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了一次长达14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以伤亡3,500多万人（一说2,0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的代价，非常艰难地保住了中国没有沦亡，但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陷于崩溃，国力空前衰弱，共产主义红祸借机兴起，在中国氾滥成灾，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人沦为现代极权制度下的奴隶已近60年。那么究竟是直接挑发了这场灾难深重的战争？当我们再一次翻开中国、前苏联和日本所揭示的历史资料时，隐隐约约地发现，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黑手在导演着中国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在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刻，作了别国的牺牲品，演出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凄惨壮烈的民族悲剧，堕入了一个更加专制与残酷的国家状况之下。

（淞沪会战资料照片）

　　中国的对手国日本，最后落得无条件投降的命运。那么这场战争究竟是谁发动的？历来一直没有定论：中国方面的媒体说是日本在卢沟桥发动的；但日本不承认。在日本的档案中，一直否认发动战争。国民政府因为当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所以更不可能去主动挑发全面的战争。我们采用剥茧抽丝的方法加以分析，战争对谁有利，谁就有可能是战争的挑起者。事实证明：中共利用战争躲过了国民党的围剿。并且利用国民党在艰苦抗日中独自发展壮大，最后夺权了政权。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日，甚至与日本暗通款曲。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彭德怀因组织了“百团大战”而被毛泽东斗；曾山、潘汉年在抗日时期曾被中共派到上海和南京与日本人私下谈判，要求日本人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中共利用战后民生凋敝，发动内战夺取政权。从动机到后果都可判断中共是中日战争的煽动者。

　　受命刘少奇挑起战争 张克侠侄子主动爆料

　　2005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原来国军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老地下党员，1948年，张克侠与何基沣在淮海战役中阵前倒戈，致使国军惨败。张克侠的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的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于是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此外，根据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第105页《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中的论述，张克侠自己承认：“我在1929年就入了党。1937年4月，肖明同志要我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解放后，刘少奇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文件的原件。”肖明，即萧明，刘少奇的下属，张克侠的上司，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共华北局撤到了延安，经历了毛泽东的延安整风。

　　1937年8月3日刘少奇给张闻天的电报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

　　根据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斯大林死后叛逃到西方的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MGB）官员彼得･德日阿宾（Petr Deriabin）曾说，早在30年代，刘少奇在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时，就开始为前苏联的情报部门工作。此外，刘少奇在40年代仍继续向斯大林递送秘密材料。由此看来，刘少奇并不是始作俑者，他也是受命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了保卫了苏联，进而挑发了中日战争。

　　各方史料只说明结果 没有深究背后的原因

　　中华民国政府是当事人，他们的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是：“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这些都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

　　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支那课军情特务出身），曾在东京大审判中出庭作证。他说卢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后来日本右派都骂他是“日本的犹大”之后，他就不敢说话了。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九一八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宋哲元29军驻防平津地区。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

　　日军也奇怪，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29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中共在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马上后撤太原，太行山地区“游而不击”。刘少奇是中共北方局书记，立此大功，在1943年被提拔为“二把手”，确立他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

　　历史的巧合？张克侠率77军叛变死于七月七日

　　张克侠（1900年10月7日－1984年7月7日），原名张树棠，河北献县侯陵屯村人。1923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加入西北军。1924年加入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任少校科员兼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及队长。任陆军讲武学校毕业生第一营营长。1925年再度加入西北军、任学兵团团副。冯玉祥续娶张克侠妻子李德璞的胞妹李德全，张克侠与冯玉祥结成了连襟。1927年赴苏联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

　　1948年，张克侠（右）与何基沣在淮海战场。

　　1929年7月他于上海经张存实和李翔梧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后遵照党的指示第三度加入西北军，任张自忠师的参谋长。1937年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七七事变后任五十九军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1946年夏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政府谈判时曾与张克侠秘密商讨阵前倒戈事宜。

　　1948年12月8日，于第3绥靖区副司令任内，在淮海战役中张克侠与何基沣率国民革命军部属59军全部，77军大部官兵阵前倒戈，举行贾汪起义，造成国军防线大缺口，直接帮助中共华东野战军歼灭了国军黄百韬兵团。中共建政后任解放军第33军军长、上海淞沪警备区参谋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林业部副部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1984年7月7日去世。也许是上天要给对历史充满迷惑的人们一个明确的暗示，张克侠不仅率领国军77军临阵倒戈，他的去世之日恰好也是七七事变的47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