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40年代的鲁西南，曾流传着这样的“妇德”歌谣：“一学走路要安详，二学裁剪做衣裳，三学寒窑的王三姐，四学磨道的李三娘。”（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王宝钏和李三娘都被视为封建时代贤良女性的典范，但她们的丈夫却是在古代不受待见的“赘婿”。

李三娘的故事来自“四大南戏”之一《白兔记》，故事雏形在北宋民间演绎的《五代史平话》中已经出现，讲述了五代时期的一段传奇。穷汉刘知远被李家招赘为婿，被妻兄陷害看守妖精出没的瓜园，刘知远杀死瓜精、得到兵书宝剑，离家从军，飞黄腾达。妻子李三娘受兄嫂虐待，推磨时生下儿子咬脐郎，托人送到刘知远身边，十六年后咬脐郎打猎追赶白兔，在井边重遇正在挑水的生母，一家终获团圆。

和虚构的王宝钏不同，《白兔记》主角有真实的的原型，即后汉高祖刘知远和妻子李氏。刘知远出身寒微，曾先后投身于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部下，后来自立“汉国”称帝。《资治通鉴》记载：“知远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当然“李三娘磨道产子”的故事就纯属杜撰了。

五代十国时期，以赘婿的身份载入史册的不仅刘知远一人，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也可被视为变相的“赘婿”。《东都事略》记载，他的妻子柴氏（后来追封圣穆皇后）本是唐庄宗的嫔御，庄宗死后被遣回家中。途中遇到大雨，在旅店暂住时，她遇到了一个衣着破烂的男人，是在马铺充当卒吏的郭雀儿，未来的后周开国君主郭威。柴氏一看郭雀儿便认定，眼前这个落魄男人未来必将贵不可言，于是不顾父母反对，直接与他在逆旅中成婚，将从皇宫里带出的财物一半给了父母，一半做了自己的嫁妆。这笔嫁妆正是郭威后来起家的第一桶金。（“周太祖柴后，本唐庄宗之嫔御也。庄宗没，明宗遣归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会大风雨，止于逆旅数日。有一丈夫冒雨走过其门，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见之，惊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马步军使郭雀儿者也。’后异其人，欲嫁之，请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归当嫁节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贵人也，不可失也。囊中装分半与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夺，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谓郭雀儿，即周太祖也。”）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也没有避讳自己做赘婿的经历。《东斋记事》记载，赵弘殷孤身一人在杜家庄院门下避雪。庄院里的人悄悄给他饭吃，见他身躯魁伟，做事勤谨，便禀报了主人，留在庄院干活（宣祖（指赵弘殷）初自河朔南来，至杜家庄院，雪甚，避于门下。久之，看庄院人私窃饭之。数日，见其状貌奇伟兼勤谨，乃白主人。主人出见而亦爱之，遂留于庄院）。不久，杜家庄院的四娘子招赵弘殷为婿，生育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二人，杜四娘也成为“昭宪太后”。《烬余录》的记载与之大同小异，还补充说，杜家庄前有一个“双龙潭”，应验了这里将产生两位皇帝的预兆，因杜太后共生五男二女，宋人还将此作为祝祷多子的吉祥之兆，孕妇坐月子时，父母要送来银盆或彩画盆盛的粟秆，上面盖着锦绣或生色帕子，装饰着五男二女花花样。（《东京梦华录》）  

这些乱世枭雄的经历，可以看作五代至两宋婚姻观念改变的缩影。赘婿，民间俗称“上门女婿”“倒插门”，在宣扬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长期受到歧视。但随着“婚姻不问阀阅”现象的普及，宋代相比前朝对赘婿的接受度有所提高，一部分人甚至将当赘婿作为改变个人命运的台阶，堪称“软饭硬吃”的典型。

古代赘婿生存实录

 “男婚女嫁”为主导的聘娶式婚姻制度，早在父系氏族时代即已奠定，在父权为主导的古代社会里占据强势地位。尽管有研究者将“入赘婚”视为母系社会习俗的残余，但就中国古代整体现象来说，“入赘婚”其实只是性别改变的聘娶式婚姻而已，赘婿地位的低下，正体现出男权社会的强势。

