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派普斯在《旧制度下的俄国》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极其精彩的观点：“俄国总是可以证明，需要以新的征服来保护旧的土地”，其逻辑是“只有掌控了全球，这个国家才可以说被完全保护起来，不用再害怕外部的威胁。”

同时，“隐藏在‘国家任务’这一崇高口号背后的是最为世俗的现实：攫取他人财富以满足俄国自己对于土地的贪婪欲望，并在这一过程中稳固君主体制在国内的地位。”

这个观点完全可以贯穿俄国的历史主线，很好地诠释其扩张主义的由来。

俄国的扩张主义有许多内在因素，比如经济模式、土地制度和人文传统，其中土地的因素或许最为关键。

派普斯写道：“几乎在整个19世纪，俄国农民所使用的基本农具是一种名为‘索哈’的原始耕犁，这种犁的最大入土深度只有10厘米，仅能将土壤划开而不能发挥翻地的作用，其优点是只需要很小的牵引力，而速度是一般耕犁的十倍。俄国的基本作物是黑麦，之所以选择黑麦是因为它对北方气候和贫瘠土壤的耐受性和适应性较好。它也恰好是产量最低的谷类作物。从16世纪至19世纪，俄国农民普遍采用三圃制进行耕种，这种耕种方式要求1/3的土地保持休耕状态以恢复肥力。”

这样的农业体制极其不经济，英格兰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将之弃用，但在俄国，人们对此早已习惯，甚至不想改变。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俄国，“人们全部的智慧都用于如何尽可能少地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充分利用土地。每个俄国人都力图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农民认为没有比放弃土地，去做一个小贩、工匠或者放高利贷者更好的选择了；农村的商人则希望成为贵族；贵族则希望进入城市或在政府机构担任一官半职。”

也就是说，在俄国的历史上，农业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土地无法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仅仅用来维持基本生计而已。

俄国的扩张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数得着的，但土地并不等于生产力。到17世纪中叶，俄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沙皇所拥有的财产则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飞快增长。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莫斯科以平均每年获取3.5万平方千米土地的速度持续了150年。1600年，莫斯科公国的面积已等同于欧洲其他部分的总面积。17世纪上半期征服的西伯利亚，则两倍于欧洲的面积。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国家人口也可谓稀少。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被原始森林所覆盖，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完全的荒野。正如书中所言，“如此稀疏的人口密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莫斯科公国的贫穷和有限的机动能力。”

作为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北的国家之一，俄国北方的土壤贫瘠，歉收是家常便饭，农耕时间也非常短，仅有西欧地区的一半。俄罗斯农民虽然能够养活自己，但无法实现显著盈余，所以更愿意开发新土地，这正是俄国历史上热衷扩张的内因之一。

由此衍生的政治制度也与土地问题相关，派普斯在书中分析了12-16世纪俄罗斯封建制度与西方封建制度的根本区别。

西方封建制度采用了政治的分权化，封君与封臣之间是契约关系，土地占有也是有条件的，但从莫斯科公国到俄国，都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尤其是没有私有制的概念，大公和后来的沙皇拥有一切，这就造成俄罗斯在价值观层面始终无法走向真正文明。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代原本被视为转折点，但仍然没有脱离专制轨道。尽管她一度鼓励媒体发展，提倡启蒙思想，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她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立刻开始钳制言论和思想。

俄国在制度层面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都与扩张思维有关。比如腐败问题，因为扩张是首要任务，因此就必须确保军费，这就导致行政机构缺少经费，沙俄政府甚至在长达数个世纪里没有给公务人员发薪水，允许他们运用权力养活自己，这无疑是公开鼓励贪污腐败，也让权力彻底失控。

官员的高度腐败，自然会使得民众缺少发展空间。个体农业和私营经济无法大规模发展，更不可能像西欧那样形成真正的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如书中所言：“一边呼唤俄国人民的公共情感，一边又否认他们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时有任何法律或政治上的保障，这显然是矛盾的。”

因此历代俄国人有一个共识：在俄国想要获得财富，唯一方式就是与政府合作。这导致富人阶层没有真正的政治立场，更不可能推动社会变革。即使是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俄国工业革命也只不过是西方技术与奴隶制的结合而已，同时“所有公共机构与社会生活的表达，无论是否具有政治意义，都要落归官僚阶层的管理之中，更确切地说是落归安全机构的管理之中。一切皆受管制，一切皆被政治化。”

所以，派普斯又给出了一个贯穿俄国历史的结论：“俄罗斯统治者拒绝自愿出让给其臣民一丁点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