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来了，有人蠢蠢欲动，有人伺机而动，有人按兵不动。

当然，更多的是一群“城头变换大王旗，虽然与我没关系”的吃瓜群众。

但想想那些九五至尊，无论收入、地位还是名望，都不是我们所能企及的。

忽然有一天，房倒屋塌，跌落神坛，“你也有今日”，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别提多爽了。

而且，越是大人物，消息就越隐蔽，则越会满足吃瓜群众的好奇心。

最近，看鉴君就充当了一次“吃瓜群众”。

以为这是本能寺，以为这是威化岛，以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安禄山、桓玄、杨玄感会灵魂附体。

结果，只能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假，但你不能真指望颠大勺的能颠覆乾坤，况且他很可能没怎么读过《孙子兵法》和诸子百家。

01

外国的厨子确实清君侧

在历史上，军-政、文-武关系是一个恒久的话题。

“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确是教员的经典总结，但这个道理却不是他最先明白的。

宋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

作为靠着军队起家的宋太祖赵匡胤，自然也明白军权的重要性，所以才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大戏。

这不是什么秦制国家的问题，把视野从中原王朝扩大到内陆欧亚，也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内亚这些政权，没有做秦始皇的现实土壤，所以保留了游牧部族的封建制度。

但这个并不能排除，他们想做秦始皇，因此构建只忠诚于自身的武装就是必然选择。

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在征服的过程中，俘获了大量的基督徒等其他群体。

阿拉伯统治者发现，阿拉伯人并不是很好的扈从，因为他们不但对统治者效忠，对于底下的封建老爷们也有义务。

而俘获的奴隶，就没有更多的选择。阿拉伯统治者选择让他们充当自己的禁卫军，形成了马穆鲁克传统。

这个制度也被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继承，禁卫军只效忠于苏丹本人，很长的时间内是地中海流域最精良的武装。

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苏丹从未想让他们忘记自己作为奥斯曼帝国附属的地位。

他们的指挥官被称为çorbaci，字面意思是“煮汤的人”，随身带着一个长柄勺来表明他的地位，也就是说，禁卫军的头领就是一个厨子！

当然，这些指挥官实际上并没有给任何人煮汤，但这个头衔意味着他们的奴役生活。较低的军衔也被冠以类似贬义的名字，比如“送水员”。

可这种只服膺于领袖个人的制度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假如老苏丹一旦晏驾，他们未必会对新苏丹服从。

况且，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不假，但要获得他们的忠诚，在人家立功后就必须给予赏赐，提高待遇。

因此，禁卫军和苏丹的关系，更像是彼此合作，但权责不对等的雇佣关系。

一旦苏丹新老交替，或开出的价码不够，禁卫军就容易出现叛乱。

第一次出现禁卫军威胁皇权的情况，应该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t II）小时候。

当时，他大概十一二岁，还是个王子，其父穆拉德二世（Murad II）去征讨东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叛乱，留下小穆罕默德守家。

禁卫军趁就这个机会闹事，说自己的军饷太低了，让这个守家的小王子给他们涨工资，小穆罕默德妥协了。

自十七世纪始，禁卫军日益卷入宫廷政治。

当时，年轻的苏丹奥斯曼二世（Osman II）责怪禁卫军败于波兰军队。

一年后，禁卫军杀死了奥斯曼二世，让前任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 I）复位。

1730年，由禁卫军领导的一场叛乱推翻了苏丹艾赫迈德三世（Ahmed III）。

在奥斯曼帝国的中后期，有很多苏丹在位时就被废黜，或在位时就被杀了，有些还是被残杀的。

这些通常是禁卫军的叛乱和后宫乱政共同导致的惨剧。

这支队伍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暮气沉沉，变得不再彪悍。

他们内战刷足存在感，外战给人当经验包，而且他们学会了手工、经商，战斗力持续下滑。

但这个无可厚非，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信仰支持，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战斗，当不用刀尖舔血就可以赚到丰厚的利益，何乐而不为？

02

清君侧的技术难度

看到没，要说真正保持克制，在君王满足诉求后就偃旗息鼓的，还是人家外国。

奥斯曼的禁卫军叛乱，也从来没想过把苏丹取代，当然了，这其中有很多现实原因。

但盘点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的“清君侧”，最后的结果是“侧”没有了，“君”也被清了。