《说文解字》对“赘”的含义解释为：“敖者犹放贝，当复取之也。”“赘”的最初含义与放贷相近，指将钱财放出后再收回。从其字义，亦可看出“入赘婚”与经济的相关性，贫穷的男子无钱娶妻，只能以自身做“抵押物”，为女家效力。贾谊向汉文帝的上疏中，体现了男子入赘多与贫困相关：“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赘”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含义是“多余”。战国时齐国名臣淳于髡出身赘婿，唐人司马贞特意注释：“赘婿，女之夫也，比于子，如人疣赘，是馀剩之物也。”在古代语境中，赘和奴婢常常划等号，如《汉书》的“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注疏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意思是，民间遇到灾荒时，百姓只能卖儿卖女，给人家做奴仆的叫“赘子”，如果三年赎不回来就无法摆脱奴籍了。从“淳于髡”之名来看，“髡”是一种剃掉头顶周围头发的刑罚，侧面说明他曾经的身份很可能与奴婢相差无几。

在秦汉时期，设置了一系列针对赘婿的禁令。云梦秦简中的《魏令律》记录了相关法规，赘婿不能单独立户、不能分田产，三代以内都不能为官，即使三代之后的后代做了官，也要贴上“赘婿后代”的标签：“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乃署某籍曰‘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乃孙’。”后父指的是有子寡妇招赘的丈夫，其实也是赘婿的一种形式。汉代仍有赘婿不得任官吏的规定，并将其视为皇帝的政绩：“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

赘婿还一度被作为国家征召的主要对象，去攻打艰险之地。《魏奔命律》记载：“假门逆旅、赘婿后父，或率民不治室屋……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壕。”意思是，包括赘婿在内的受歧视对象在军中要做苦活，待遇也有差异，得不到主将赏赐的牛肉。秦始皇曾遣派赘婿、商人等群体远征桂林、象郡、南海等地。汉武帝为获汗血良马，曾派李广利率军进攻大宛，军队的组成包括“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七科谪”的解释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将赘婿和罪犯、亡命徒列在一起。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人们自然对“赘婿”颇为敏感。南北朝时期，刘宋有个叫王敬弘的人任天门太守（今属湘西地区，不是现在的湖北天门市），妻子的弟弟桓玄在荆州任刺史，请他们去家中住，王敬弘只是派船把妻子送了过去，并说：“灵宝（桓玄）见邀，正当欲与其姊集聚耳，我不能为桓氏赘婿。”意思是，桓玄邀请我们，是想和他姐姐相聚，我就不以赘婿的身份凑这个热闹了。王敬弘为了彻底避开赘婿的阴影，就这样几年没去娘家接回妻子。在重视门阀的魏晋南北朝，这种心态并不罕见。

到了唐代，虽然国家律令不再公开打压赘婿，但由于贯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社会等级制度，人们对赘婿的看法与前朝差别不大。相传在唐末，有个叫卢议的人给有权有势的郑家当赘婿，三年没有回家，卢议的哥哥卢诰写诗讽刺他贪恋岳家权势：“三年作赘在京城，著个绯衫倚势行。夜夜贪怜红粉女，朝朝浑忘白头兄。”

宋代赘婿地位的一些转变

经过了“自古未之有也”的五代“氏族之乱”，原本壁垒森严的“士庶”界限到了五代后基本被打破，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得到增强，“贱不必不贵”“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取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成为主流观念，甚至出现高官为钱财争娶妻的闹剧，如后来当了北宋宰相的向敏中，竟与张齐贤争娶有家财的寡妇柴氏而闹得不可开交，成为官场谈资（本朝向敏中号有度量，至作相，却与张齐贤争取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在民间，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赘婿关系，也就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在宋代，未婚女子招的婿称为“赘婿”，寡妇招的婿叫“接脚夫”。宋太宗淳化元年，崇仪副使郭载观察到四川一带赘婿现象日益增多，深感忧虑而进言：“川峡富人多招赘婿，与所生子齿。富人死，即分其财，故贫人多舍亲而出赘，其伤风化而益争讼，望禁之。”朝廷的解决方式是“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侧面体现出对赘婿一定程度的接纳。《岳阳风土记》也记载了湖湘一带男人做赘婿的普遍现象：“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赘，生女反招婿舍居。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惮劳苦，无复怨悔。”“无复怨悔”描述了赘婿在女家低人一头的感受。

