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各地中文学校掀起简体字与正体字孰优孰劣之争，这使我想起中国大陆已经去世的名学者吴宓。他在六〇年代写过一篇列举简体字不当与赞扬孔孟思想的文章。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因此文贾祸，遭到严重批斗。从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他被打、被囚、被辱了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在故乡寿终正寝，结束了屈辱的一生。

吴宓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在陕西泾阳出生，一九二一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主任、西南联大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学衡杂志社总编辑。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历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教授，长于西洋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著有吴宓诗集，翻译法国马西尔论“现代美国之新文学”等，是治学勤奋、写作不辍的学者兼作家。

吴宓在一九五七年大陆掀起反右运动之前，曾就大陆推行的简体字发表文章在“光明日报”上，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并认为简体字不应该透过政治压力来推行。没有想到，反右时他因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更成为他的致命伤，导致他被批斗、殴打、羞辱、折磨整整十年，最后被当局从北京遣回西安家乡，郁郁以终，享年八十四岁，是苦难中苟活寿命较长一个“臭老九”。这里简述他被整受害的一段过程，让他在海外的亲友对他有所了解。

吴宓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冲击的。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冲进他在重庆的住所就打，并把他供奉妻子邹兰芳的遗象撕得粉碎，从此以后，大批小斗，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是，吴宓的生命力特别强，任由红卫兵小将揪、打、踢、骂，终于熬到文革结束，真不容易。

综合吴宓被斗的现行罪名，归纳出三个：（一）供奉臭老婆亡灵牌位，把毛主席玉照随便贴在墙上，有冷落毛主席之实，有反对毛主席之嫌。（二）在课堂上向学生放毒，反对简体字推行，怨责口粮不足，说什么“三两尚且不够，何况二两乎？”（三）肆意宣传帝国主义——美、英、法的文化。

红小将命令吴宓跪在毛主席象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仆倒，接着红卫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醒过来之后，红卫兵已离开，他挣扎爬起来闭门思过，检讨自己罪行，销毁文件、日记、著述、文稿、书籍，以免留下罪行挨打。没有想到抄家接踵而来，家里一切有文字的东西都被抄走。几天后，吴宓便被关入牛棚。未几，又被单独隔离，住在一个积水二寸的小房间。房里只有一张木床，工资取消，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维持他的“生存权”。

吴宓生活虽苦，活下去已无问题，但却准备随时挨批斗。十年中斗了多少场，他都记不起了。只知道有两种斗法：一种是集体斗，另一种单独斗。两种都很可怕，每次都挨打，有时左右打耳光、有时有鞭抽、有时用棍打、有时用针刺，不论哪一种方法，都令人疼痛难熬，恨不得当场死去。

斗争的方法虽可怕，斗争的姿态更难忍。在红卫兵一声令下，被斗的吴宓得立正、屈膝、躬腰、低头、双臂前探如喷气式飞机，然后迫他交代、揭发、追问、批判，满场都是吼叫声，他则被拉扯、踢打、辱骂。红卫兵追究吴宓的历史罪名有：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等。对这一切罪名，吴宓绝不抗辩，只支吾二句后就不吭声，这样还可苟延残喘三五日。

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张永清，也在劫难逃被批斗，历史系讲师某君受不了痛苦，攀诬张永清组织一个取代中共的政党，有党章、有纲领、开过会、有人事安排、有发展组织计划、有发展对象，吴宓是其中之一。红卫兵得此口供大乐，视为“特大捷报”，所有被攀诬的人，包括吴宓都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大会小会、个别追查、车轮战术、疲劳轰炸，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

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说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他们才问他好不好玩？最后，吴宓实在受不了，喊叫救命，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耳鼻。

最叫吴宓难过的是：某次他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

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求死不得，但活得难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才停止那种惨无人道的“鼻饲”，但红卫兵继续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要他说出同谋，于是他又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对吴宓来说，这些皮肉之苦已经习惯，也知道如何应付，最使他难忘的还是难友间彼此帮助的情义。正如吴宓所说，那是“牛棚之谊”。

吴宓曾经向亲如兄弟的另一位学者张紫莲叙述一件事，他们学院的年轻院长，是一个只有五十岁的工农干部，是中共中央根据外行领导内行派到学院当院长，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也被打入黑五类，与吴宓等“反动学术权威”一样挨打被批斗。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与吴宓在一起排队躬身，让红卫兵以鞭棒打屁股。为了减轻吴宓被鞭之苦，每次他都在抽鞭挥棒时把臀部向后突出，超过吴宓，所有打下来的棍棒他都承受下来，甚至打吴宓的鞭棒也落在他身上，使吴宓十分感动。这在当时人整人、人害人、人杀人的年代，是十分不容易的一点人性光辉。

