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3日，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集结了四百多人。

他们身穿白衣、头绑布条，一边高举希望获得台湾居民身份的口号，一边齐唱着一首凄凉的歌——《亚细亚的孤儿》。

从下午一直聚集到深夜，期间还由现场维持秩序的台北市警察将“陈情书”送给了“立法院长”王金平的秘书处长。

最终，台内政部门负责人深夜到场宣布：同意他们前去自首，自首时给发临时身份证明，以解决工作和居留问题。

或许大家想不到，这些岛内走投无路的黑户，便是泰缅孤军的后代。

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军败退的方向主要有以下三个：

• 东南沿海诸岛

• 广西越南边境

• 云南缅甸边境

众所周知，李敖调侃的“一国只两省”是指福建省和台湾省，“一省只两县”则是说台湾手里的那个“福建省”只有金门和马祖两个县。

其实刚刚败退台湾时，老蒋手里远不止两个省，而是保留了五个省的机关。

除上面俩外，还有云南省，浙江省和江苏省，以及海南特别行政区。

最早消失的是江苏省。

1949年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陆续迁往崇明岛、嵊泗列岛，不过仅一年便遭撤编。

其次消失的是广东省-海南特别行政区。

广东解放后，国民党把包括海南在内的南海诸岛划出来成立海南特别行政区。

随着1950年5月解放军大军攻克海南岛，国民党这个特别行政区政府不得已停止运作。

1979年高雄市改制为直辖市，原先属于海南特区管辖的南海诸岛（东沙岛与南沙太平岛）由改交由高雄市代管。

接下来是云南省。

1950年，国民党败兵带着他们的“云南省政府”搬迁到了泰国，以此作为大本营指挥泰缅十几万孤军反攻大陆。

三年后的1953年4月，联合国作出决议要求泰缅孤军解除武装撤回台湾；于是老蒋被迫命令云南省省主席李弥率部撤台，从此名义上国民党的云南省政府便没了。

不过背地里，老蒋撺掇部分孤军留了下来，默许陆军中将段希文自任国民政府云南省省主席一职。

最后一个是浙江省。

1949年，国民党的浙江省政府迁至了大陈群岛，在此苟延残喘了六年之久。

1955年1月，华东军区陆、海、空军各一部在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统一指挥下发起一江山岛战役，大获全胜。

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眼看情况不妙，蒋介石在美第七舰队的帮助下迅速组织撤退。

至此，东南沿海（除金门、马祖）和海南岛的残兵均撤回了台湾。

相对东南沿海方向，退往广西越南边境和云南缅甸边境的国民党部队，可就命途多舛了。

从广州坐上飞机，只需要三个小时便可以飞到位于泰国湾里的富国岛。

富国岛是东南亚著名的旅游岛屿，隶属越南坚江省富国市，与柬埔寨隔海相望（柬埔寨方面也宣称拥有该岛主权）。

这里盛产珍珠和鱼露，在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岛上居住着约十万人口。

1950~1953年间，曾有三万多国军曾被法国人软禁在富国岛上，被台湾方面宣传成“海上苏武”。

话说渡江战役后，国军上百万残兵纷纷向东南沿海和边境方向撤退。

当时桂系的地位在国府内部极为突出，白崇禧手握七个兵团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国军最后的底牌。

1949年4月，“桂系”大档头李宗仁飞赴桂林，决心在大本营广西自行重组政府，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其实早在《和谈，1949》时，我党就曾向李宗仁抛出过“桂系反蒋”的方案，李一时犹豫没有接受。

此番回广西，李宗仁很可能是想重操旧案，以二档头白崇禧的五十万大军和西南几省为筹码，和我党谈一个好价钱。

面对大哥准备与蒋介石决裂的架势，白崇禧显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4月29日，白崇禧飞离武汉前往桂林准备与李宗仁见面。

一方面他是想听听大哥的“方案”，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哥对反蒋一事慎重再慎重。

不过就当飞机临近桂林时，天上突降暴雨，白崇禧只得改飞广州。

当晚，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旧址会晤白崇禧。

经过一番“思想工作”，蒋介石最终说服白崇禧与之合作，李白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我们很难想象要是那天桂林不下雨，让李宗仁先见到白崇禧，历史会是什么结果。

此前几十年里，每逢桂系做重大决策，李宗仁都能做白崇禧的主；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功败垂成。

