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媒体《中国新闻周刊》：成都平原的西南部有一座面积不大的县城，名曰青神。城区西北车水马龙的公路旁，如今是一片开阔的广场，白天时闹中取静，等到华灯初上，广场舞的人群列阵蹁跹，又成了一方乐舞的海洋。

　　就在六十几年前，这里还只是城外的一处郊野。最醒目的建筑是一座土主祠，“青邑桑柘茂于他处”，初建于五代后蜀时期，里面供奉着一尊神像，每年正月二十一，人们会身着青衣前来敬香祭祀。这是传袭了千年的风俗，光绪三年重修的《青神县志》第十八卷便记有：“二十一日，青衣土主会。老幼妇女，以帚拂神尘，以为饲蚕之兆。”

　　在另一卷中，祠庙的来由也有着明确的记载：“蚕丛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常服青衣，教民蚕事。民感德，立祠祀之，俗呼青衣神，敕封土主。饲蚕之家，无不敬之。”而据北宋《舆地广记》“昔蚕丛氏衣青衣，以劝农桑，县盖取此为名”之说，青神之前更早的县名同样缘自这段久远的传说。

　　其实这是历史的一次误读。事实上在蚕丛的时代，兴起于岷山的蜀人尚未将脚步拓展至这片疆土。但由此确实可窥一斑的是，对于之后世世代代的蜀人而言，这位伟大的先祖始终如同基因和信仰一般。最为知名的吟咏来自盛唐时代的蜀人李白，在那首放肆崛奇的《蜀道难》中，他曾挥毫写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然而在留存至今的文献中，关于这位古蜀先祖的描述并不算丰实，只有寥寥数言且颇具神话色彩。西汉侍郎扬雄所撰《蜀王本纪》是可考的最早记载，其中有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此后历代杂史、方志、类书，文字略有差异，但大旨皆从此之说。晋人常璩虽质疑扬著鄙俗，另作《华阳国志》，却仍有“蚕丛纵目”这样的传奇之处。

　　不过1986年的广汉三星堆，两个填满珍奇异物的器物坑重见天日，似乎为这个飘渺的久远传说提供了一份可堪考据的佐证。因为在那些上古遗物里，有许多怪巧狞厉的青铜人像，不仅尖耳高鼻、扁嘴大口，更有着一双瞳孔凸出的大眼，尤其是二号坑里的一副青铜面具，眼球呈柱状凸出眼眶16.5厘米，极尽夸张。一切仿佛都在影影绰绰地提示着，那个长着一双纵目的青衣蚕丛，也许并非完全虚妄的想象。

　　月亮湾有宝玉

　　器物坑所在的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当地人视为风水宝地。那是一片广袤的田野，势平土沃，利于耕耘，每每庄稼长成时都绿意荡漾。两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河流穿行而过，靠北的名为鸭子，靠南的唤作马牧。在马牧河的南北两岸，各有一处突兀而起的土堆，北岸的形似一弯半圆的月亮，因此被称为月亮湾，南岸的则是三个小圆丘，仿佛三颗辰星傍依，故得名三星堆。清嘉庆年间编修的《汉州志·山川志》中，将这里的景致浪漫地描述为“三星伴月”。

　　如今在月亮湾畔的一条水渠旁，依然有一座农家院落，住着一户姓燕的人家。燕家祖上在光绪年间出过一位秀才，被乡邻称为燕师爷，靠着在县衙做事的俸禄在这处风水宝地置下了这份家业。

　　燕师爷生活的年代，附近的田里总能见到许多瓦砾陶片。1929年春的一天，他和儿子在挖蓄水塘时偶然从沟底刨到了一块长约五尺宽约三尺的石板，掀起一看下面满是大小不一、形色斑斓的玉器。后来全家连夜掏挖，得到了圭、璋、璧、琮等四百余件。

　　按照村里老人的说法，这里从前是蜀王的都城，于是推想，这些珍宝必定是价值连城。孰料燕家父子非但没能借此大发横财，反而连遭厄运相继染病。为了破财免灾，燕师爷只好将玉器脱手，“广汉燕家有宝玉” 的传言也就随之盛行坊间。消息也传到了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的耳中，他想法设法从燕家要走了五件玉器，存放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博物馆里。正是在那里，美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葛维汉看到了它们，随即于1934年带领着一支考古队到燕家院子附近进行发掘。