吴宓对年轻院长的“义举”很感动，曾多次向院长说：“你怎么可以替我挨打！”院长回答说：“你这样大年纪，又瘦成这个样子，怎么吃得消，再打断骨头怎么办？我年轻、身体棒，多吃几下没关系。”

有一次，四川两派造反派武斗，双方都有长短枪、手榴弹，斗得十分激烈，因此祸及被两派强迫劳动的“反动学术权威”。有一天，吴宓正埋头挥锄、汗流脑轰，突然，在一旁劳动的年轻院长大叫一声：“快！有手榴弹！”说着就扑向吴宓，抱住他向挖好的壕沟飞滚，跌入沟水中，而落在吴宓身边的手榴弹爆炸，弹片四溅，接着枪声四起，土炸弹横飞，院长救了吴宓一命。

吴宓另一个“牛棚友谊”，来自一名女性“反动学术权威”刘尊一。时间已到了一九七二年，吴宓已从牛棚出来，返回西南师范学院，改善生活、恢复工资，校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告诉他“希望他加强学习，改造思想，不要辜负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恩”。吴宓历劫余生，当然对毛主席跪拜感恩。那时，吴宓已经视力衰退、耳聋目盲，看不清楚，也听不清楚，步履不稳，膝腿折断无法复原。住在右邻的刘尊一女士却来结伴照顾他，替他打饭、购物，使他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但这种生活维持不久，又出来两个专搞“群众专政”的男女来找麻烦。他们规定吴宓与刘尊一每天早上七时到下午一时做义务劳动，打扫地面、清理阴沟，但要自备工具，过几天要到专政机关去听训半天、清洁半天，再过几天还得接爱革命群众大会批斗一次，回到家中不准关门，必须端坐屋内反省罪恶，晚上睡到半夜，随时有群众专政的男女闯入屋内踢醒他们查抄，防止他们变天造反报仇。

某次，刘尊一与吴宓在造反派和当权共干押解下去劳动，共干命六十开外的刘尊一把一堆蒿草拔掉，因没有工具挖土，而蒿草根深难拔，她用力过度仰面跌在地下，吴宓立即趋前帮助，被共干制止。共干骂他多管闲事踢了他一脚，命刘尊一爬起来再去拔草，不料此时草丛中跳出一个瘌蛤蟆，那两名男女干部立即改变主意，不再叫刘尊一拔草，叫她去抓瘌蛤蟆。刘尊一没有选择，立即奉命转身去抓瘌蛤蟆，当她奋身前扑去抓瘌蛤蟆时，没有想到瘌蛤蟆比她机灵，快速跳入草丛，刘尊一又再奋身前扑，又扑了个空。此时两名男女共干一面笑一面骂刘尊一这个“臭老九”、“臭婆娘”蠢笨，并命她快把癞蛤蟆抓住，否则有她好看。刘尊一年老体衰，既恐又急，只好奋力再去扑抓，但癞蛤蟆已失去踪影。刘尊一亦已浑身尘土，脸部被丛草刺伤流血，两手也血迹模糊，样子十分狼狈。吴宓眼看老友惨状，放下手中锄地工作，去帮刘尊一在草丛中找瘌蛤蟆，两名男女共干大怒，冲上前去一脚把吴宓踢翻，骂他多管闲事，命他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然后掏出身上红宝书，朗读几段毛语录表示忏悔，折腾到晚上才让他们回去，结束了这段闹剧。

这位被整得灰头土脸的刘尊一来头也不小，她是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抗战期间投身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做过“歌乐山第二保育院院长”，与蒋经国在江西女友章亚若结拜姐妹，章生下孪生的章孝慈、章孝严兄弟后，只有刘尊一去探望、安慰她，并做了两兄弟的干妈，帮章亚若抚养这两兄弟很长一段时间（她从不向吴宓之外的人透露）。

吴宓与刘尊一在受难期间彼此照顾、互相关怀，成了好朋友，但他们所受的磨难、所受的批斗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毛死之后还没有结束，而斗争他们的男女共干仍然把他们视为阶级敌人，硬把他们往死里整。他们的说法是：“让这此臭老九彻底改造，国家才有希望。”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爱国理论。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川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批准从陕西来的吴宓的外甥儿——他妹妹吴须曼的儿子把他接回老家。吴宓不想回去，因为他与妹妹一家人很少见面，无共同语言，而自己已经八十二岁，眼盲腿断、行动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三个女儿与他划清界限，不再认他这个“反动爸爸”。他想留下让刘尊一继续照顾他，但刘自己也患了癌症，不久人世。晚景茫茫，吴宓只有含泪离开四川，两年不到传来他在家乡逝世的消息，那是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十七日。一九七九年中，西南师范学院革委会为吴宓开了追悼会，郑重评价他是“有真才实学、道德高尚、热爱祖国的学者。”

