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盛行，自然也带来告密成风。

统计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的《清代文字狱档》共载85案，其中至少有22个案子，是因告密而人头滚滚的，占1/4强。

其中有群众举报，也有同族同告、亲亲相告，甚至父子相告。最典型的，还是发生于乾隆四十六年的这一案：

1781年三月二十一日，宁国府太平县(今安徽黄山)人焦禄，到县衙向知县周学元举报其族人焦良先、焦永榜，说他们“捏造谤帖，指奸污辱”。

就是编造谣言毁谤他，诬陷他跟人通奸。

这么一件在今天看来很普通的民事案件，竟然惊动了乾隆皇帝。

因为焦禄呈上的作为物证的、据说是被举报者所写的“谤帖”，“内‘大不仁’三字之上写有‘清朝’二字”。

听起来有点绕。其实，就是谤帖上有“清朝大不仁”五个字，这五个字连上奏折的封疆大臣都不敢直接引用，只能描述为“内‘大不仁’三字之上写有‘清朝’二字”。

这就由普通的民事案件上升为悖逆大案了。

知县周学元接到举报，不敢怠慢，第一时间讯问告密者焦禄。焦禄供称，族长焦良先等诬告他跟同族焦永榜之子焦滚来的未婚妻陈氏通奸，将此事写成告帖，贴在焦氏祠堂门首，并将他逐出宗祠，而他火眼金睛，发现告帖里有反动口号，立即将告帖揭下，到县衙告发。

按大清律例，此事若查实，焦氏灭族，那是必须的。

好在知县周学元多了个心眼，发现焦禄在回答问题时言语隐约，为弄清真相，他亲赴焦村，秘密传唤焦良先、焦永榜等当事人讯问。两人供称，“并无捏造谤帖之事”，事实是告密者焦禄跟焦永榜的未婚儿媳陈氏通奸致其怀孕，事发后按族规被逐出焦氏宗祠，没想到竟反咬一口。

双方各执一词，周学元带差人到焦禄家中搜查，一番翻箱倒柜，虽没查出什么“不法字书”，却搜到两张状稿，经笔迹比对，跟焦禄提供的那张“谤帖”同出一人之手，于是再次提审焦禄。焦禄见事情败露，只好招认那“谤帖”是他自己写的，目的就是为了诬害焦良先等人。

案情明朗，焦禄虽是诬告，但“清朝大不仁”五字是他写的，悖逆无疑。周学元不敢擅自处理，上报两江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萨载接报，一刻都不敢拖延，即命周学元将全部涉事嫌犯提解到省会安庆，然后汇同安徽布政使、按察使三司会审。

这一审，涉案人员披露出更多细节：

诬告者焦禄，原名焦四六，是被诬告者焦永榜的族弟，两家比邻而居，常有来往。没想到，焦禄居然跟焦永榜三子焦滚来的未婚妻陈氏通奸，致其怀孕。不仅如此，去年十二月初九晚，焦禄趁焦永榜父子不在，潜入他家，意图强奸焦永榜次子的老婆杨氏。杨氏拼命叫喊，惊醒家婆，遂叫同族人将焦禄抓了现场，拷问出他跟陈氏通奸致孕之事。因为焦永榜父子不在，没及时报官，焦永榜回来后，告知族长焦良先，汇同族中长老审问，焦禄承认了通奸事实。为免家丑外扬，焦永榜同意不报官，只按族规将焦禄逐出宗祠了事。

宗族社会，被逐出宗祠，等于今天的“社死”。焦禄心怀忿恨，便捏造“谤帖”告密，想把族长焦良先等人搞死。

为谨慎起见，两江总督萨载再次让焦禄“当堂默写”，结果“字画相符”，证实那反动口号“清朝大不仁”确是他本人所写，这才结了案。

按大清律例，焦禄之前已犯了和奸罪、强奸未遂罪，“和奸罪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诱)奸杖一百”；而强奸未遂，至少“杖一百流三千里”。所以，如果受害者告官，两罪并罚，他至少被打一百杖，并流放三千里。基本上，能挺到流放地也生不如死了。而受害家属及族长只是将他逐出宗祠，虽有不希望家(族)丑外扬的初衷，对于焦禄来说，也是一种姑息。毕竟，捡了一条狗命，就算以后不能姓焦，也可以离开家乡，到外地混口饭吃。