　　这是古老的西南大地第一次经历现代考古学的探索。尽管由于匪患猖獗、乡人排外，整个发掘只持续了十天，但仍然采集到了六百多件玉、石、陶质器物。通过对这些器物及其纹饰的研究，并与殷墟、仰韶、沙窝屯出土文物的比对，葛维汉认为此地存在着一个与中原保持联系的当地文化形态，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末至公元前1100年——即黄河流域的西周初期。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李太白的诗笔向来狂放，不过当他在《蜀道难》中写下这一笔时却并非全然夸张。过往的历史记录中，古蜀与中原的确鲜有联系，比如依据《蜀王本纪》来看，双方最早的接触要到东周战国的秦惠王时期才发生。《尚书·牧誓》中倒是记载了周武王灭商时，蜀与庸、羌、髳、微、纑、彭、濮八个盟国有所参与；而《华阳国志》更是将古蜀的创立纳入中原神话：“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但如民国学者顾颉刚论证指出，《牧誓》之蜀仍是汉水流域的蜀人而非岷江流域的蜀人，《华阳国志》则是在“民无二王”的意识下有意将蜀之称帝称王者归于周的世系而已。

　　故而，葛维汉的发现虽浅尝即止，却如开山辟路般打开了通往西南故邦的一条隧道，初步证实了古蜀王国不但真实存在于九州大地，还具备了相当可观的文明程度，更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着若干相似相同相通的联系。在此之后，郭沫若、徐中舒、卫聚贤、郑德坤等一批中国学者也纷纷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川西坝子上这片埋藏着无限可能的神秘腹地，顾颉刚更是前瞻性提出了“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不仅彻底否定了几千年来人们信奉不二的“巴蜀出于黄帝”，也事实性地开启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思路。

　　这份对于古蜀文明的探寻热情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代。曾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而与葛维汉有过密切交往的冯汉骥，就在1953年又到月亮湾做了一次调查。而冯的学生、时任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的王家祐更是四赴广汉，就在1958年的一次踏勘中，他发现月亮湾文化层的内涵与隔河相望的三星堆是相一致的，从而将对这片古蜀遗址的观察与认识再向前推了一步。

　　1962年，冯汉骥再次来到了月亮湾，站在高高的台地上望着远处的三星堆，他信心十足地说：“这一带遗迹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为了推进这一判断，次年他便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四川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了一次发掘，对地层、玉石器、遗址性质等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和推测。

　　而与此同时，新繁水观音遗址、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都在共同指向一个愈发明晰的答案，那就是西南一带传说千年的古蜀王国可以确切地追溯到殷商时期。只是关于它的政体、性质、王权结构、统治范围等，还需等待前世留存的更多线索浮出地表，然后逐一揭秘。　　

　　文明的浮出

　　“三星伴月”的景致，如今是看不到的，因为那三颗像是辰星般的土丘只剩下了半个，高度也比从前矮了许多。1970年代后期，这里的公社大办砖瓦厂，三星堆的土被一方一方地送进窑炉，然后变成了一块一块的砖。

　　但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此，新的狂飙抹掉了旧的痕迹，却也无意间给予了旧时代一个“归来”的机会。在滚滚窑烟遮天蔽日的笼罩下，1980年代起，三星堆终于迎来抢救性的发掘。此后六年时间，大量的玉、石、陶及灰坑、墓葬、房屋遗迹等被发现，借助碳14测定和树轮曲线校正，地层分期与相互关系也得以初步确认，“三星堆文化”的概念也就此提出。同时，通过对梁埂的探查和周边地区的调研，一个“三星堆古城”的设想逐渐浮现——鸭子河以南至三星堆区域可能存在过一个人工修筑的中心城邑。

　　1986年，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发掘开始了。3个发掘区，53个探方，16个地层，1275平方米的勘探，让古蜀王国的发展轮廓呼之欲出。以发掘主持者林向、陈德安、陈显丹为代表的考古学家们认为，三星堆遗址可以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个年代学体系，并成为古蜀文化断代分期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1986年7月18日，砖厂职工在距离三星堆东约80米的一个斜坡边取土时，挖出了十几件玉器，同时土坑中还散落着一些明显经火烧过的碎骨渣。随后1号坑的发掘拉开了序幕，经过十四天的仔细清理，一个长4.5米~4.64米，宽3.3米~3.48米，深1.46米~1.64米的夯筑土坑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坑内以清晰有序的方位堆放着不同类别的器物——东南坑壁附近是大型玉石器，西南方则是青铜类器物，中部是象牙且有一批门齿从北向南呈“一”字型排列。

　　最令人瞩目的无疑是坑正中偏西位置出土的一根长1.43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463克的金杖，其上雕有人头、鸟、鱼三种图像，内芯残存炭化木渣。在现存的文献中，人类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首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黄金饰物，大致与夏同时，而在殷墟等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黄金制品也大多只是饰件。因此三星堆的这支金杖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必定象征着古蜀社会某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

