛泽东思想非常伟大，斗争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才可得胜。后来听说他们只用了两条语录：一条是“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要认真对待的”，另一条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把澳葡帝国主义者斗垮，澳门被中共势力完全控制成为半个解放区。我相当兴奋，认同毛泽东的思想有很大的威力，使我们如澳门一样，大干一场把港英斗垮，控制全港。

（……中略……）

如果说六七暴动期间地下党在灰校中建立了近百个斗委会，若然每个斗委会有十个成员的话，那么全部斗委会成员应有近千人了。这是中共在港地下党史上绝无仅有的成绩。在此之前，无论地下党如何艰难地派遣党员考入灰校就读，那个党员也只能在校内组成几个同学的秘密读书会，我们当时称之为“鸡啄米”工作，与这时的大面积丰收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地下党如获至宝，对这批斗委会成员进行洗脑，加紧党化教育工作，以期增强他们的爱国爱党思想。从中拣选适合材料培植成为干部，发展党组织，就是他们必然的后续工作了。这种党化教育是从多方面著手的： 

党化教育最基础的一课就是仇恨教育 

首要的就是民族仇恨。民族主义是共产党最后的武器，民主、人权等价值，一碰到民族主义，就被消灭掉。我们以“帝国主义百年侵华史”为教材，在大集会或读书会中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由一八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讲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以中国受侵略和屈辱的中国近代史切入施教。这不是一般增强历史知识这么简单，在讲课过程中，我们特别煽动反美、反英、反日的民族仇恨。我们强调帝国主义者强悍的侵略性，加深那些学生感性地系念著的爱国情绪，使他们决心为国牺牲。我们不会中肯、公正地分析战争的历史根源，只简单地给出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才能救中国，学生们是带著仇恨去爱国、爱党、爱毛主席的。当时港英历史教育课程中最缺乏的内容就是鸦片战争，却是青年学生最渴望，最追求学习的一课。我们看准这个良机，向他们补课的时候，他们那种如饥似渴的反应，是令我们相当兴奋的。这是一整套仇恨教育的第一课。 

另一课是阶级仇恨。我们组织学生访贫问苦、去各种工会访问、座谈、了解工人生活。在社区中，我们找寻一些贫苦民众的典型人物如盲女阿彩进行访问，协助她改善一下生活。又曾组织学生到香港仔涌尾访问，那里住了许多艇户，因政府兴建淡水湖要填海造地，引发海水上涨，艇户要迁居，生活困苦。我们去助医，助建房子，办识字班等，做了一些社会救助工作。这些都是进行阶级教育的材料。

我带阿中去看过艇户的穷困生活情况后，他说：“看看，这么众多的穷苦人，只有毛主席可以解放他们，毛主席真伟大呀！”

这位单纯的学生真的就此相信了。唉！我当时是多么高兴他的“觉悟”呀！他是我们成功进行阶级教育的典型事例。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说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说的是，只要落实进行阶级教育，就一定灵验，必定能成功使人接受中共阶级仇恨理论。那时的香港，还未经历七○年代的经济起飞，贫苦大众的悲苦生活的确使人们心灵震动，但我们并不是改革社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访贫问苦并不真要改造社会，为穷人做点事，而是一种手段，去宣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达到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从而使学生们立志去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而扩大地下党爱国势力的目的。 

个人崇拜教育 

灰校斗委会串连大集会频频召开，大会紧跟国内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步伐，发展成一种极端个人崇拜的既定模式。会议首先由主持人带领众人高呼：“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

然后众人站立高举红宝书三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再由主持人呼喊：“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众人高举红宝书三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亲爱的读者，我曾主持过这种丑陋的偶像崇拜仪式啊！ 

激发学生们对毛泽东的盲目个人崇拜，就要后续的教育了。从文革前到文革中我们不断组织回国参观学习团。团员以斗委会成员为主。每次约四十人左右，参加者都不可用真名实姓，只用代号，不能集体照相，只影单人，以免暴露地下身份。广州的“支港委员会”是参观学习团常常去的主要基地，由一位叫文政委的主理，每次都会听到他的演讲，也有一位彭同志协助工作。我们也会参观人民公社、模范工厂等项目，但看到的都是经过精心布置的东西，绝对不能看到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谁知道，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时代中，我们在讨论中共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时，原来外面正上演红卫兵疯狂杀人，武斗连天的惨剧，我们无从知道。

学习团参观过韶山（位于湖南湘潭县，是毛泽东的出生地。一九四九年建国后被奉为中共革命圣地），主要是参观建于一九六三年的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看看毛泽东的衣食住行生活用品，了解他参加革命的事迹，从中感受他的伟大。

我们也去过井冈山（位于江西省南部与湖南省边界的罗霄山中段，一九二七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和彭德怀等中共党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此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主要是参观建于一九五八年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学习中共的革命斗争史。解放后井冈山被称为“革命摇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曾当过数不清次数的学习团领队，近年思想觉醒后，曾对朋友戏称，我是“井冈山”大学毕业，只读一科“毛泽东思想”。 

