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夏之交，我在广院读研，来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实习。这一天是我和一个资深编辑值班。我们的工作就是根据当前宣传重点，从大量新闻片中选编一盘三十分钟的播出带。在选片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条报道，里面竟有久违的胡耀邦的镜头。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条新闻得上。镜头里拍摄的是胡耀邦选举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的投票过程。只见他趋步上前，将手中的选票郑重举起，认真地投入票箱。整个过程只有几秒，可那是久违之后的几秒，是能给千万人以安尉的几秒。镜头中的胡耀邦步履从容，神情坦然，但略显疲惫。看着他的神情，想起他的遭遇，令人气愤，令人心酸。

我开始往上编。一个不当班的编辑看见了说，编了也没用，很难通过审查。那个时候随着胡的下台，媒体受到严控，名字不许提，图像不能出。好几个月，人们见不到他老人家忧国忧民的身影。可人民爱戴耀邦，人民想念耀邦。他虽从高处突然坠下，却并没有摔伤。因为，人民高举起如林的手臂，将耀邦轻轻地托住，放进他们的心底，细心地加以呵护。得民心若此，历史上可有几人？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他多少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哪天着了魔，晴天里来一个霹雳，爆一声，耀邦的中国。果然，那一年耀邦逝世，火山终于爆发。

那个时候面对高压，胆小的避之不及，怕事儿的绕道千里，我很在意跟我一起的资深编辑，毕竟人家有家有口，不像我无牵无挂。可这位老兄，看完我的片子，提了点建议，对胡那条，好像视而不见。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我怕万一出事，给他带来风险，就在送审签名时，先签一个我的，再代签了一个他的，以防万一出事，我把责任揽过来。

可最后我发现，我的伪签名不知何时被划去，他堂堂正正签上他本人的。什么意思，我不怕，人家也不怕。我爱耀邦，人家不比我差。联播组，新闻部顺利过关。下一步，也是最难的一关。是通过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央视领导的审查这一关。

新闻联播的播出程序是这样的。白天由新闻联播组编选素材，编写串联词，然后和播音员图像合成，晚上五点由部、台领导审查批准，六点半准时送机房，七点整播出。那天审片的，是广电部长艾知生，一个副部长，央视副台长杨伟光，央视总编室主任，新闻中心主任，资深编辑老兄，本人。

官当到部长这一级，水平就是高。往好听了说对中央精神领会和执行得好，往白了说是随时随地想到自己的乌纱帽。当胡耀邦的镜头刚播完，停，艾部长发话了。他转回身问，中央对于胡耀邦能否出镜，有没有新的指示，这个东西是谁拍的？

我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也必然出现。事关重大而带敏感性的新闻想从这些官精眼皮底下溜过去，难。伟光，你看呢？这里这个伟光不是问我，艾部长不认识我，顶多有点儿眼熟，因为我已不是第一次参加审片。这个伟光，是问杨伟光。虽然没问我，但我却必须说话了，因为稍有不慎，出镜的事就会夭折。

那个整个下午，我其实都在琢磨各种可能及其应对。我装傻充楞地出来答话，“这是时政组拍的片儿，以前他们不拍，现在突然送来，可能是中央领导的意思。”我这样回答。我在大机关呆过，知道这些官员的心理，极为敏感多疑。素材的确是时政组记者拍摄的。时政组是央视设在中南海的报道组，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班子的报道。我此时的策略是诱导和吓唬。

杨伟光不动声色的看了我一眼，便不再说话。这个杨伟光，也是咱们校友，1961年毕业于人大新闻系，在广电系统德高望重，业务精通，思想开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都是他力主推出的好节目。耀邦下台那天，本不是播音员张宏民值班。但他放着值班播音员不用，指定让穿着中山装的张宏民上。胡耀邦倡导改革，提倡穿西装，刚一下台，播音员马上换上中山装，外电马上评论，中国开始倒退，连服装都换了。

杨是我导师的至交，我来新闻联播实习，我的导师托他管教。后来他是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我感觉我的吓唬战术似乎奏效。因为在当时，胡耀邦虽下了台，但由于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享有崇高威望，各界反弹十分强烈，不排除中央领导适当为胡耀邦恢复名誉的可能。

艾知生在犹豫，要在往常，可能早就一句话毙掉了事。而现在我估计他心里在骂，编什么新闻不行，怎么非给我弄出胡耀邦这么个难题呢。“我看请示一下中宣部，再找那个记者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不愧多年为官，经验十分老道，说话做事滴水不漏。一丝责任都不想多负。这个电话按规矩也不该我打。可我又抢先一步，因为我怕别人没我有心机。反正是当着大家的面打，好像谁打都行。审片室有红机子，直通要害部门。“广电部请示中宣部，最近新闻片中能不能出现胡耀邦的镜头，如不能，请指示。”

接电话的是值班秘书，他说，会向领导汇报。我有意淡化了时间的紧迫性，那时已经五点半，离送进机房只有一个钟头。“如不能，请指示。”那要是没指示呢？那我就会理解成“能”。