吴宓在九泉之下，知道中共为他“平反”，是不是又一次感谢“党和人民”，再一次向“毛主席”跪拜感恩，并向“祖国母亲”保证不会辜负“毛主席与党和人民天高地厚之恩”。

我之所以这样说，绝无讽刺吴宓之意，假如吴宓历劫不死，活到今天，也会象北京大学另一名“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一样，受尽殴打羞辱后，不但感谢“党和人民”宽大，甚至为中共五十多年的暴行掩饰解脱，并把共产党加害中国人民的政治暴行解释为“父母打错了子女”，子女不应记恨，相反要向“党和人民”交心，叩谢“祖国母亲”不杀之恩，感谢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情。

公元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季羡林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自己被中共解放后所受的种种苦难，包括反右被打倒，文革被欺辱，批林被囚禁，一律无怨无悔，并表示对“党和人民”永远忠心耿耿，绝不会为过去所受苦难而对“党和人民”不满，尤其不会怪毛主席与“光荣、正确、伟大”的共产党，因为党就是父母，而毛主席则是“人民”，其地位比父母更亲，被毛主席和党整肃，就等于父母打子女，子女岂可记恨之理。所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爱党，而且更听党的话，党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在此之前，季羡林把他在文革期间所受的苦难，写了一本谓《牛棚杂忆》的书，在海内外畅销，赚了不少稿费，但“党和人民”似乎不大满意，因此季羡林立即在海内外的杂志上撰文解释，甚至在去台湾访问时，对台湾的文人畅述他对台湾独立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说：“假如不是美国帝国主义当年作梗，台湾早就回到祖国怀抱，达成统一，那么台湾独立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季羡林的种种表现，当然赢得“党和人民”对他欣赏，让他在北京大学做研究所所长，为他出版专书，又委他为人大常委，而“北京大学”那些忠于党的年轻精英更是对他的爱国心表示赞许，即使到了“退休”之年，也要求他继续传道授业，给他高职厚薪，花园洋房，享尽“祖国母亲”的宠遇与厚爱。

但海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季羡林的表现有异议，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学者周质平教授，看到季羡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他的“父母打错子女论”有所批判，并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耻辱，怎么可以这样讨好史无前例的残暴政权？岂可把那些男女共干当作父母热爱？这是什么道理？

周质平教授批评季羡林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副刊，立即引来广泛反应。有人著文回应，有人写信去北京大学给季羡林，痛斥他无耻，其实骂他的人不知道季羡林的表现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不论任何一个共产国家）是常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帝制延续下来的传统。尤其是，当海外知识分子生活得消遥自在之际，季羡林正遭到人类难以忍受的迫害与羞辱，尊严扫地，生命不保。因此，当他历劫不死，焉得不对“党和人民”感恩戴德，这是人类正常的反应，实在不应对季羡林苛责。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季羡林在文革中的遭遇：季羡林真正感觉到浩劫灾难将来的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国大陆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季羡林经过“人人过关”，“人人洗澡”的整肃后，与其他北大教授一同奉命到北京东郊外的南上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才又奉命匆匆返回北京大学参加“革命”。

季羡林当时是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一回到北京就见到贴在校园内批判他的“大字报”，罪名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发表的散文“春满校园”，内容是热情的歌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也把他对北京大学的感情倾注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想到批判他的人认为他歌颂“春天”，而“春天”则象征着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

季羡林看见校园内到处有挂着木牌、被押到台上受学生群众批判的同事、朋友。对于这些牛鬼蛇神，季羡林为了自保，只好远远避开；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被红卫兵上门抄家、批斗。明明他爱党爱毛，却说他对毛爱得不够，挂毛象不热心，再加上他保留太多旧书、旧信、旧文件，这些东西在“破四旧”的活动中，应该被毁掉、扫掉，不可以珍藏留存。

在文革初期，季羡林还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中立消遥派，可以暂时避开激烈批斗打击的待遇。但好景不长，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冬之交，他就被卷入风暴中了。他开始每天被批斗、殴打、羞辱。为了生存，他向红小将低头屈膝，站在毛主席象前叩头问安，检讨罪行。所受到的迫害，不但痛苦，而且残忍，既没有尊严，也没有廉耻。古人所说“士可以杀不可辱”，到了共产时代变成既可辱又可杀。季羡林与大多数知识分子既在六〇年挨饿，到了六七年后整整十年间又挨打又挨杀，一个个都生不如死。