宋代赘婿有一个外号叫“布袋”，是指做了赘婿后像钻进布袋一样，处处忍气吞声（《猗觉寮杂记》：“世号赘婿为‘布袋’，多不晓其义。如入布袋，气不得出。”）。也有一种解释是，布袋是“补代”的谐音，意思是起到帮女家传宗接代的作用（语讹也，谓之补代。人家有女无子，恐世代自此绝，不肯嫁出，招婿以补其世代耳）。赘婿的另一个别名叫“野猫”，体现出女家对赘婿的不信任：“谓衔妻而去也。”

不过，也有个别情况是男方家境并不差，为了双方家族联姻获得更大利益而出赘，或是女方家庭舍不得女儿嫁出而要求对方入赘的。《岭外代答》还记载了宋时广西壮族地方统治者“峒官”的婚俗，与汉族的入赘也有点相似，结婚后要在女方家的五里外单独建屋供夫妇居住，叫“入寮”，半年后女方才会去丈夫家（婿来就亲，女家于所居五里之外，结草屋百馀间与居，谓之入寮。……入寮半年而后妇归夫家）。不过，“入寮”婚俗建立在峒官对下层民众的滥杀上，男方要以杀女方的婢女来体现自己的威风，即“夫自入寮以来，必杀婢数十，而后妻党畏之，否则以为懦”。

不可否认的是，相当多的赘婿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所降低，却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最明显之处在于经济实力超过了未婚时。宋代洛阳有个焦姓人士当了刘家寡妇的“接脚夫”。刘家家产丰厚，他将当赘婿视为“平生之大遇”。到了南宋时期，多子家庭中有子出赘已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梦粱录》中的《婚嫁》篇写到，婚姻“定帖”时，帖子中需写明男方是否入赘。南宋陶梦桂还为儿子入赘而写诗，提醒他恪守“男德”，听天由命，老实做人：“诲汝汝知乎，家贫乃赘居。奉身须节约，接物要谦虚。勿以清樽污，而于黄卷疏。只须铭此语，一任命何如。”

现实中，经济状况的改变很可能造成男子见利忘义的现象，《夷坚志》记载了一个人入赘到渔民家中后贪图小利、对生母不孝的故事。母亲想念儿子，儿子看到母亲登门时，却连打来的鱼都舍不得给她吃，谎称自己没有收获（至门闻母语声，急藏鱼于舍后，复诳其母，且告之曰：今日风恶，不获一鳞）。

宋代富贵人家的“榜下捉婿”，也可被视为一种另类的“赘婿”。榜下捉婿也叫“脔婿”，此名来自唐代，“脔”有独自侵占的意思，俨然将进士视为物件。当然，未来的岳家们个个出手豪阔，“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苏轼诗中的“囊空不办寻春马，眼眩行看择婿车”，描绘了富豪选择新科进士为女婿候选人的热闹场景。被“捉中”的进士很少反抗，因为岳家的资产或权势也会成为他们未来安身立命的资本，何乐而不为？宋哲宗时官员王蘧还被政敌揭露，他主动去做常州江阴县一个家财巨万寡妇的赘婿。在财富的驱动下，“软饭”当然也能“硬吃”了。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北宋“连中三元”的冯京，被权倾天下的三司使张尧佐看中，来了个“现场抢亲”，派家丁将他挟持到自己家中，逼他当场答应做女婿（奔华驷，拥健从，挟而归于其家，饮之酒而迫促之），冯京因已许婚“以清节闻名”的三司盐铁判官王丝之女，坚定拒绝：“吾头可截，婚终不可易！”《冯京墓志》也记载了张尧佐的逼迫，给冯京围上了金腰带劝他就范，冯京还是推辞了（以金腰公曰：“此出自上意。”公辞曰：“老母尝议王氏矣。”）。张尧佐拿出准备好的嫁妆引诱冯京，随便打开一个箱子就装有五百两银子，冯京仍不动心，堪称“威武不能屈”的典范。