于是开始等。时间过得真慢，分分秒秒急煞人。这时我说，艾部长，请您先审查一下备用带。如果中宣部说不能出胡耀邦的镜头，我们就上这盘，里面没有胡耀邦的镜头。还有备用带，你们工作很细致嘛。我们得到了夸奖。我当时最希望的，是把这些头头脑脑的支走，以免他们碍事儿。于是我说，请各位领导回办公室休息，一有中宣部指示，我马上报告，坚决按中宣部的指示办。于是各位离开。

中宣部如果真有指示，还是得按他的办。可要是没指示呢，那可就得按我的办了。我盯着红机子，像盯着定时炸弹。时间好难熬啊，我进行着各种猜想。我猜想中宣部来电放行，这种可能性小之又小。我猜想中宣部来电禁止，那我又该怎么办。是铤而走险，一意孤行，还是委曲求全，前功尽弃？

我想得最多的，是我的设计奏效。中宣部的领导也轻易不敢作主，又请示书记处，书记处书记又在开会。请示来请示去，时间可就不多。差一刻六点半，艾部长和杨台长都打来电话问情况，我答还在等指示。艾部长有点犹豫，“我看用备带吧。这事必须特别谨慎。”

我必须稳住他。我说既然我们已经请示过了中宣部，有什么事责任在他们。胡耀邦出镜不能排除是中央领导的意思。艾部长，我再给中宣部打个电话催一下。电话我打，但我不催。在一旁的资深编辑事后对我说，他看着我跟领导对话觉得特兴奋。一是我一个实习生，一点儿不拿自己当外人；二是一点儿不嫌自己官儿小。

其实，刚认识不久，他不知道我是牢里放出来的（转载者注：作者1976年因参加四五运动，坐过“四人帮”的监狱）。不知道我的正义感有多强，胆子有多大。时间一点点接近六点半，我觉得豁出去而且能成功的时候就要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局势开始掌控在我的手里，我的胆子也同时开始膨胀。

六点二十五分，提前五分钟，我一声令下：送带。一个实习生，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肩负人民的期望，严然成了最高指挥官。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了担风险。我把备用带收好，随时准备失踪。播出带一但送入机房，再想撤换就很难了。因为技术上还有很多复杂程序要作。何况还有一环扣一环的串联词都得重写。即使有备用带，都得乱成一锅粥，没有备用带，这大事故就出定了。

宣传无小事，出了事故部长可能就要丢官。这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有良知和正义感，你那个破官不当也罢。也不光他，这事弄得不好，我也会闯个大祸。挨批，不怕，受处分，不怕，开除学籍，也不怕。当缩头乌龟，不行，知难而退，不行，好不容易逮着的机会，不让我替人民出一口胸中的恶气，表达对耀邦的爱戴，绝对不行。电话铃声又起，去你的吧，轻轻地我走了，分手时道一声珍重。

我很敬佩和我一起的这位仁兄，他未必不知道个中利害，可自始至终，一句阻拦的话都没有，一点儿害怕的神情未露，目光里多是鼓励，多是欣赏，甚至还有几分幸灾乐祸。看热闹的虽说不怕把篓子捅大喽，可他也算主角啊。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开始了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

七点整，新闻联播开始播出，我知道，我们赢了，全国爱戴耀邦的百姓，赢了！我快步走进办公室，刚好看到耀邦的镜头，这个镜头，我今天看了不知多少遍，可此刻，泪水依然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分明听见，其他办公室传来的掌声和欢呼声。

第二天，时政组那个拍片的记者找来了。他问，这个片子播出，你有什么背景，我摇摇头，轮到我用同样的问题问他，他也摇摇头。于是我们互相击打，紧紧拥抱。

两个素不相识的大胆好人，一个想方设法地拍，一个千方百计地用。我们知道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也许有许多人，包括热爱胡耀邦的各级领导在暗中相助。在耀邦的旗帜下，人们息息相通，血脉相连。

播出后不久，就有电话打进来，那晚，央视的总机被打爆。观众说，看见了胡耀邦，才觉得这个党还有希望；看见了胡耀邦，才相信三中全会的精神没有变；看见了胡耀邦，才相信改革开放的政策依然在。

值班编辑跟我说，还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刚说了一个“胡……”，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哇哇地哭。听了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也陪着哭。

央视一带头，各地电视台立刻跟进，人们眼前的阴霾逐渐消散。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干部群众热爱耀邦，是因为耀邦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心上。青年学生热爱耀邦，是因为耀邦从不骂他们是狗崽子，还鼓励他们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是不是好人好党员，以对耀邦的感情划线。谁热爱耀邦，我们就敬重谁；谁跟耀邦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谁反对耀邦，我们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知道，在耀邦遭到陷害的时候，有一位老人拍案而起，替耀邦仗义执言。这个人，叫习仲勋。习老虽身居高位，却一生坎坷。然浩然正气，铮铮铁骨，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又一位顶天立地，义薄云天的盖世英雄，将永远受到人民的热爱与敬重。（本文作者：张伟光（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