　　就在1号坑的发掘刚刚结束时，其东南方向约三十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尊青铜人头像，仰面朝上，阴森冷峻。从这个头像开始，又一个长5.3米，宽2.2~2.3米，深1.4~1.68米的夯筑土坑出现了，坑内遗物远超1号坑的数量，共计1300件，其中735件为青铜器，一个更加庞大的青铜世界被倏然打开了。

　　在这些青铜器物中，4尊金面青铜头像、8棵青铜神树、铜人身形牌饰、大立人像、纵目大面具以独有之姿夺人耳目，它们在造型上与青铜时代已发现的其他青铜遗物是那么迥然相异。此外，三件形制特殊、被发掘者指认为“神坛”及附件的青铜器物也尤其引人注目。其中编号为296号的神坛主体最引人注目，它在埋入时曾经火焚，一半已被烧熔，剩下的一半也变形解体，但经过拼对复原，大体可以观察到全器的原貌：下层为圆盘状兽形座底部上立大头、长尾、四蹄、单翅的两尊神兽；中层为圆形底盘立人座，承托在神兽的独角和单翅上，座上四个持物的力士面向四个不同方向；上层是立于山形座四瓣体上的方斗形顶，方形顶为空镂盒形，中部每面铸五位持物的小立人，四角上端各有一只展翅的立鸟，在一面上部正中铸一鸟身人面像。而在方形顶的最上端还有一个收缩的方形接口，或应还有拼接附件。

　　上古时期的中原地区，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一种中介物，青铜器承担着重要而尊崇的祭祀功能。因此数量巨大又充满狞厉之美的青铜出土，无异于找到了一把打开三星堆人精神信仰、礼仪制度与崇拜仪式——甚至包括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关键钥匙。

　　如同一张名片，这些神秘的遗物将三星堆推向了举世瞩目的视线中心，也将三星堆研究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往文献中，为秦所灭之前的古蜀被描述为一个“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化外之地，器物坑的发现无疑突破了这一认知，它向今人展示着那个遥远而神秘的王国曾经拥有相对成熟的王权与神权，拥有不逊于中原的灿烂文明。　　

上图：1986年，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受限于当时的条件，现场裸露在空气之中，没有被完全封闭保护起来。供图/三星堆博物馆下图：2021年3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摄的4个大小不同的“考古舱”。图/新华

　　迷雾重重

　　器物坑是一道问号繁多的题目，有待漫长的破解。最为显著的首先是那些怪巧另类的遗物，其后的三十余年里，它们持续地聚集着人们的关注，并且牵引出了无限的猜想。

　　这些遗物的确充满谜团。且不说大量残损不全的碎片仍待拼对复原，即使是一些相对完整的器物也仍然存在无法确认的争议。比如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的大立人像，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的双手环握中空，有人认为应该是持有玉琮，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象牙，还有人认为并无持物，只是一种挥舞的手势，并且其身份为何人同样未有定论；再比如那根象征权力的金杖，究竟是代表王权还是代表神权抑或是政教合一的王者之器，始终看法不一，同时关于平雕其上鱼鸟图案也有不同看法，在传说中第三代蜀王其名便作“鱼凫”，本意就是一种善于捕鱼的水鸟，所以金杖之符是否证明此说非谬亦未可知。

　　2号坑出土的三件青铜面具同样颇为神秘。尽管两个器物坑中的大量青铜人像，无论造型如何，面部形象看上去都十分奇特古怪，但这三件面具尤其夸张，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中空的眼球直径13.5厘米，凸出眼眶16.5厘米，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形圆箍。其鼻梁上方有一个方孔，可能原本铸有精美的额饰，因为在另外两件体积略小形状接近的面具中，有一件就在相同的位置饰有立体夔龙或云雷纹状饰件。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这样的记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因此，一些学者在看到几件纵目面具时便认为这可能就是“烛龙”，并且在坑内其他青铜器上的各种龙之形象，应该都与此传说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从读音上看，烛龙又可视为祝融——据《山海经·海内经》，这位兽身人面的神就降居在岷江。最直接的猜想当然还是归于传说中的蚕丛，因为《华阳国志》中直接说过“蜀侯蚕丛，其目纵”，这些面具或许正是远古蜀人对祖先形象的生动追记。

