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但很多文化人非但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反而让社会倒退。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三个主人公：叔孙通、董仲舒、朱熹。

首先说叔孙通。

刘邦得天下之初，帝王的架子并不大，经常和手下的文臣武将打成一片。

所以，那群部下在刘邦面前也没多少顾忌拘束，甚至说上朝时候，还当着刘邦的面开怀畅饮，大声喧哗，然后乘着酒兴展示自己的超人剑术，动不动就把大厅的廊柱给砍断了。

那时虽然也有人拍刘邦的马屁，但大部分人，还是喜欢说难听话甚至于公开蔑视刘邦的权威。

比如业余军事爱好家刘邦，特别喜欢找军神韩信聊军事。

有次可能是喝多了，很自信地的问韩信自己可以统领多少兵马？

韩信用轻蔑的眼神看了刘邦一眼，然后说“就你？你最多能率十万兵”。

刘邦恼火的问，那你呢？韩信居然回答说“我是多多益善”……

这等于是当面嘲讽刘邦不会带兵，宣称自己比皇帝高明。对于韩信吃错了药般的狂言，刘邦虽然心底掠过一丝不快。

接着，韩信又说了：“您啊虽然不会统兵，但你会统领我们这些将领们啊。”

听完后，刘邦哈哈大笑。

因为能经常从部下口中听到难听的真话，所以早期的刘邦很少患帝王的通病——“自以为是”，他对自己的认识非常客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自己能扫灭群雄，问鼎帝王宝座这样的伟大事业，刘邦从来没有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过人，甚至于认为自己的能力和作用还不如他的三个部下，韩信、张良、萧何。

其实话说回来，刘邦以前的历代帝王都差不多，架子都不大，基本都能在“人才”面前平易近人，甚至于动不动就强留那些，能力超群的杰才同床睡觉。

比如，秦孝公就和公孙鞅同吃同睡三天讨论变法大计；

始皇帝和尉缭时也喜欢得长跪聊韬略，当他得知尉缭不辞而别时竟然丢下手中的饭碗拔腿就去追，为挽留尉缭不惜赌咒发誓要与对方共甘苦同富贵，不惜放下帝王的尊严倒过来装孙子……

可是这一切，有了叔孙通后就变了。他让之后的帝王们，普遍患上了自我膨胀的症状。

叔孙通这家伙，说难听的，就是一个百无一用的臭儒生，在秦末群雄混战年代，带着另一帮小儒生像老鼠一样四处逃命，为了活命，就是连碰上阿Q那样的混混也能跪在地上装孙子，因此得以活到刘邦当皇帝的那个年代。

在战争年代只知抱头鼠窜的孬种，在和平时代却可能混到人上人，那么这种人肯定是有点反人类性格的。

因为大凡抱头鼠窜的胆小鬼都善长阿谀奉迎的伎俩，而和平年代的统治者对阿谀奉迎常常有特别的爱好。叔孙通就正好属这号人。

当年，刘邦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时，叔孙通发现自己无耻的机会来了，就利用装孙子的本领骗过了道道门房，得以混到刘邦面前当面拍他马屁。

他拍马屁还不是一般的拍马屁，而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假装成忠言逆耳的模样，提醒刘邦说他的宫殿虽然巍峨雄伟，但总感觉缺少点什么。如果能在宫殿办公地点注入“朝见礼仪”，不但能大大地锦上添花，还能大大的提升大汉朝的对外形象。

刘邦听后，开心的把文武大臣全交给叔孙通，让他去教导大家什么叫“朝见大礼”。

就这样，叔孙通让文武大臣受了三个月的罪，终于可以让文盲刘邦见识到了什么叫“朝见大礼”。

如果当时有摄像机，那么那一天，就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刘邦在宫女太监引导下，上了一辆装饰豪华的黄金御辇，在俊男靓女的牵引下向“大汉朝一号办公楼”进发。

当他看到衣着鲜艳的卫兵分列在大道的两边，一个又一个的传令兵大声向后报告皇帝陛下来临的消息。

当他看到办公楼大门两厢的卫兵像雁翅一样摆开，五光十色的彩灯把楼前的广场映照得通明透亮。

当他到达办公楼大门口时，早就站在那里等候的太监上前搀扶他下车，传令兵用更嘹亮的声音向内报告“皇帝驾到”的消息。

先前还在交头接耳的大臣们顿时鸦雀无声，脸部表情即刻呈现出恭敬的模样。

刘邦在太监搀扶下来到办公大厅后，看到文武大臣分列两厢，那些平日里习惯大嗓们、吆五喝六、举止狂放的黑社会哥们一个个低眉顺眼，大气也不敢出，唯恐自己的身体站得不够直，表情不够恭敬。

