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对于为国效命的军人往往都十分的尊崇，哪怕是战场上失败被俘，只要是力战之后无奈的选择，往往都会得到理解。比如美帝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就是越战飞行员，座机被击落而被俘，在战俘营中过了5年，归国后成了英雄并从政。

再比如英国、阿根廷马岛战争中，最初守岛的英国士兵因为势单力薄，在被阿军包围后没有抵抗就投降了。但是回到英国依然得到了民众的鲜花与掌声。甚至美军这样的强悍军队，从来是不鼓励士兵誓死不降的。在美军基本准则——《美国武装部队行为准则》中，强调了投降的条件，“当个人无法躲避，进一步战斗只会导致死亡而敌人没有重大损失时，应考虑投降……俘虏并不意味着耻辱。”

但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妥协的传统，也没有珍视生命的这种观念，往往把投降当作一种莫大的耻辱。历朝历代都把誓死不降当作军人最壮烈、最值得称道的最终选择。特别是在中共军队这种意识形态当头的军队中，士兵只是集体主义荣誉下的一个棋子，是绝不允许苟且偷生这种说法的。在中共军队中，只要是投降，不管何种缘由，不管有多大功劳，都没有好下场。

中国吹嘘最多的和美国对抗的战争，朝鲜战争，就诞生了诸多关于战俘的悲剧。这里中共有个鲜为人知的卑劣动机——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部队，主力是内战中投诚的国军部队。中共信不过他们，所以就借朝鲜战场，把这批人拉去当炮灰，反正死了也正好完成了中共消耗这批国军的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绝大部分选择去台湾的真实原因——因为这批国军心里也很清楚，中共就是要他们当炮灰。1953年，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达成的停战协议，双方战俘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择去向。在最后一批被俘的未直接遣返的14687名志愿军中，14235名选择去了台湾、12人选择去了印度，仅有440人选择回到大陆。

之前被强制遣返和自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共三批7110人。回国的这批人，命运都很悲惨，包括高级将领。

吴成德是志愿军第180师原政治部主任，是中共战俘中官阶最高的。1951年2月，180师入朝参战。仅仅三个月后，在朝鲜北汉江一带被联合国军三个师包围，近5000官兵被俘。

吴成德为了带着伤员一起走，行动受阻，没有能够顺利突围，只能带着剩下的少数人躲在敌后打游击。14个月后仅剩下3人，最终弹尽粮绝于1952年7月10日被美军俘获。在战俘营中，台湾方面极力争取他，但他坚持回国。

归国后吴成德被审查长达2年，最终被开除党籍、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吴成德后多次申诉，要求老领导接见，陈述冤情，皆未能实现。毛泽东对此有批示：“问问他，为什么活着回来？”为此吴成德患上轻微精神分裂，言谈举止一度失常。

在农场干了22年后，吴成德才得以携家人于1975年回到老家山西的运城市安家。1982年中共宣布对他平反。他说：“我对党组织、对祖国问心无愧，恢复我的级别和待遇是应该的，我的意见，党籍就不必了。”

杨玉华是归国战俘中唯一的女兵，时年仅有16岁。她从小失去母亲，是被外婆养大的。她瞒着外婆悄悄入伍后，在180师当护士。入朝参战不久因为被包围，负伤的杨玉华被搜山的韩军第6师俘获。

杨玉华被俘后，美军将她送到位于釜山的专门关押朝鲜女战俘的收容所，直到1953年8月归国。

回国后杨玉华被审查了将近一年，才得以返回四川内江当了一名老师。文革中，她的丈夫——同样是归国战俘的刘英虎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重判20年，她被逼离婚。因为朝鲜的经历，杨玉华自己也没有躲过冲击，文革中曾被整天挂牌子跪着晒太阳。从此不敢轻言自己的参战经历。

与杨玉华同期的女战俘中，另有63名女战俘选择去了台湾，这批人受到了宋美龄的接见。宋美龄对她们说：你们基本都是农家女儿，要趁年轻抓紧上学，学些知识和本领。后来，这些女战俘大多学习护理和剪裁，在台湾嫁人。

180师539团的战士丁先文，自己是从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他的父亲，在抗战中曾是国军中校。无限忠诚的他在战俘营成立了“共青团敌后斗争小组”，号召战友不要去台湾。

曾经有一个来劝降的台湾军官对他说，你回想一下，按党章和军法，哪一条规定可以当俘虏……你和父亲还是国军出身，他们还会要你吗？

他痛哭过后，依然拒绝。

因为这层背景，他的经历更为困苦。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丁先文向组织坦诚了自己被俘的经过，结果被当即定为“隐藏下来的投敌叛国分子”，当做典型批斗。丁先文大哭：“我经历九死一生斗争才回到祖国……怎么又揪斗呢？”

丁先文随后被当做“美国特务”，以“叛国投敌”之罪名开除公职，关进监狱。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他为此先后4次坐牢，狱中度过14年，出狱后又被管制6年……

张泽石是极少数参加了朝鲜战争的知识分子。他1946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1947年即加入地下党，后来还参加过国共内战。

1951年5月，时任180师宣教干事的张泽石在第五次战役中撤退不及被俘。因为张泽石会英文，他在战俘营中担任战俘总代表与翻译，负责与美军谈判和沟通。当时战俘营中原出身于国、共两军的人对立严重，爆发多次冲突。张泽石曾经带头阻止对方升青天白日旗。为此被美军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

1954年，张泽石与其他俘虏被遣送回中国大陆，审查后被定性为“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为敌服务”，开除党籍、军籍。反右斗争与文革中也没有逃脱磨难，直到1981年平反。

张泽石此后写了30万字的回忆，反思自己这段经历。同时还采访了很多当年去台湾的战俘，两方的命运对比，让他感慨万千。他在2011年出版的《我的朝鲜战争》中写道：“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他晚年甚至认为“那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鲜为人知的是，在被俘的美军中，也有留在中国的。朝鲜战争结束，先后有21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经过中共的政策攻心，拒绝遣返回国，选择在中国居住。但喧嚣过后，最终只有两人——温纳瑞斯（James Geogre Veneris）的和Howard Adams一直留在了中国。

后者很快死于心脏病，真正长期留在中国的，只有温纳瑞斯。

温纳瑞斯来自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在战俘营中被特别优待，在志愿军普通士兵供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作为战俘的他每天都能吃上鲜面包、鸡蛋和肉。来到中国后，温纳瑞斯被授予“国际和平战士”称号，中共给他极大的优待，安排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此后定居山东济南，在山东大学教授英语。在文革中他一度遭到冲击，但在高层的保护下得以幸免。他先后三次结婚，育有4子2女。

晚年温纳瑞斯积极要求入党，但未能如愿，直到2004年去世。他的子女部分返回了美国。

1980年，74号文件《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终于发出，为大部分归国战俘恢复党籍，给予平反，落实政策。

成都籍的老兵李正文、李正华两兄弟当年一同参战，一同被俘，又一同回国。回国不久，无法忍受批斗的兄弟俩一度躲进岷江原始森林，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1982年落实平反政策的时候，当地武装部的两位干部想请李正文写份自传，作为宣传材料。要求李正文去武装部一趟。

李正文当时并不在家。回家得知消息，以为新一轮政治运动已经开始，惶恐不已，当夜悬梁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