　　更为难以捉摸的还有青铜人身形牌饰。只见它通高46.4厘米，形似一个无头无臂的人体，上部如穿衣袍，下有双柄似双腿，下端饰凸弦纹。器身装饰图案，主题纹饰为两组倒置的变形鹳鸟纹，鸟喙长及等身。根据鹳鸟能够预知降雨的习性，一种观点认为牌饰寄托了蜀人想要汲取其力的希望。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牌饰表现的是岷山的形态，双柄即为山上的若木。它的放置方法也甚是叫人费解：倘若将牌饰视为人形，形如双腿的双柄就应该朝下放置。但这样一来鹳鸟图案便倒了，而且不带双柄的一段还有一道较宽的边缘，三星堆中具有这种宽沿的其他器物均宽沿在下。同时因为两柄之上铸有凹槽，虽貌似人腿却不尽符合生理特征，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形器物。

　　除了具体的器物，就连器物坑本身都存在着难以解读的答案。因为2号坑几乎没有考古学中重要的断代物证陶器出土，加上三星堆地处偏远，不能完全依靠交叉断代法来根据器物艺术风格对年代进行类比推断，所以关于1、2号坑的绝对年代和先后顺序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包括坑的性质，历来也有祭祀坑、埋藏坑、墓葬坑、火葬坑、窖藏坑几种意见，其中持埋藏论者又分为战争说、政变说、神庙失火说、宗庙神庙器物分别埋藏说等。

　　对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本质上关联着对三星堆文化缘何衰亡的推测。作为彼时三星堆考古队副队长的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得神灵保佑或宽恕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这种乞求行为背后有着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三星堆人很可能面临着某些特大问题。而这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敌的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尧之洪水”的灾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长赵殿增也是祭祀坑观点的坚定支持者，由坑内种类多样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测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社会财富贡献神灵，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最终在一次次燎祭祈福无效后不得不告别故土迁居他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则认为，连神像在内的所有珍贵器物通通埋藏并不像是祭祀所为，而可能是由于三星堆文化过分强调宗教，导致财富被集中于神权贵族，打破了其与世俗贵族之间的权力制衡，从而引发内部冲突，在这场政治变故中城市被破坏、神庙被烧毁，等到变故平息，三星堆人“出于某种考虑不得不将神庙的这些物品埋藏在祭祀区附近”。

　　不同于这种紧张冲突状态下自行进行保护性埋藏的观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埋葬来自敌对国家或族群。在当时的一场战争中，三星堆王国的城池被攻破，宫殿神庙被烧毁，战败者的社神、社树和礼器等被战胜者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甚至可能是一种厌胜性埋藏，即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

　　种种困惑与争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考古进程本身的未完成。孙华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其实是在“盲人摸象”：“1、2号坑有个致命的问题，它只是两个坑，是不全的，无法从整体上来考虑。”

　　2019年，四川省启动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址的再考古随即启动，1、2号坑所在区域布设下三条探沟。11月26日，在距地面50厘米的地方，一条规则的线条被发现，接着一个边缘几乎呈直角的坑被清理出来；12月2日，在又向下发掘了90厘米后，一件青铜器物的边缘露头了，编号K3的新器物坑就此掀开了尘封的一角；再之后，4到8号坑也陆续被发现。

　　随着这6个坑的发掘，围绕器物坑的部分问题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通过碳14测年，以及8号坑顶尊蛇身人像与2号坑青铜鸟脚人像残件、3号坑顶尊跪坐人像和8号坑青铜神兽的成功跨坑拼对，初步可以判断几个坑的形成时间大致相同。而八个坑所处位置同在一个以红烧土平整、黄土铺面的长方形广场东南部，且形状和朝向相同，除5、6号坑坑口较小深度较浅外、掩埋物无规律也没有象牙，其余六坑大致相似，则基本可以确定掩埋是三星堆人自己在有序规划下进行的。

　　只是在众多的疑惑面前，这些认知上的推进与更新仍不免相形见绌，诸如掩埋是一次性进行还是分次处理等问题依然没有直接答案，有关祭祀坑还是埋藏坑的争论目前看来也还会持续下去。但正如考古学者许宏所说，这样的情况不唯三星堆研究，“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研究对象因相隔久远、资料支离破碎而显得扑朔迷离，研究结论也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者所在多有”。　　

左图：三星堆131斤重的青铜大面具出土现场。供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右图：三星堆出土的1号青铜神树。图/新华

　　从“坑”里跳出来

　　不过对于三星堆而言，有一些原因似乎是独有也需要独自面对的。比如据孙华介绍，与三星堆遗址材料的丰富度相比，三星堆文化的材料是有所缺乏的：“我们说一个文化，它是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内特征明显的一个共同体。但是三星堆很奇怪，这个文化就分布在三星堆遗址和周围的沱江冲击扇，成都平原的主干几乎没有遗址，好像没有基层聚落来支持它，只是在三星堆文化末期才有发现。我们缺乏连绵的多层次的遗址做支撑。”