1949年底，四野大军攻入广西，负隅顽抗的白崇禧桂系军大败。

桂系残兵一部分败退走海路被运往海南岛，另有一部退入越南境内。

1949年12月14日，四野大军攻占镇南关，解放广西全境。

广西战役失败后，白崇禧飞往海南岛，留守越南边境一带的残兵则重新编成第一兵团，交由黄杰指挥。

时任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密电指示黄杰：先入越南建立根据地，再图反攻。

于是黄杰便命令部队以“轻装分散”的形式退入越南境内，以躲避解放军的追击。

越南当时属于法国殖民地，解放军自然不愿意直接攻入越南境内与法军产生冲突，遂在边境处停止追击。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国军高层陈诚、白崇禧等人之所以决策把残兵退入越南境内，其实存在引诱解放军入越的想法。

按照他们的思路，接下来国军将与法军联合进攻胡志明的地盘作为国家根据地，把中国内战搅成“国际问题”。

要是能吸引美国介入，那就更好了。

因此解放军并没有入越清剿，而是把战线由军事层面转移至外交层面。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广播，指责驻越法军允许国军部队进入越南，并发表外交声明施压。

法国人面对蜂拥而至的国军败兵感到非常棘手。

让国军大摇大摆过境吧，一方面得罪新中国政府，另一方面颜面何存？

围剿国军吧，那可是三万多正规军啊，真打起来法国人也费劲。

既然“麻杆打狼两头怕”，那双方就开始谈判吧。

1949年12月12日，国军兵团参谋长何竹本与法驻谅山边防军参谋长奥里亚会晤，双方签下《峙马协定》，具体内容如下：

法国同意国民党军借道越南海防转运台湾；

国军武器交法方封存，由政府交涉发还；

沿途警戒由法方派出，给养由法方负责；

12月13日开始行动，五百人为一组，妇孺先行入境。

“协定”达成后，国军开始向越南境内聚集。

期间国军还与胡志明的越共游击队发生冲突，一路且战且走。

12月24日，法军看到蜂拥而至的军队和难民越来越多，且考虑到新中国政府的施压，开始后悔放国军入境。

为了防止生乱，法方撕毁“协定”，想强行收缴国军的武器，双方遂爆发冲突。

国民党军与法军方激战至1950年1月6日，终因弹尽粮绝，被迫向法军投降。

此后法军以“保护”的名义把解除武装的国军拘禁在越南北方蒙阳与莱姆法郎两处集中营里。

1950年春，有了新中国支持的胡志明部越战越勇；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法国人开始考虑将北方集中营里的三万余名国军南下迁移至富国岛等地。

这场横跨越南南北的大迁移直到1951年方才彻底完成。

作为西方阵营的大哥，此时美国走上台前和法国磋商这支被扣国军的事宜，美方想把这三万余人武装起来，直接编入驻越法军同北方的越共作战。

不过法国方面倒是对该建议非常慎重。

他们担心这会给解放军直接出兵越南以借口，遂拒绝了美方的提议，继续将国军软禁在岛上。

法国人把国军赶到岛上后便置之不理，连营房都没有提供。

国军只能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在岛上盖医院、学校，修复机场等交通设施，处境甚是凄惨。

经过几年的努力，竟在这个离故国千里之外的小岛上慢慢扎下来根，还发展起农渔产业。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不急于把这支孤苦伶仃的部队接回台湾呢？

