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751年至1784年，乾隆在三十多年时间里六次南下巡幸江南，主要目的一是巡视水利，考察河工，防范洪灾，二是收拢人心，拉拢江南富豪士绅，巩固满清政权在江南的统治。

对于六次南巡，乾隆本人曾说: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

可见，乾隆把南巡作为他生平最重要的政绩之一，不过六下江南开支浩繁，江南官僚趁机盘剥士绅，压榨百姓，极大的增加江南人民的负担。

最终乾隆六次南巡不仅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剧社会矛盾，清朝衰败从此开始。

江南，从地理范畴上看，主要指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江浙两省的核心地区，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

魏晋以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华夏大地分别在两晋、唐朝安史之乱以及南宋偏安时期出现三次人口大迁徙。

大量中原士族地主、百姓渡过长江，到长江下游平原定居，史称衣冠南渡，江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最集中地区。

人口迁徙不仅将中原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带到江南，而且还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耕作工具。

在上千年的王朝更迭演变过程中，江南地区免遭北方战乱荼毒，长期的社会稳定环境导致江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到清朝时期，江南成为全国高度发达地区，其中江宁府、苏州府、扬州府、杭州府更是富得流油。

到乾隆时期，这个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2%的江浙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30%，盐课银占全国的68%，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50%。

同时这里盛产丝绸和茶叶，全国三大织造局均位于江浙，产品供应大内宫廷，而且远销海外，为清廷带来大量白银，将江浙比作清朝的“钱袋子”也丝毫不为过。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江浙地区人杰地灵，是中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数量，数倍于其他省份。

从顺治入关到乾隆末期的近150年里，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38位榜眼、47位探花，分别占全国的87%、62%以及77%，几乎构成朝廷汉人官员的主体，出任内阁学士、六部高官和地方督抚大员的，不胜枚举。

因此江南士绅在朝中具有很大话语权，也成为满清统治集团重点拉拢的对象。

不过真正驱使乾隆南巡江南的因素还是当地的民心状况，从清军入关以来，江南地方乡绅及百姓就对满清政权进行激烈的抵抗，华夷之辩的思想根深蒂固。

而清军也对江南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清军虽然用暴力压制民众的反抗，但却造成江南士绅对其深刻的仇恨。

江南反清思想和言行一直不断，并发生了多起文字狱，而清朝统治者也明白，如果没有江浙的财力和士绅支持，很难长期稳定的统治下去。

只有牢固控制住江浙，才能维持所谓的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当然，江南地区的秀丽风景和浓厚的儒家文化气息也是附庸风雅的乾隆所向往的。

关于乾隆六下江南的官方原因是巡视水利兴修状况，访查民间疾苦，为母尽孝，因为哪次下江南必然带上皇太后。

不过不管何种原因，乾隆决定下江南时，都得到臣属们的支持，有些江浙、山东的督抚还主动上奏请求乾隆尽早出发，并说百姓闻听无不欢欣雀跃，其实说到底都是为了巴结皇帝以求仕途升迁罢了。

首先得到乾隆下江南消息的是山东省，省内不少州县甚至把乾隆将要经过的驿道拓宽好几倍，而这一重任自然压在当地百姓头上。

当时正是农忙时节，官员们却不顾收成，征发大量农民前往劳役，很多房屋建筑被强力拆除，一时间民怨四起，其他省份更是竞相效仿，甚至借机盘剥压榨百姓。

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由京师出发，同行的除了皇太后钮祜禄氏以及皇后嫔妃，还有随从大臣、侍卫人员，共计2000余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

沿途地方官吏争相逢迎，布置行宫，陈设古玩，采办名肴特产，更乘机向百姓敲诈勒索，大饱私囊。

而乾隆又是一个非常讲究排场和奢华的皇帝，他对地方官吏的奉承献媚，不仅不加阻止，反而重金奖励，这就更加助长了歪风邪气。

这导致百姓与官府的矛盾逐渐激化，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一些大臣看不过去纷纷上奏劝谏，比如无锡的国子监司业顾梁栋请求爱惜民力，停止南巡，江苏学政尹会也上奏请求顾忌民间疾苦。

可乾隆非但不听，还将这些劝谏的官员罢官、下狱，后来实在没办法，才装模作样的训斥一些浪费钱财的官员，并对出巡经过的州县予以免税。

不过乾隆虽有动作，但仍然穷尽排场，在此后的每次南巡中，均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军队3000名左右，马匹6000匹，船舶一千余只，征调民工近万人，耗费两千万两白银。

除了财政上的巨大开支，百姓也吃够了苦头，苏杭等地为筹备南巡队伍所需物资，几乎将市面所有粮食抢购一空，导致物价飞涨。

由于乾隆乐于游玩，手下的官员报喜不报忧，根本不把民众的真实困难反映上去，致使乾隆以为自己的措施平息了民怨。

可事实情况却十分糟糕，有一次巡幸的船队经过扬州，沿岸有很多百姓正在生火做饭，有一人在楼头生火，从远处看过去，火苗闪烁不定，御前侍卫以为有人要刺杀乾隆，紧急张弓射箭，该人应声倒地，当场死亡，此类荒诞事例数不胜数。

乾隆的六次南巡虽然促进了河道水利的改进，并通过增加科举名额拉近了江南士绅的距离。

但更多的是负面影响，乾隆在南巡过程中显露的奢靡排场进一步刺激了官僚士绅的贪婪本性，皇帝尚且如此，下面的官员只会更加明目张胆。

可以说，乾隆南巡对清朝吏治败坏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讽刺的是，乾隆一生都在惩治腐败，却忽略了自己才是腐败的最大根源。直到乾隆退位当了太上皇后，才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对军机处官员说:

“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只可惜此时的大清已是日薄西山，而帝国下坡路的开始就是铺张奢靡的南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