按照华夏的逻辑，“清君侧”不过是一个大义名分，既不能没有，又不能太当回事儿。

真正当回事儿的，反而下场凄惨。

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不仅没能让天下人感到万象更新，反而一味媾和。

面对金军的大军压境，战略性的退却肯定是必要的，但赵构却将退却搞成了逃跑。

更严重的是，赵构用人不当，丝毫没有给这个小朝廷带来正面的意义。

由于宰此时的刘光世、韩世忠、张俊领兵在外，王渊就成了赵构身边的武力支柱。

王渊本身就没有什么操守，他曾经借着镇压民变祸害百姓，在扬州大溃退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更严重的是赵构任用宦官为心腹。

在国难当头之时，这些纯种骡子依然作威作福，他们强占民居，颐指气使，“凌侮将帅”。

沿途“竞以射鸭为乐”，到杭州日，争相赴钱塘江观潮，“中官供帐，赫然遮道”。

王渊又和宦官的头目康履勾结在了一起，南宋初年的中枢氛围可想而知，有多么压抑。

在这种情况下，有血性的军官苗傅、刘彦泽发动了兵变。

他们借口王渊勾结宦官谋反，等王渊退朝时伏兵将他杀死。

然后拥兵至行宫北门，分捕内侍，“凡无须者尽杀之”。

负责守卫宫门的中军统制吴湛也起来支持苗、刘，他对高宗说：“苗傅不负国，止为天下除害。”

高宗闻变大惊，在朱胜非等人陪同下，被迫登上城楼接见兵变将领。

苗、刘两位将军此时高声历数宋高宗过去的施政失误，在两位将军大义凛然的威慑下，赵构也不得不作出反思的姿态。

没想到，赵构虽然作了有限的让步，但苗刘二人却坚持让赵构退位。

赵构虽然为人不齿，但这个人却是优秀的权力动物，他选择了暂时隐忍。

到此为止，苗刘二人的行为都是正义的。

但由于两人都是肌肉猛男，相对的政治经验就必然欠缺，他们既不懂得笼络其他武将，也不知道与文官保持合作的重要性。

更不会意识到，利用北伐这个口号为自己的行为张本。

相反，他们两人则是将韩世忠等将派驻在外，或收缴兵权。这就把几位大将推到了对立面。

在中枢的宰相朱胜非等人又是政治高手，将苗刘二人玩得团团转。

终于，在韩世忠等人的勤王军一到，苗刘二人就瞬间被捕杀。

他们两人的行为既非叛乱，又非兵谏。从打击宦官等腐朽势力和要求惩罚妥协派大臣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但是，这两人又怀有个人目的，因而其正当性也就遭人怀疑。

苗、刘等人既想夺取权力，又无力控制政局；他们虽然罢黜了赵构，但是由于所掌握的兵力有限，可谓孤掌难鸣。

金兵压境，本身就让百姓流离失所了，此时再起内讧，百姓岂不是雪上加霜？百姓即便对朝廷有怨言，但也绝不会支持苗刘。

不过，苗刘毕竟起到了一丝作用，赵构再日后也不敢再肆意妄为。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清君侧是一个技术活儿，有时候推倒一个烂摊子简单，但不考虑之后如何重建，那就要出大问题。

尤其是清君侧的程度不好把握，当君王满足了你的诉求后，你还继续施压，搞不好会让舆论导向逆转。

03

大戏还在后头

这一天，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心情犹如过山车般刺激。

前半程以为弼马温大脑天宫，后半程宋公明接受招安。

但其实，事件中的人，虽然有一股可观的武装，却没有一丢丢自己的地盘。

与其说像安禄山那种藩镇，不如说更像苏丹的禁卫军，藩而不镇。

可这个人干的却是苗刘兵变一样的事情，怎么看都是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缝合怪”。

好在，此人见好就收，也避免了和苗刘一样的下场。

不过，清君侧或任何形式质疑皇帝身边人的合法性，事实上就是真实的质疑目前权力机制合法性了，也就是说质疑皇帝和质疑皇帝身边的人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所以从这个思路来看，清君侧和造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扯的大旗不同，因为即便真的不再继续触碰皇帝这一符号，也已经完成了皇帝身边人的更替。

而从时间过程角度出发分析，任何具体的事件都有具体的发生过程，从身边人转换到皇帝换人做都不是如游戏中鼠标点击一下即可完成的。

这需要有一群人以及组织在现实中的互动，这就意味着大家口嗨关心的一些新闻热点几乎都是为了转移注意力而产生的。

当然，假如一个人或组织在权力边缘良久，猛然进入了核心，这意味着他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阻力，肯定是有的组织不负责导致“因循疲玩”。

（如果所有人都兢兢业业，是没有韦小宝生存空间的）

总而言之，清君侧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表演，因为一旦清君侧得以可能，说明实权早已旁落，核心并不在于侧，而在于君，这也是为什么清君侧之后往往会发生朝代更替。

所以，大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