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文革正在拉开序幕，在林彪“政变经”发表三个月后，紧接着就发生有人从杭州发信，策动朱德老帅起来发动政变的匿名信案件。具体案件情况如下。

据当时公安部一局派专人来浙江省公安厅介绍称：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老帅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主席。公安部谢富治部长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

浙江省公安厅由副厅长丛鹭丹负责，抽调刘德芳、谢士栩和我一共六七人成立专案组着手侦破。此案因发信邮戳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

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1956年毛主席在杭州，厅领导要我将海外重要情报照上述要求抄报毛主席），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

在此期间我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内部高级宾馆）、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我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我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我们工作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

同年12月，我在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我与丛关系较好，1957年反右时他私下要我多听少讲，当时算是保护部分骨干的措施）。我大胆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我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在我这里说算了，千万别在外面乱说。”僵持几秒钟后他关上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也有想法，回去什么也别提……”我点头说：“我懂。”

1967年2月传出所谓“贺龙兵变”之类传闻，张张扬扬一阵后又偃旗息鼓，无非配合林彪的“政变经”的正确预见性。不久，戚本禹提出“打倒黑司令朱德”口号的大字报，北京红卫兵举城响应，毛主席出面阻止说：“这样提不妥，朱毛朱毛，国民党的时代他们要杀朱拔毛，他是司令，我是政委，他成黑司令，我算什么？朱德是红司令。”一时间所有攻击朱德的大字报销声匿迹。这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亲自出面保护一位领导层干部的讲话。事后从传闻中知道毛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认为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而表示不满。文革开始时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林彪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同时批判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与会的纷纷跟从批判朱德老帅，甚至有的说“毛主席说你是党内中常委中的定时炸弹”。然而不到一年，毛主席来个大转变，亲自表态：“朱德是红司令！”应该说那支测量朱德忠诚的体温表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老帅能躲过一场灾难。

不久砸烂公检法中，王芳、吕剑光、丛鹭丹三位厅领导被押往北京审查，我则在机关被隔离审查，我一直为自己讲过“此案是一支体温表”而忐忑不安，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是属于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大罪，是决死无疑的。直到后来我与丛鹭丹先后被解除审查，见面会心一笑，卸下一个沉重包袱。

此文倘能得到有关人士的补充或纠正，我将十分感激。因为历史不能被弯曲和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