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是大清倒台之后，由大清银行演变过来的。但是，在袁世凯时代，这个银行由于商股招得比较多，而且，在梁启超做财长的时候，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事实上已经不再是政府的中央银行，变成了带有中央银行特质的商业银行了。北京政府的股份，越来越少，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政府对中行，事实上已经失去控制。

显然，这样的状况，对于中行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对中国民间金融和工商的发展，也大有助益。但是，在北洋时期最后一个当家的奉系，土匪气十足，经常对中行进行勒索，强行摊派。中行虽然顶住了压力，但商人遇见兵，日子并不好过。所以，在北伐开战之后，中行中人，对于南方崛起的国民党人，大有好感。在1927年初，中行三巨头之一的张嘉璈，就主动借给北伐军30万。

但是，蒋介石的胃口，可是不止这些。到了北伐快要成功的时候，蒋介石对中行的要价是越来越高，跟奉军一样，蛮不讲理，动辄就是上百万，而且必须马上拿出来。只是由于江浙财团中人的调停，而财团中宁波商人分量很重，蒋介石家乡奉化，离宁波很近，他不得不给家乡富商一个面子，才没有斩尽杀绝。

到了1928年4月，北伐成功。国民党政府对中行和交通银行的改造提上了日程。按照蒋介石等人的意思，节制资本，控制金融，是国民政府必须做的要事，所以，中行回归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的路径上来，是应有之义。然而，中行的抵抗，是非常坚决的，这个抵抗，背后有蒋介石赖以生存的江浙资本在撑腰。蒋介石父祖两代都是商人，血液里有商人基因，而且，一时之间，还没有这个本钱，跟他的这些老乡决裂，毕竟，国民党内部，不听话的军事派系，像桂系、冯系和晋系，实力还很强，而且，他的大舅哥宋子文，也不支持他来横的。没有钱袋子的支持，他也没那么有底气。所以，国民党政府只得另成立了一个中央银行，同时，赋予中国和交通银行以特别的地位。但是，官股的份额，大幅度增加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中交两行的人事任命的影响力也大幅度增加。尽管如此，中行经过改造，商股依旧占大头，依旧还是商业银行。中行的这个状况，对于民国的十年黄金时期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脑子里固有的影响相当大。对他们来说，国家资本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所以，国家必须掌控国家的金融，掌控了国家金融，才能进一步推行节制资本的大业。在他们的经济宏图中，不仅金融业，所以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事业，诸如资源、重工业，甚至一部分轻工业，都该由国家直接掌控。

所以，到了1935年，中交两行经过了进一步的改造，国民政府用自己发行的不值钱的债劵，作为股本，强行入股，把官股变成了多数，从此，中行和交行结束了自己作为民间商业银行的事业，和中央银行与新成立的农民银行一道，形成了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并存的局面，把这个国家的金融业，彻底掌控在了国民政府手里。做了这一步，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