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自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在此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紧张，一方面进行突击性建设，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并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

      “严打”第一阶段，死刑24000人，打掉的基本都是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人员，社会反响最为强烈。公检法对所立案件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各地相继召开大规模宣判会，严重威胁当地治安的违法人员被严惩、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外地改造，一些首恶分子被枪毙。

“严打”期间的死刑大案要案比比皆是，死刑的场面深深刻入百姓记忆中。经过审讯被公审宣判死刑的犯人，须经过游街示众后押赴刑场行刑。前面由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犯人被五花大绑，由于将临的死亡和游街的耻辱而面如土色。他们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有名字、性别、年龄及罪行等，在他们的名字上面还画着黑色的“×”。行刑车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斗争，控诉犯人罪行。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公安人员在旁边维持秩序，疏导交通。

　　当时，各地的校园还经常张贴审判犯人、游街示众、刑场行刑的实景照片，张贴这些照片的本意，与游街示众一样，意在教育民众遵纪守法，希望祖国的花朵从小见证残酷的行刑场面，长大后不会重蹈覆辙。对“生”才刚刚有些朦胧体味的孩子，面对“死刑”这两个字眼，心中生出的更多的是恐惧。血肉模糊的死刑场景印在幼小孩子们脑海里，成为成长记忆里长久挥不去的一抹阴影。

  　 居民区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张贴通缉令和判刑公告。这些公告上，死刑犯的名字下面会用粗粗的红线画上一道，而结尾处，“此布，院长某某”字样的上边则用醒目的红色“√”作为一种严厉的警示。

　　83年“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斗争打击了许多违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生活安定，收效明显。但是这段时间内，对于某些罪责较轻的犯人，打得过严了。

　　1983年初，安徽省蚌埠市，有个名叫李和的小青年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后不给钱，被告强奸。开始被判刑5年。服刑不久后，严打开始，他被改判15年。为了增加“严打”力度，造出“严打”声势，李和改判的布告贴的满街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儿不服气，提出上诉。在严打进入第二阶段时，他直接被枪毙了。

　　还是1983年，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儿，在路上和同伴打赌，开玩笑说敢不敢亲一个女孩的嘴。姓王的小伙儿果真去亲了过路的一个女孩。事后被抓，枪毙了。这一则案子，震惊了当地的百姓。

  　 北京某大学王姓、余姓两个女生，光天化日下在八一湖脱了衣服裸泳，83年“严打”中这名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及裸泳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判决，她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后人们就不会这么看了。历史不幸被她言中，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被主流社会道德接受，但人们对性行为已宽容多了，流氓罪被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是聚众共淫，连犯罪都算不上了。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阶段后，对是否坚持“严打”出现了不同声音。有的提出打击面过宽，个别地方出现“复查风”，此时全国政法会议传达邓小平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严打”阶段的第三次战役得以顺利进行到底。（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