台湾癫疯文人李敖歌颂中共政权，说：自从共产党政权成立，中国人不再挨饿，也不再挨打。这种“幸福”，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资格享受。假如李敖仍留在中国大陆，相信也必在劫难逃，说不定早就向马克斯报到。

神通广大的红卫兵，果然在多次抄家中找到季羡林的罪证：（一）在一个竹篮子里有一堆还没有烧尽的信；（二）他老婶母的枕头下藏有一柄菜刀；（三）有一张石印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照片。这三条罪可大可小，大到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乱棍打死；小到必须被拳打脚踢，耳光相向，凌辱漫骂，背曲腰弯。

在“罪证”确凿之下，季羡林觉得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想自杀。他亲眼看到历史系的汪教授、中文系的总支书程某及其他许多教职员工自杀求死成功。他们有的吃安眠药、有的吃敌敌畏、有的跳楼、有的卧火车轨道。虽然，死后仍被“党和人民”视为“畏罪自杀”；但人死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岂不痛快？

在斗争季羡林的红小将中，有两个是“贫下中农”及“烈属”（类似李鹏的身世）出身的学生，他是因为政治身份极红进入北大求学，其实是根基浅、智商低。季羡林为了贯彻党的政策，特别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结果他们在批斗季羡林时反说季对他们的关心与帮助完全是“阶级报复”，在打季羡林耳光与动手动脚殴辱季羡林时还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

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季羡林几乎天天被打被批斗。家不但被抄，而且完全被毁，在红小将打砸抢下，家中已无一件可用的物品，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于是季羡林决定服安眠药自杀。

季羡林终于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没有活的自由，也没有死的自由，想自杀谈何容易。

就在季羡林决定求死之际，红卫兵突然上门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押去批斗。他们把季羡林带到北大最大的聚会场所，命他面壁站立，与其他牛鬼蛇神一样低头认罪。在认罪的行列中，不断听到红小将的喝骂声及打耳光的声音。终于季羡林也重重挨了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是血，接着背后又挨了一记重拳，然后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几脚，他想转头看看打他的是谁，一口浓痰吐在他脸上。有人高声喝叫：“不许乱说乱动”，季羡林立即低头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脸上的浓痰。

季羡林的忍耐仍然得不到红小将的欢心，接着下来便押他站上批斗台，要他弯腰、低头，并再命他“往下弯，再往下弯”。他支持不住，以双手扶膝，却又招来一顿拳打脚踢，红小将不准他扶膝，也不准他张望。但从批判的声音听去，他只是陪斗，被批斗的主要人物是更大的“反动学术权威”。

季羡林在被批斗时，最害怕的就是游斗示众。解放军、工人阶级与红卫兵联合组成的造反派在第一次游街示众时，把他押上一辆敞棚的车上，车子进行中，群众夹道观看，兴高采烈，但脸上充满对季羡林的刻骨仇恨。他们向季羡林挥拳，往他脸上吐痰，用石块向他投砸，把季斗得昏头转向，不辨东西。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这样仇恨他。好不容易挨完游斗，车子还不知在何处停下，他睁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处，突然被身边一名大汉，飞腿踢中他的后腰，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跌爬在地上。没有想到，他刚想爬，一名工人阶级的汉子冲上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当场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时突然听到有人喝叫：“滚蛋”，季羡林如闻纶音，立即连爬带走离开革命群众，但已混身血汗。

第一次批斗所受的凌虐，居然打消了季羡林自杀的念头，他想：这样重大的打击，他还可活下来，今后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何必求死，他相信会熬过去。

接着下来是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批斗，季羡林尝够了“祖国母亲”加在他身上的惩罚，为了应付批斗，他开始锻炼身体去对抗侵害。他回到睡觉处，自行练习喷射式——低头躬身、两臂后伸、弯膝曲腿。果然身体抵抗力增强，即使被斗三小时，姿势不变，晕而不倒。在此之前，他只需被斗半小时就腰酸腿痛，浑身汗水，身体摇动，脑袋发胀，两眼发黑，耳朵轰鸣，最后是不支倒地，被造反派上来踢打，骂他装死，使他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此刻，季羡林已完全可以应付，真是得感谢毛主席给他的锻炼。