灭私教育 

灰校斗委会大集会的主要内容也是紧跟红卫兵，进行“斗私批修”。学生们一方面批判自己的私心，在大会上或座谈会中，勇敢地把自己的私念，甚至性生活，全部“斗”了出来。像大陆的红卫兵一样，谁斗得最彻底，谁就最革命。好像脱光自己的衣服，站在大家面前，供人观赏，才算英雄。我当时有一种惨不忍睹之感。另一方面是去斗别人的私心。我最记得“文战队”队员斗得最猛烈，竟然去批斗梁濬昇，认为他在洋行工作是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求他离职。我一听，觉得非同小可，那不是要杜绝梁濬昇谋生之路？于是我力劝那些“文战队”队员停止这种批斗，梁濬昇才得以继续营生。

“斗私批修”是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斗私”是用毛泽东思想与自己的私心作斗争，强调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因为个人杂念属于反动思想，必须清洗。“批修”则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思想，其实就是与中共党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作斗争，是毛泽东向政敌发炮的武器。毛泽东发动“斗私批修”运动，主要是培养青年学生学懂一个“敢”字，即造反精神，敢于造反，敢于牺牲，以便成为他的子弹。当全中国陷入大批判的狂热中，可怜无知的灰校斗委会成员被我们这些党员所煽惑，也投进这一场狂热病中，成为一粒子弹，白白浪费了宝贵的青春。

向解放军学习 

参观学习团也去过一处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中山县前山翠微村的解放军驻地。据柯其毅回忆，他承认曾经澳门去过前山，不承认是带队。阿坚回忆有射击练习。梁慕珊回忆说解放军让他们把玩手枪，教导如何加入子弹。阿明回忆，因父亲在港澳码头工作，事前知道有一群学生要经澳门去前山，嘱咐阿明一切小心。团员均分批陆续出发，阿明与阿添结伴前去，因不能用真姓名，便和阿添互用对方的名字。阿明说，大队人马在澳门濠江中学聚集，由领队柯其毅作动员讲话。他记得十多天的学习内容没有射击练习，大多数是下大雨时落田耕种。事情经过年月清洗，各人的记忆有了误差。

不过，我确实曾去过翠微村，当一个领队。记得我是事先独自出发，乘搭一位乡人的单车尾座到达营地，有一位解放军连长接待，与我讨论学习内容及生活日程。一天之后，学习团成员分批来到入营。连长每天早上作启发讲话，晚上作总结发言。我们把团员分成多组，每组由解放军排长或班长每天领导学习，指导讨论。也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同吃，同住，无微不至。面对军人慷慨激昂的讲话，循循善诱的教导，热情洋溢的关怀，切切希望我们爱国爱党爱毛主席，坚持革命，我们全体团员不能不心情激动，热血沸腾，意志高昂，纷纷站出来立下誓言，为了革命愿意牺牲自己。我这个二十八岁的领队，也不能幸免，我认定解放军们都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意志，对他们释出极大的敬意。在离营前最后的两天，团员表现出与解放军的难舍难分之情，笔墨难以形容。有一团员阿洁哭著走来向我说：“我要嫁给解放军！”“解放军”这个称号，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光辉的形象！ 

想不到，几十年后的香港，中共还在做著同一样的事情，我对传媒报道关于学员的激烈反应，一点也不觉惊奇。 

二○○五年举办的首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由香港教育局、解放军驻港部队和群力资源中心（前特首董建华太太董赵洪娉任创会会长）合办。夏令营内容包括有：列队步操、军体拳、武器分解结合、实弹射击、升国旗、军事训练、参观解放军营地及军舰、欣赏电影《冲出亚马逊》。夏令营按照驻港部队的模式设计十五天生活纪律，基层以班为单位，班长之上有排长，最高级是营长，同级有教导员。每年名额二百六十名，十年内训练了二千多人。

阿原参加过夏令营，他说：随著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心情起了变化。教他最不舍的，绝不是枯燥的军事训练，而是跟解放军的感情牵绊，十五日内与解放军同住同食，同一地方睡觉，出营那刻，哭得呼天抢地，真有生离死别之感，是他们与解放军有了一种纯粹的感情。他开始认为解放军不会杀人，出营之后觉得自己很爱国。另一学员汤建业直言：不要问国家给你甚么，要问你能给国家甚么。Jackie 表示：“两星期解放军带著我们不断唱歌，关怀备至，很亲密，班长很好，建立了一份感情，有一段狂热的时间。这是潜移默化的转变。”军事夏令营组有同学会，以便联络出营后的学员。 

事实上，有资料显示，中共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已经举办过名为“香港中学生军事夏令营”的活动。

此外，“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于二○一五年一月成立。由十五位党、政、军、学、商一线人物支持及赞助，包括总司令梁唐青仪（前特首梁振英太太）。总会主力招收曾参与“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的学生。解放军亦于二○一五年八月主办了为期十三天的“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约有九十名来自十六间大专院校学生参加。学员的反应是，军人严厉之外，也很爱护学员，和他们打成一片。学员认识了报效祖国的重要性，离营时大家依依不舍。参加者黄逸晴撰文〈十三天爱上解放军〉，感情来得之快，实难想像。 

“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曾称“中国工农红军”，建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因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 

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总结：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党组织、建立政权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