没想到，受害家属和族人的宽容，换来的竟然是报复性质的栽赃告密。

焦禄为什么不诬告族长等人贪污公款，或者反噬他们也跟良家妇女通奸什么的，偏偏栽政治赃？

因为百姓都清楚，乾隆治下，“悖逆”罪是所有罪行的重中之重，能迅速引起自下至上的重视。

焦禄应该也没想到，他的报复行为无异于搬石砸脚，让他自己在和奸、强奸未遂之上，又加了一项诬告罪。

按大清律例，诬告反坐，“加所诬罪三等”。以什么罪名告发别人，若查实是诬告，就按那个罪名加三等处罚诬告者。

但两江总督萨载最后给焦禄定罪，什么和奸、强奸(未遂)、诬告，那都不是事，罪名只一个：大逆。

萨载在给乾隆的奏折上的量刑建议是：“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胞弟焦文学、子焦秀彩均照律例拟斩立决，幼子焦秀广年仅七岁，母陈氏、妻胡氏照律解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所有房产查明入官。”

乾隆先是在萨载的奏折上加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四天后，三法司核准案情，乾隆再下旨：“焦禄即焦四六着即凌迟处死，其拟以缘坐之焦文学、焦秀彩着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也就是说，诬告者焦禄因为写了“清朝大不仁”五个字，不但自己被千刀万剐，弟弟、儿子也人头落地(从宽只是多活俩月)，母亲、妻子及七岁幼儿被发给官员为奴。

那么，诬告之事会因此案而消减吗？

按《清代文字狱档》的记载，从时间上来看，焦禄案后，至少还有六起因告密而引发的文字狱案，其中有一起也被判明是诬告。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河南固始县百姓胡元杰向州府告密，说他发现该县知县戴如煌所著诗集《秋鹤近草》内有“悖逆词语”。他举了个例，说书中《登平台》一诗有“北口烽火，南渡旌旗”两句，“隐存叛逆”，就是影射清兵入关，南明小朝廷成为汉人遥望的旗帜。

知州陈文纬接报，将《秋鹤近草》看了又看，都觉得所有诗句“并无违碍”。但他不敢擅自断定，遂上报河南巡抚李世杰。李世杰汇同开封知府等官员一审再审，认为戴诗“不过咏怀古迹”，完全是胡元杰“附会解说”，“大肆狂吠”。

但事涉悖逆，李世杰也只能上奏乾隆，并附上自己的定案建议：

查例载举首诗文悖逆，若只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形迹，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又名例律内载诬告叛逆未决者拟斩监候，不及妻子财产各项等语……(胡元杰)若照例拟斩监候，未足蔽辜，应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清代文字狱档》之《戴如煌<秋鹤近草>案》)

几天后，乾隆批给三法司核拟结案：“戴如煌所刻诗章，并无违碍，庸无议。”

一锤定音，是诬告。

于是，诬告者胡元杰也被斩立决。

那么，胡元杰诬告其知县，也是为了报仇泄恨吗？

倒不是。胡元杰本是教私塾的，可能教得不好，“失馆穷愁”，没书可教，穷困潦倒。他在被刑讯之后供认，诬告的目的：“实只意图讹诈，恐所首事不重大不能胁制官者多得银钱，因而丧心病狂妄加注释……”

为了讹诈知县，怕举报内容不够重大，达不到目的，就将知县的诗集“妄加注释”。

从焦禄到胡元杰，再加上二十多年前的赵永德【传送门】，乾隆治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诬告者？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一边说着“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清代文字狱档》之《谢济世著书案》)，一边严打思想“悖逆”罪，于是，此类相关举报也就成了小人报复、讹诈的利器。

但从焦禄、胡元杰最后的下场也可看出，就算是在乾隆朝，告密者也并不都是一告一个准。若被查实诬告，也是要被律法加倍惩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