被斗挨打两年之后，季羡林被送去劳改。他以为劳改虽苦，总不致每天受辱挨打。没有想到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可以在路上碰面时鞭打他，看他不顺眼，随时可被掌嘴，踢屁股，弄得季羡林在劳改期间不敢走大路，只敢贴着墙边走阴暗潮湿的小路。尽管这样小心，还是逃不过殴辱。

某次，季羡林走小路，被一枚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插入脚底中间，钉尖深入，拔出来后血流如注，造反派见了，不但不同情，还勃然大怒骂他，并要他滚蛋，然后又把他调去煤炭厂劳改，由当家的工人看管。工人在那些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颈上挂一个十公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他的歪倒的名字，然后再押到台上批斗，所有被送去煤厂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形容煤厂是阎王殿，十分可怕。季羡林每次从批斗台下来，变成了一块没有知觉的走肉，被工人大众象死狗一样拖来拖去，没有知觉，也不知人间还有荣辱。他实在不明白以整人为乐的工人还有没有人性！

在严重迫害折磨下，季羡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睾丸肿得象小皮球，两腿不能并拢，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他爬去医院求诊。医护人员因为他是黑帮，拒绝为他治病。没有想到，后来慢慢就痊愈了。

过了不久，季羡林又被送去牛棚，牛棚内也是地狱。他被迫每天背毛主席语录，如果背错或背漏，就会遭到毒打，并被诬为反毛。他目睹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因背错语录，被打得鼻青眼肿，还有一名学者因背错语录，被当众打耳光，并命跪地向毛主席磕头求恕。

有一位西语系归国华侨老教授，重病在身，起不了床，造反派要他躺在床上接受“改造”，最后被活活打死。在牛棚内有不少人自杀、有不少人发疯。而这些人都是留学欧美名校的硕士、博士。当年都以为中共令“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向中共靠拢，投入中共怀抱，结果均死于非命。

在文革十年中，被整死反而是一种福气，因为活罪更难受。所有在牛棚内的教授、学者，走路不可抬头、不许翘二郎腿，更不准笑。长期管制下，他们一个个低头、并膝，甚至完全不会笑，因为一笑就会被打被辱。笑变成一种罪过，甚至是可能致命的理由。长期下来，这些饱学之士，即使活着，也生不如死。

共产党人深知，平常道貌岸然、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的学者专家，一个个仗着自己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自命不凡。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解放军和莘莘学子。因此，当农民翻身、工人当家，当然应该受到监管控制。在饥饿与暴力之下，这些学者专家，尊严荡然，颜面扫地，为了吃一顿饭，他们向共干奴颜婢膝。为了怕挨打，他们会向当年的学生、现在的造反派屈膝叩头。为了避免受辱，他们可以向那些农工献媚讨好，低声下气有如哈巴狗。

季羡林目睹一名受不了屈辱而发疯的教授，半夜跑到丛林中伫立哭泣，白天看见造反派就跪地叩头求饶，最后还是受不了而上吊自杀，自绝于人民！

最令人难堪的是造反派戏弄牛棚里的男女学者，强迫他们喝尿吃屎、饱痰罐水。如有不从，就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季羡林就经常碰到这种事。

某次，季羡林在牛棚中准备睡觉，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脚跑出去报到，发现是一个姓张的学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学生鞠躬，没有想到张姓学生喝叫：“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回答说：“我不是出来了吗？”季羡林还没有说完，就感到脸上和头上一阵热痛，原来这名学生以胶皮包裹的自行车链条迎头打了下来，接着全身挨了十几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头部，把季羡林打得脑袋嗡嗡响，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闪，直打到混身钝痛、火辣、麻木，将晕倒之际，耳边听到了一声“滚蛋”，他就连滚带爬逃回牛棚内，后面惹来一片嘻笑哈叫之声。季羡林惊魂未定，检视身体，发现眼肿了，五官流血，手脚打木了，好在骨胳未断，只是外伤。

最叫季羡林难忘的是“解放军之怒”。某次，一名“解放军”讯问他，他的反应慢了一点，便被视为顽固抗拒，“解放军”拧住他的胳膊把他押进一座楼内，楼内全部是工农大众、小将学生、“解放军”头，他们叫口号、念语录，震耳欲聋，接着拳头如雨打在他的身上。这些自称不要人民一针一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刻却差一点要了季羡林的命。

这种非人生活一直延到七〇年代，毛死江囚之后才得到平反、宽赦。季羡林这才体会到“母亲错打子女”的滋味，对于“祖国母亲”，他无怨无悔；对美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分子、台独分裂主义却仇大苦深、恨之入骨。这就是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