原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老蒋极度兴奋，一直做着反攻的春秋大梦。

在他的设想中，越南（黄杰）和缅甸（李弥）的这两支孤军将成为反攻大陆的“奇兵”。

直到1952年春，台湾方面才通过美国方面与法国交涉，提出撤回富国岛部队的请求。

待沟通完毕后，国民党政府在岛内各地兴建了“克难住宅”，命名为“赴台新村”（后改名“富台新村”）。

直到1953年5月，台湾才派船赴富国岛接回了这批流亡越南三年多的国军。

当时有部分国军不愿意离开，最终滞留在越南和柬埔寨成为侨民，实际抵达台湾的人数为30087人。

富国岛的国军赴台后，成为被重点宣传的对象。

1955年11月，台当局在高雄市第一大湖大贝湖（今称“澄清湖”）内填出了一个一百平方米的小岛。

这座小岛被命名为富国岛，以纪念这支在越南的孤军。

小岛与湖岸有桥连接，岛上有纪念碑，岛外侧有凉亭建筑，名曰“思源亭”。

“思源亭”这个名字，或许是有意在提醒这些迁台的人——饮水思源，不忘故土。

相对退入越南境内又流亡富国岛的这支部队，走缅甸一路的国军残兵命运更加艰难。

几乎在广西战役的同时，陈赓率二野大军直逼云南昆明。

这时的昆明周边云集了西南一带退却至此的大批国军，其中主力精锐是中国远征军名将李弥率领的第八军和常德会战英雄余程万率领的第二十六军。

1949年12月9日下午7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

昆明起义让蒋介石十分震怒，他指挥西南国军残部，试图在解放军到来前将卢汉起义镇压下去。

从12月16日起，国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等部三面包围昆明，全面进攻。

由于解放军援军就在眼前，所以卢汉的滇军在面对中央军精锐的进攻时表现的异常顽强。

在坚守昆明四天之后，陈赓率二野大军旋风而至，围城的国军则向滇西一带撤退。

对于李弥来说，滇西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44年6月，当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在松山受阻时，李弥作为第八军副军长奉命以战地总指挥的身份率部主攻松山。

此番故地重游，他率领的不再是士气高昂的远征军，而是兵败如山倒的十余万残兵。

和军队一起撤退的还有滇西一带的部分边民；他们或是被国军煽动，或是军属，总人数达数十万之众。

1950年1月，解放军发动滇南战役。

我军的意图十分明确，要一举歼灭国军在云南的最后两支部队——第八军（李弥）和第二十六军（余程万）。

1月14日，李弥和余程万飞往台湾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会上李弥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表态愿意留在云南，建立反攻基地。

尽管勇气可嘉，但滇南战役仍以国军的惨败收场——两个军主力约六万人被歼。

不过李弥的确是死硬分子，他收拢残部，把大批打散的散兵游勇带去了自己熟悉的缅北，成立了所谓的“李弥游击队”。

这一时期在李弥游击队里出现了许许多多国军各部的番号：

第8军、第26军、第41师、第42师、第44师、第93师、第73师、第103师、第169师、第170师、第237师、新编第3师、荣誉第1师、机场警卫军、滇桂黔三省的边防军、省府军等等。

鱼龙混杂。

不仅如此，为了扩充兵员，国民党残军还在缅北当地办起了军事进修班，吸引当地缅人加入。

像日后叱吒金三角的大毒枭坤沙、罗星汉以及“果敢王”彭家声等人，都是国军进修班毕业的高材生。

五十年代初的缅甸虽然名义上已经从英国独立，但实际上政府对于边疆的掌控力非常弱。

最初，缅甸政府也是想驱逐或者剿灭这支国军的。

1950年3月13日，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吴奈温在景栋举行记者会，表示缅军会解除孤军武装。

磨磨蹭蹭了几个月，1950年夏天，缅甸调集了两万多国防军围攻位于缅北金三角孟果一带的国军。

结果国民党残部在李国辉（李弥第八军709团团长）的率领下，以伤亡千人的代价大败缅军，歼敌近5000人。

此前寂寂无名的李国辉一时名扬东南亚，成了金三角人尽皆知的“小李将军”。

泰国《曼谷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各大媒体密集刊登了《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报道。

蒋介石大受振奋。

解除了来自缅军的威胁后，国军残部在缅北建立起多个根据地。

1951年5月，这支孤军大举反攻云南，先后攻克14个县市乡，并在沧源建立起军事指挥所。

一个月后，解放军大举进驻昆明、大理和楚雄，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反攻。

国军残部只得再次退回缅北丛林之中，继续打游击。

1953年，缅甸和苏联在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入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孤军放下武器，退出缅甸。

为了不落下国际指责的口实，蒋介石想了一个法子。

他把余下的孤军改名为“志愿军”，并发了一道密令——留精撤弱，明撤暗留，等待时机。

接着明面上向世界宣布，余下者均为抗命，已与台岛无关。

于是乎，一边是李弥大张旗鼓的率领一万多名孤军和家属撤回台湾，被安置在桃园和台北一带；另一边国军中将段希文则接替李弥，自封为国民政府云南省省主席，继续领导这支颠沛流离命途多舛的队伍。