即使在宋代，赘婿也不能无所顾忌

尽管相比前代，宋代赘婿的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不少人可以做到“软饭硬吃”，但享受的权利仍然有限。封建时代的传统婚姻以“夫为妻纲”为核心，设定了“七出”的限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女方触犯“七出”中任一条，丈夫便有权离异。赘婿并没有“七出”的束缚，但妻子和妻子的父母有“休夫权”，赘婿的个人能力往往成为是否被休的关键。《夷坚志》记载，饶州有个叫隗十三的，去王小三家做赘婿，但除了吃闲饭什么都不会（为人无智虑，痴守坐食），王家便将他逐出家门，不让与妻子相见，结果隗十三在妻家门前自杀。宋代文学家赵鼎臣在其《竹隐畸士集》中写了同族堂姐赵氏招赘武姓丈夫的故事，武某丑陋粗鄙，还有赌博恶习，曾被县令抓捕责打，赵氏的母亲和族人商议将有案底的武某休出家门（刑余之人，不可以久辱吾女，必逐之），但赵氏恪守“妇道”，认为与丈夫离婚不合礼法，只能继续吃苦。

另一个问题来了，宋代的赘婿到底有没有财产继承权？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宋真宗时期颁布敕令，规定自立门户、前夫没有直系男性亲属继承财产的寡妇，如果再招赘婿，女方死后赘婿没有继承妻子及前夫遗产的权利，按律令要把田产上交官府（妇人夫在日已与兄弟伯叔分居各立户籍，之后夫亡，本夫无亲的子孙及有分骨肉，只有妻在者，召到后夫同共供输，其前夫庄田且任本妻为主，不得改立后夫户名，候妻亡，其庄田作户绝施行）。但也不排除有的赘婿将妻子的产业变卖后，将钱财偷偷转移到自己名下的情况。

宋仁宗时颁布的《户绝条贯》规定，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户绝之家”，如赘婿或其他亲属在户主生前同住、经营家当三年以上，可以继承三分之二的家产：“若亡人在日，亲属及入舍婿、义男、随母男等，自来同居营业佃莳，至户绝人身亡及三年己上者，二分店宅、财物、庄田并给为主。”但这一条例没有贯彻太久就做出了修订，改为根据实际情况分割财产，并且如果户主有遗嘱，以遗嘱为准。

在现实执行中，因财产分配而发生诉讼的情况并不少见，判决结果通常对男性继承人有利。北宋时，杭州知府张咏曾判决一桩抢家产案，一个有钱人去世时儿子尚小，女儿已招婿在家，立下遗嘱为儿子得家财十分之三，女婿得十分之七。儿子长大后认为有蹊跷，与姐夫对簿公堂。张咏认为，死者分配遗产时故意安排儿子少、女婿多，是怕女婿贪图财产暗害幼子做出的安排，改判为女婿得十分之三、儿子得十分之七，这一判决被当时人视为正义之举。窦州知州郎简也断过一桩赘婿霸占幼子财产的案件，该赘婿的岳父去世时儿子幼小，赘婿伪造了文书，占据了儿子名下的田产。儿子长大后状告此事，郎简经核对笔迹，判定伪造，令赘婿伏法。《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一件较为复杂的案子，刘传卿有一儿一女，女儿季五娘招婿梁万三，儿子季六娶妻阿曹，季五、季六均早死，梁万三试图占据刘家遗产，但官府判定财产全归阿曹所有，成为“明断”的例子，体现出在封建社会中赘婿的继承权排在儿媳之后。

在宋代赘婿逐渐被社会接受的大环境下，赘婿尽管地位较低，也毕竟享有了一部分获得财产的权利，在律令中的身份也有所改变，不再是单一受罚的对象。到了元代，法律对赘婿做了更细致的划分，明确权利和义务：“一曰养老，谓终于妻家聚活者。二曰年限，谓约以年限，与妇归宗者。三曰出舍，谓与妻析居者。四曰归宗，谓年限已满，或妻亡，并离异归宗者。”“养老婿”终生居住在女家，后三种类型则有在岳家生活一段时间后自立门户的可能性，明代统称为“出舍婿”，赘婿在法律上的地位趋于稳定。成书于明代的《西游记》里，塑造了史上最著名的“养老女婿”，高太公对孙悟空如此介绍这位：“指望他与我同家过活，做个养老女婿，撑门抵户，做活当差。不期三年前，有一个汉子，模样儿倒也精致，他说是福陵山上人家，姓猪，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愿与人家做个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