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9年，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钟书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吴晗出身清贫，凭着勤奋努力，得到胡适的赏识，1931年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1934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才华出众，1937年，年仅28岁的吴晗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

1940年，吴晗到西南联大执教，开始接触共产党。吴晗的夫人袁震，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学生，二人也曾去重庆见董必武。

1943年7月，吴晗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活动，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接受中共领导，抨击国民党统治。

1945年，吴晗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任教于清华历史系。此时，胡适已从美返国，准备就任北大校长。师生二人分别近十年，胡适成为坚定的反共人士，吴晗则与国民党不共戴天。胡适曾和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1949年1月3日，吴晗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14日，毛泽东在给吴晗的回信中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几天后，周恩来找吴晗谈话，向他详细解释了毛主席让他暂时留在党外的原因。周恩来说，中央认为，目前，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更有利于协助共产党搞好与其它党派的关系，因此暂不吸收他入党。

1949年中共进占北平，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代表、政协委员、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1月起，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2年7月21日，吴晗又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请求入党。次日，毛泽东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意思还是认为吴晗的党外身份更有利中共。

1953年，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梁思成提倡保护北京古城，吴晗说“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梁思成在会上数次被气哭。最后，毛泽东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于是，从1954年1月起，北京牌楼开始大规模拆除，到1969年，内城城墙拆尽。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基于此，彭真曾提出：“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1955年，吴晗与郭沫若、沈雁冰、邓拓等文人，写出《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当时反对意见很多，考古学专家夏鼐竭力反对发掘明陵。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适宜发掘陵墓，挖开容易，保护很难。然而，中共执政后要在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考古是其中之一。周恩来在报告上签了字，同意挖掘。于是，吴晗主持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地宫被打开后，里面无数珍贵文物迅速碳化，大多遭到严重破坏。参与挖掘定陵的很多人，后来也连遭噩运，难有善终。担任挖掘指挥的郑振铎飞机失事；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考古专家白万玉晚年神志不清，脑溢血而死……当地农民捡扔掉的棺椁私用，随之七人为之离奇丧命。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又把万历帝后遗骨抬到广场“批斗”，最后一把火把遗骨烧了一干二净。

1957年整风“反右”，在吴晗的主持下，民盟《光明日报》支部率先批判储安平。吴晗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他指出储安平后面有人支持，要求所有《光明日报》盟员与储安平划清界限。

在批判“章罗联盟”大会上，吴晗给党组织上交了他秘密留存的一封信，那是1948年罗隆基让他转交给在港民盟领导人的。信中，罗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然后，吴晗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因吴晗的愤怒“控诉”，很多人遭受了迫害。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储安平生死不明。

1957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历经八年申请，吴晗如愿加入了中共。但鉴于“让吴晗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更有利于协助共产党搞好与其它党派的关系”的原因，直到吴晗离世，除北京市委少数领导知晓外，吴晗被批准入党一事，仍然处于严格保密状态。

早在四十年代，吴晗的学术研究就脱离了纯学术研究，搞政治影射史学。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吴晗搞起了唯物主义史学。在公开场合，吴晗大谈毛泽东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的修改意见如何英明，并且删去朱元璋文字狱的残酷事例。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毛说，在历史上，海瑞就敢提意见，还敢骂皇帝，我们怎么这些党员，都不如一个历史上的这个人呢？所以要找人写一写海瑞。在胡乔木建议下，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接着，吴晗又写成了《论海瑞》，表述海瑞直言敢谏的特性。当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万言书，指出“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所谓“三面红旗”为全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毛泽东大怒，说彭德怀是假海瑞，是“右派”海瑞。这一信息的传出，使得在发表《论海瑞》时，为了“为政治服务”“联系现实”，吴晗在文章的开篇处，也加上一段批彭德怀的帽子，说自己的文章所赞扬的是“敢说真话”的真海瑞，而不是像彭德怀那样的假海瑞。

京剧演员马连良看了吴晗的《论海瑞》后，请吴晗写一个海瑞的戏。1961年11月马连良饰演的《海瑞罢官》公演，赢得一片叫好。当时，毛泽东请马连良到家里吃饭，称赞戏好。

1962年，吴晗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虽然吴晗在学术上能有所成就，与当年胡适和傅斯年的栽培密不可分，但由于政治立场，他已经不认胡适为师了。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

《五·一六通知》后，吴晗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吴晗七岁的儿子吴彰在景山学校，被同学称作“大坏蛋”的儿子。老师让吴晗的儿子、女儿批判吴晗，姐弟俩就回家让吴晗夫妇代为起草批判稿。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有时整天站在阳台的一张凳子上，手举红宝书向楼下革命群众认罪。

儿子吴彰回忆：“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吴家的大门口和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吴晗全部书稿和抄录的卡片，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没收。

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原来的住处，后来被扫地出门。红卫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道，并且随时侮辱、毒打他们。每次被毒打爬起来之后，吴晗就一拐一瘸回到住处，擦去身上的血迹，从抄家后剩下的书里找出马列著作来读。

1966年3月，毛泽东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同时，毛又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管不问。当月，吴晗就被逮捕。次月，其妻子袁震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不久双腿瘫痪，有病不得医，离世。

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吴晗的一双儿女随后被告知：不许他们声张，不许告诉任何人，必须和吴晗划清界限。姐弟俩只能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以悼念父亲。

女儿吴小彦，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逮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

中共的政治运动中，吴晗一家四口人，死了三口。

1979年7月，中共为吴晗“平反”。

评述：

按照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罪责问题》中对发动二战中德国人的四种罪过剖析，对中国大陆的文革罪责的认定，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刑事罪责，是指在文革中直接参与打砸抢的人。

二、政治罪责，指那些虽未具体打砸抢，但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文革后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负有政治罪过。

三、道德罪责，指认同“文化大革命”或在此前运动中为文革推波助澜的人。

四、形而上学罪责，则指在思想理论上制定与鼓吹文革的人。

如果以这此对照，像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否本身就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