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朋友聊起俄乌战争、普京和彼得大帝，想起以前的这段文字，就发出来当今天的作业了。

疆域广大重要，还是人民富足重要?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在天朝，前者一定会大占上风，没有任何悬念。

我们对一个皇帝或者王朝的评价，通常从文治武功入手。其中文治虽然排在武功之前，但实际上国人更推崇的是武功。

比如秦始皇、汉武帝或者唐太宗，能够进入伟大帝王的行列，首先是得益于他们在开疆拓土上的功勋。

而如果从武功的角度来看，两宋确实有些乏善可陈，所以就有了积弱的评价。

在很多人的眼里，宋是和弱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之所以会形成“弱宋”这一印象，与宋朝在军事上的“疲软”有关。

有宋一朝，来自异族的战争威胁不断。从早期的辽、西夏，到中期的金，再到后期的蒙古，大宋朝在对外战争中似乎一直胜少负多，割地赔款成了家常便饭。

更有甚者，宋朝还“贡献”了华夏民族的千年之耻，“靖康之变”。而后又开了先河，成为第一个亡于异族之手的大一统王朝。

看起来，宋朝的弱是不容置疑的事了。

而弱的原因，千夫所指，首推“以文制武”的军事制度。很多人认为这是导致宋朝军事力量薄弱的根本原因。

其实，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宋朝的以文制武，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孤例，大明王朝也同样如此。

在晚明的对内对外战争中，叫得上号的猛人，比如袁崇焕、孙传庭、孙承宗等等，都是一水的文人出身。

明朝虽然最后在内乱之下覆灭了，把江山丢给了满清，但是认为它比较弱的似乎不多。

因为大明王朝的外战，是很拿得出手的。

比如东邻那位不可一世的丰臣秀吉，就是败在了万历皇帝和大明的手上，最后郁郁而终的；

比如直到明朝灭亡，清军也没能突破山海关，如果不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满人入关或许还要等上若干年；

比如风雨飘摇的南明时期，郑成功还曾击败过荷兰人，收复了台湾。

所以说，以文制武，并不能说明军队的战斗力不强。

实际上，两军对垒并不是一对一的单挑，军事首长并不需要亲自上阵砍人，是不是行伍出身，关系并不是太大。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国，著名的军事统帅诸葛亮、司马懿、陆逊等等，也都是文人。

宋朝的对外战绩差强人意，实际上另有原因，不是军事制度的锅。

在很大程度上，宋在外战中的颓势，其实源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它一方面使中原王朝失去了屏障，难以阻挡游牧民族的铁骑。北宋后期金人往往能够轻松突破宋军防线，兵临首都汴京城下，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它也给了游牧民族巨大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成长起来，最后有能力威胁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

实际上，宋朝的军事力量并不弱。

宋金之战，早期由于徽、钦两位艺术家的不作为，确实败得没多少颜面，但是后期宋军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不单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对金战绩不俗，一介书生虞允文，也曾在采石矶大破金军，基本结束了金朝南侵的历史。

而宋朝的最后一个对手，横扫欧洲如卷席的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碰到的最强对手，恰恰就是被我们认为比较文弱的南宋。

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但是打南宋，却是异常艰难的。

从窝阔台大汗到元世祖忽必烈，从南宋端平元年至祥兴二年(公元1234—1279年)，蒙元军队攻灭南宋，用了整整46年的时间。

可以说，为了拿下南宋，蒙古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正是在攻打南宋期间，窝阔台的继任者蒙哥大汗战死在了钓鱼城下(今重庆合川钓鱼城)。

这是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事件。

蒙哥死后，欧亚战场上的蒙军各路诸侯纷纷返回漠北，为争夺汗位大打出手，大一统的蒙古汗国就此分崩离析。

此后蒙古骑兵再也无力西顾，欧洲文明躲过了致命的一劫。

事实上，南宋的灭亡，主要原因不在于自身的弱，而在于对手的强。

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汗国，是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在当时的世界无人能敌。

南宋经过顽强的抵抗，最后力竭而亡，可以说是虽败犹荣了。

宋亡之时，10万军民跟随末帝跳海殉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壮烈之举。

一个不得人心的王朝，是不会有人誓死捍卫的。

当然，南宋的覆灭代价也是惨痛的。

在抗元的战斗中，汉族精英阶层死伤殆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宋亡之后无华夏之说，正是由此而来。

相比之下，明朝的士大夫热衷于党争，没有多少忠诚可言。满清入关之后，这些以气节为由反对议和、不同意迁都的卫道士，争先恐后的跑出来投降，实在是非常的讽刺。

如果说军事上宋朝还有槽点的话，在军事之外，两宋都是神级的存在。

或者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技最为繁荣的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当时的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的繁荣，首先源自于它政治环境的宽松。

两宋的政治体制，有点儿君主立宪的意思，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大是大非的问题，是需要“公议”的。

所谓公议，简单的讲就是群臣聚集在一起，对有分歧的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并形成最终决议。

重要的是，这个决议，皇帝是需要执行的。

比如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人南下侵宋，要求北宋割地，不然就要进攻汴京。

当时的老板宋钦宗就在延和殿上搞过一次民主表决，结果七十人同意割地，三十六人反对。

少数服从多数，宋廷通过了土地换和平的政策。

公议制度是对权臣和皇帝的约束，所以皇权在宋代明显弱于历朝历代，文臣的地位则相反。

关于这一点，想发言的人有很多。

比如那个拖着宋真宗上城楼督战的寇老西；

比如那个把唾沫溅到宋仁宗脸上的包黑炭。

事实上，宋朝的皇帝不仅对朝臣宽容，对在野的文艺老中青，也是很能忍的。

比如李清照姐姐，写下“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的诗句打脸逃跑皇帝赵构，照样安然无恙。

当然，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的盛世，作为一介草民，生活在宋朝，大约也要比汉唐来得幸福。

因为，除了富裕程度超过汉唐外，宋朝还有一个深受小资们欢迎的政策。

宋是一个没有宵禁的朝代，在汴京和临安这样的大城市，市民的夜生活是很丰富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

所以高晓松说，如果回到古代，他愿意生活在宋朝。

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疆域的辽阔、军事上的耀武扬威，而在于小民生活的富足、体面和尊严感。

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是俄罗斯人今天的悲剧的根源。

不要说”特别军事行动“只是某人的决定，正如像王小波所说的，“蛊惑宣传虽是少数狂热分子的事业，但它能够得逞，却是因为正派人士的宽容”。

其实还不只是宽容，很多俄罗斯人心中的有何尝没有大俄罗斯帝国之梦呢？

就像伏尔泰所说，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想要承认，自己就是雪崩的罪魁祸首，但如果没有雪花，又何来雪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