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广泛的科技禁运政策后，许多来自中国的评论都认为要集中力量、善用“举国体制”来超越半导体科技的瓶颈，突破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运用举国体制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最常被举出的例子是“两弹一星”，不过有人找到当年中国研发核弹的科学家钱三强的夫人、同时也参与此一研究项目的何泽慧在《央视》的访谈中说：“当时做的还不都是抄来的”，引起了热烈的议论。至于真相如何，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由于半导体技术封锁是否能藉由举国体制来突破，事关国家长期科技发展，也是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进行科技竞争的希望所在，甚至带有强烈的受迫害历史情节与自立自强的民族意识，钱三强夫人何泽慧有关研发核弹的访谈在美国对中国科技禁运中显得尤其重要。

这次访谈是由大陆《央视》的专题栏目《大家》节目所做的专访，由《央视》主持人曲向东主持。他首先简要介绍了何泽慧参与核弹研发的背景，访谈中谈到文革时期她被下放农村改造。两人的对话如下：

曲向东：当时是否觉得刚做出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么大的贡献，文革时还要下放农村改造，会不会有点委屈？

何泽慧：我们做这些不算什么大贡献。我说老实话，这个还不都是抄来的，抄谁不会抄呀？我们对这种不感兴趣，如果有什么新发现，这倒是比较有兴趣。

曲向东：您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在居里实验室和钱（三强）老一起发现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当时这个发现的过程？

何泽慧：这个简单得很嘛！你要发现东西容易得很，我告诉你。这有什麽过程？你做工作细緻点就成了，东西就在那，你看还看不见吗？谁都会发现。

中共研发原子弹的过程，始自于1940~1950年代钱三强与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在海外留学的科研人员陆续返国。1955年毛泽东提出要研製原子弹，当时也在苏联协助下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炉，1956年在周恩来主持下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苏联协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协定。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发展“两弹一星”，当年中苏共开始交恶，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们被要求立即回国，这些受到中国礼遇的专家就把技术图纸让中国专家抄，来不及抄的就用相机拍。经过研究人员的努力，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接著在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的研究下，1967年氢弹也爆炸成功。2年后，文化大革命横扫神州，钱三强与何泽慧被下放到陝西合阳干校劳动。

《央视》主持人曲向东也在访谈中谈及这段下放到农村劳动的经历：

曲向东：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做研究的事？

何泽慧：没想过。

曲向东：那心里会不会著急？您是学物理学的，就是要搞研究的啊！

何泽慧：你著什麽急，那时候反正听天由命，听你们的话就成了。

曲向东：钱老的心态也会跟您一样好吗？

何泽慧：他反正不如我。

不少科学家认为，何泽慧在研发原子弹的贡献中高于钱三强，但因中国传统女人的观念，一直保持著低调的作风。她出身于苏州官宦世家，1936年以最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后来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共同做研究，后来也进了巴黎大学的居里夫人实验室，因此也被赠予“中国居里夫人”的称号。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里研究所的资料指出，中国能在短短2年8个月里完成原子弹与氢弹试爆成功，何泽慧经过上百次实验所获得数据可说是居功厥伟。文革结束后，何泽慧进入新成立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她的生活极为简朴，一直到2011年才以97高龄去世。

何泽慧（前排右2）于1936年以最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图为清华毕业与同学合照。（图／中国科学院)

至于中国的半导体工业瓶颈是否能複製当年用举国体制研发“两弹一星”的过程，很多专家认为两者的性质不同：核弹完全是军事用途，半导体则是商业用途；前者可以不计代价制造相对少量的成果，后者则要考虑商品的成本效益。举国体制使用近乎无限的资源，而且只问结果不讲效益，如果花下大量人力物力，才发觉赶不上竞争对手的技术升级，同样会在商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用半个世纪前的技术发展观念，沉醉于当年举国体制的成效，显然已经赶不上讲求速度与效益的新时代商业科技发展模式。尤其是弘芯、泉芯、大基金等案例已有多次前车之鑑，既然已有花数千上万亿人民币的惨痛教训，就不应该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