　　过于庞大、耀眼的掩埋遗物对三星堆遗址与文化整体的研究和探索也构成了些许干扰。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曾坦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工作的计划性，同时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仅上千件埋入时就被有意打碎文物的修复、整理、研究、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而且社会各方面对这批文物的关注和需求，使我们无法正常地继续原有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考古报告的发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就在论文中表示过：“从祭祀坑旁边的三星堆开始，兴奋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新的探索，自然就忽视了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表。1980年发掘后发表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这样及时的发掘—整理—发表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时至今日，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资料，除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三星堆祭祀坑》，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的三个简报，没有详细的正式报告。

　　而除此之外，孙华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遗物光环在认知上构成的某种障碍：“三星堆发现了其他遗址、其他文化很难发现的那一套东西，所以它会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我们会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很发达。但是三星堆不是这样的，三星堆的所有东西都在（器物坑）这里了，城内没有发现什么青铜器，城外也没有，它的青铜普及程度并不是很高。”

　　早在1、2号坑发现时，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就发出过一个冷静的提醒——要从“坑”里跳出来。事实上，器物坑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从时间上讲，器物坑只代表了三星堆文化并且只是后期——存在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至前1000年左右的遗址整体，总共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遗存；从空间上讲，它们在3.5平方公里的城址内也只占据西南一隅。

　　对城墙的寻找其实是先于器物坑的。在1985年的调查中，残长1000余米的东城墙和残长600余米的西城墙便得以发现，只是此时对南北城墙的判断尚不充足。1989年，三星堆土埂以南约500米的“龙背梁子”被确认为残长1050米、人工垒筑的南城墙。与此同时，通过地层迭压关系，也确定了城墙的建造年代在三星堆遗址二期（相当于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末至三四期（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虽然此时城池以北的防御还被认为是以（鸭子）河为障，但对城址规模的计算却与后来的面积几无差别。到2015年，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马屁股城墙的确认终于勾勒出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城址范围。

　　一路的调查和勘察中，内城的城墙也随之浮现。原来在三星堆城内的西北、西南和东北，先后还有月亮湾小城、三星堆小城和仓包包小城三个内城。在孙华看来，三星堆最终呈现出的城市格局包含了一种“法天象地”的思想内涵：“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形成了城北是世俗区，城南是宗教区，中间有一条（马牧）河隔开，整个看起来是一个田字格。”他认为这是三星堆对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样的一种城市规划，被金沙继承。古蜀国的最后一个都城，成都城也是这样。这种都城规划被秦始皇看中，所以建咸阳时，‘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最后的一个集大成者则是隋唐的洛阳城。”

　　2005年，月亮湾以西的青关山台地又发现了一处夯土建筑台基。对于基址之上具体的建筑形态及功能，学界再次产生了不同观点，但其为一大型建筑是显然无疑的。因此，由内外城墙、大型建筑和祭祀区域共同构成的三星堆遗址，在毁弃之前是一个中心都城应无可否认。

　　而伴随1985年十二桥遗址、1995年宝墩遗址和金沙遗址、1996年鱼凫村遗址的发掘，三星堆文化上接宝墩文化、下接十二桥文化的衍进路径，甚至包括古蜀先民的迁徙轨迹，似乎都在不断接近一个愈发清晰的历史真相。但谜题依然远未尽止。在目前确认的城址范围内，三星堆遗址还没有道路被发现，路网结构尚不清楚；三星堆文化的墓地也没有发现，1997年时西城墙外约500米处虽然发掘出了29座小型墓葬，但其出现的时间是早于三星堆城的，属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的阶段，由此三星堆文化对死者的处理方式也就同时成了一个未知之谜；而八个坑里埋了如此多的青铜器，遗址上迄今却没能发现任何一个手工业作坊或者铸造工场，以至于有人认为此处的青铜器是长江中游的人制作的……

　　除此以外，逼向谜底的路径也包含在许多或许只是奢望的期待中。连同陈显丹在内的许多考古学者，在几年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就表示过，希望未来能看到巴蜀文字的出现。

　　向地表之下寻找湮没已久的文明，永远就像是剥洋葱，只能一层一层耐心又审慎地揭去历史的尘埃，不断靠近那个真实的过往。在此之前，任何迟疑、尝试与论争可能都要比一个急切而草率的定论更加务实。对三星堆的探索概莫能外。这条漫漫“蜀道”，同样“难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