六十年代初，缅军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将江心坡一带的国民党孤军击溃。

之后孤军撤退到泰缅边境一带，他们所占据的面积达十万平方公里的金三角地区被坤沙、罗星汉等人瓜分。

坤沙和罗星汉毕业后都曾在孤军内部做过一段时间的中下层军官，官阶大致是国军上尉（连长）。

其中罗星汉早年间经常给孤军军官跑腿打杂，颇得喜爱，于是便被起了这样一个中国名字。

九十年代初，从良的罗星汉用贩卖毒品赚来的钱开设了亚洲世界集团，从事贸易工作，一度成为缅甸首富。

与大张旗鼓走毒枭路线的坤沙、罗星汉等人不同，孤军残部在第五军军长段希文的率领下来到了泰国境内的小镇美斯乐。

这座位于金三角的泰国小镇，便是段希文建立的云南省流亡“省会”。

虽然只剩下几千人的队伍，但泰军几次围剿都被孤军击退。

久而久之，孤军不闹事，泰国政府便也默认了这一地区的自治。

1980年，段希文去世。

参谋长雷雨田接替他出任第五军军长，成为泰缅边境国民党十余万孤军的精神领袖。

由于美斯乐长期入不敷出、财政极其困难，雷雨田曾率领部下帮助毒枭坤沙护送毒品，赚取护毒费。

坤沙很信赖雷雨田，与仇家谈大单时的常常选择在美斯乐。

据说1995年坤沙在投降缅甸政府之前犹豫不决，还曾亲自拜访雷将军征询意见。

得到雷雨田的点拨后，坤沙最终决定率部上缴武器，后搭乘直升机飞往仰光，过起了退休隐居的生活。

雷雨田晚年曾回忆称：

“毒枭没有前途，反攻更加无望，我劝他向缅甸政府和解。这一次他认真地听了我的忠告。坤沙在我面前是小字辈，在见识上有很大差距。”

流落异国他乡的孤军除了要解决经济问题，另一个重要的事情便是解决身份问题。

在泰国眼里，他们属于军事难民。

在台湾眼里，他们属于上个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大陆眼里，他们属于反动派死硬分子。

……

八十年代，岛内还有半官方组织发起一些“送炭到泰北”的活动，不过随着2000年民进党上台，新官不理旧账的态势愈发明显。

这支被遗忘在丛林中孤军的后人，彻底成了无人认领的亚细亚孤儿。

孤军的后人们作为黑户，想要出国必须花高价买假护照，而他们离开泰国后的首选地自然就是台湾。

2001年，民进党上台后推出的台湾新版“移民法”规定：只有1999年5月21日前入境的泰缅侨生才能申请居留。

很多人的入籍梦遂宣告破灭，沦为岛内的黑工、黑户。

2008年，国民党的重新上台给渴望入籍的孤军后代们带来了希望。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篇的那一幕——数百名流浪在台湾的孤军黑户们在静坐抗议，他们用云南话和普通话向台湾社会各界哭诉窘境，震惊全岛。

其中一位叫杨文杰的孤军后代，还写下《致马英九的公开信》等催泪文章，被广为转载报道。

说来有趣。

其实马英九本人也差一点成了泰缅孤军后代。

1949年10月底，三十岁的湖南青年马鹤凌借着与宋希濂的亲戚关系，游说宋去中缅边境经营据点，以待时机反攻。

尽管马鹤凌连续两晚痛陈利弊，但宋希濂最终还是未能下定决心。

马鹤凌见说服无望，只得携妻赴香港暂居（后赴台湾）。

旅居香港期间，妻子秦厚修生下了一个男孩，即马英九。

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要是当初宋希濂横下心去滇西缅北与解放军死扛到底，马鹤凌夫妇大概率会随他同行，马英九说不定出生在果敢……

2012年5月28日，国民党最后一任“云南省主席”雷雨田将军在美斯乐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在雷雨田的葬礼上，除了有马英九托人送来的“党旗覆棺证书”外，还有大陆驻泰国清迈总领事发来的唁电。

唁电中称：

“雷老音容笑貌，长者风范，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临终前，雷雨田没有遗命后任主席，也没人打算再理会美斯乐的这群遗民。

曾经的颠沛流离，饱受的苦难与艰辛，都随着末代将军的离世而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