等刘邦在特制的龙椅上坐定后，太监宣布开始办公，大臣依次上前捧着秘书们精心撰写的发言稿，用最恭顺、最精练的语言向他报告工作，报告完毕后立刻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庄严肃立。

然后，刘邦本人拖长声音作最后报告，文武大臣赶忙拿出小本本记下，唯恐遗漏一个字。

最后由监察官站出来控告某某某没站样，某某某在偷笑、某某某放屁，并宣布对失礼者的惩罚措施……

朝仪结束后，刘邦通体舒坦，从灵魂深处发出大声感叹：

“天老爷！我今天总算知道当皇帝的威风了！”

然后是重赏叔孙通，把他提升为大官。叔孙通又把他的徒子徒孙提升为小官，派他们去全国各地，向地方的行政长官们传授什么叫“天子之尊”，什么叫“上下有别”。

从此，国家元首不但跟人民，就连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叔孙通最邪恶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

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相而坐，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自此一去不返。

第二臭：董仲舒。

董仲舒最大的杰作就是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华民族思想流动的长河拦腰斩断。

董仲舒呢是一个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他在参加国家人才选择考试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老二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

董仲舒的邪恶建议被拥有浓厚专制思想的皇帝刘彻采纳，独尊儒术的思想控制自此成了汉朝的大政方针。一个历史大倒退的巨变在董仲舒的策划下不声不响地发生了。

董仲舒把儒家思想提到天皇至尊的地位。祭祀部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是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

可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独霸学术。

其他学派的著作全被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到了最后，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

儒家思想自此成为皇帝钦定，成为之后所有王朝的唯一正统思想。

董仲舒还开了中国奴化教育的先河。儒家学派在祭祀部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老二的学术思想，用儒家思想对学生进行全面彻底的洗脑。

学生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长久积累下来，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部门，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董仲舒以前的古代中国，是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时代。自董仲舒设计的邪恶思想学术体制出台后，中国的思想学术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思想专制时代。

这个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过八位杰出思想家的伟大国度，在此后的两千年思想专制时代，再也没有诞生过思想家。

我们都知道，思想是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灯塔，没有思想的民族只能在漫漫长夜里摸着石头走路。

所以，这是董仲舒的恶。

第三臭：朱熹。

可以说，朱熹是中国狭隘、最虚伪、最极端民族劣根性的祖师爷和思想专制的集大成者。

儒家思想的核心虽然是保守崇古，但多少残存点活力成分，比如对暴君的无关痛痒谴责和民众抗暴的同情。

可是就连那点可怜的活力成分也让朱熹给毁掉了。

朱熹是道学家的始祖。他把“道德”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朱熹的“道德”尺度并非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勤奋、诚信、正直、善良、进取、包容、平等”等有教养的国民必须具备的文明修养；而是一套反人性的扭曲价值体系。

在朱熹眼中，一个道德上没有瑕疵的人才有资格去当官治国；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即使是再有才干也不配当官。

那朱熹怎么来评定“道德标准”呢？很简单，他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

他觉得圣人是国家社会的模范公民，是没有任何弱点的“伟光正”，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尊卑。

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使礼教达到至善的关键在于“存天理、灭人欲”。

这句话我们都听过吧。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那怎么减少呢？就是无时无刻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忠君爱国，除此之外别无他念。就算你心里不那么想，表面上也要装得煞有介事一本正经。

朱熹的道学设计也许有善意的一面，可在现实社会中根本没什么用。因为道学的要求太高了，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标准，哪怕连朱熹自己都不能。

比如，朱熹担任‘提举浙东刑狱’期间，跟台州州长‘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秀外惠中的妓女，竟然恼羞成怒向皇帝上奏章弹劾，公报私仇揭发唐仲友有作风问题。

但是却不了了之，因为皇帝也不傻，你朱熹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前几天还在朋友圈里给这个妓女严蕊作词一首，就是：《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所以皇帝认为你这是抢女朋友抢不过别人，打击报复，所以没搭理他。

所以，朱熹的道学标准扭曲了国人的灵魂，在国民灵魂深层播下了虚伪变态的种子。

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

道家就是这样，自己做不到，又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中受苦，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为了忠君爱国、为了维护名节去死，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看戏。

也就是在这个没有任何人情味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作诗都属于堕落行为。甚至说其他文学作品，比如小说、散文之类，你看一眼都是罪过。

朱熹还认为，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他是圣人，圣人要干嘛？必须全神贯注于“道德”和做官。

他还规定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所以，朱熹又是这三人里，我最讨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