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当时延安全城只有2000余人，“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全城肮脏拥挤，厕所尤其原始。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这样的细节：“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面窜来窜去啃浆糊吃。一次，隔壁房里竟有一只老鼠从上面掉下来，砸在正在睡觉的傅莱大夫的脸上。”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 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在延安，人人都穿制服，冬天发一套棉衣裤棉鞋帽，夏天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衬裤一开始是不发的（后来每年发衬衣一件、短裤一条），闹出不少笑话。田家英夏天下延河洗澡，来了一群女性洗衣，他在河里起不来，因为唯一那条裤衩刚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陕北公学、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只有一尺半宽，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男性炕位也不过二尺半。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 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 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

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元津贴。最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分钱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

“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军上校写道：“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 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 冼星海就极喜爱甜食，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要求光未然为“作曲” 买两斤白糖。等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中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时代乐章。

中国女子大学学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 真想偷几个吃。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2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气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本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

华君武刚到延安时，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将白天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调的糨糊当了消夜，华君武晚年回忆：“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宵夜的。”

抗大学生何方回忆说，延安时期，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卢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 个，然后才问：“什么馅？”

在延安，很多新婚男女因条件限制，结婚后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 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团聚。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团聚却要缴费。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然而，即使这种露水夫妻，也让延安很多光棍们羡慕不已。

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然而，对很多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谈恋爱却很无趣。

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来到陕北的马海德，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做了中共中央保健医生，他开始追求延安美女、鲁艺学员苏菲。马海德与苏菲的跨国恋情，引来鲁艺男学员们的集体抗议。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 然后就冲上去，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据艾青、卞之琳记述，1938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 只有著名文化人、大学者是5到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冼星海15元（含女大兼课费3元），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发的是延安“边币”，1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冒舒湮记载：“法院工作人员与囚犯吃的饭菜都是一锅煮的！”

延安纸笔十分紧张，每人每月仅供应五张纸，作家特别优待，领取纸笔不加限制。1940年1月，入党四个月的范文澜抵达延安，应张闻天之邀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主编《中国通史简编》。范妻乃旧式家庭妇女（文盲），初到延安感觉处处不便，又惦着家里的东西，常常暗自落泪。张闻天夫妇常去看望，派服务员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 每人每月发津贴4.5元。范文澜感觉最困难的还是缺书，张闻天便布置地下党将范文澜的书从家里运到延安，共五六十箱，绝大部分为线装书。范文澜十分感动。

延安物价低廉，猪肉每斤2角，1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陈明远先生折算说，延安1 元相当于19 世纪90 年代末的30元—35元。若按相对标准，至少合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当时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是：1938年贪污200元或受贿100元者处死。货币贬值后，贪污500元以上的枪毙。

延安文化人流行“客请”，即延安人太穷，得由外来客人掏钱做东。1938年5月上旬，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遇上医生马海德，邀他去一家以八宝饭出名的馆子吃晚饭。一路上，许多人向马海德打招呼，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十几个人每人点了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吃完就走。

1936年秋，刘英患流行性感冒，高烧不止，但延安没有药，只能寄希望于“千万不要并发肺炎”。在隔离窑洞，她半昏睡半清醒， 每天只喝一点小米粥汤，完全靠自身去扛病。丈夫张闻天又心疼又着急着急，每天早晚两次隔着窗户纸上的窟窿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还把所有的津贴，全交给警卫员买鸡蛋做汤给刘英吃。刘英问警卫员：“闻天的5元津贴都给了我，他吃什么？”警卫员眼泪汪汪地回答：“就吃红锅炒白菜。” 挺了二十多天，刘英慢慢恢复过来。时任陕北省委组织部长郭滴人，也像刘英一样发高烧，但他没挺过来，匆匆辞世，年仅29岁。

郭小川在《延安生活杂忆》中回忆：“我是40年底到延安的。这时候，延安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延河两岸的男女了，因为女大在党校对面，每天晚饭后或每逢假日，在延河边散步的颇不乏人。女同志的装束，是蓝斜纹布的带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气，也把耳朵放下。最讲究的要算围巾，花花绿绿，不过是追逐都市风而已。”“男同志们最标志性的服装是白茬短皮袄，颈围布的或毛围巾。那年发的鞋子很好，是高统的黑色布棉鞋。”“老实说，这期间便蔓延着自由主义的风气了。作为人们的谈料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学与恋爱。文学与恋爱，二者这般密切，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语汇，是‘灵魂的美，是‘文学气质。”

赴延安的青年多为中小知青，大家一窝蜂去搞文学，延安一时出了200多个诗人。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了。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说：“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文艺青年聚在一起，不是谈论谁谁的文章真好，就是评说那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要不得。

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实际上， 很多知识女性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 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一位四十多岁的江西老红军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红军是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上前线后，收到女学生的情书，最后一句是：“我给你一个亲爱的吻。”部长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给我捎了东西，东西在哪里？”捎信人一脸茫然：“她没有捎东西啊？”部长指着信：“这不是给我一个亲爱的物？这个东西在哪里？”这则故事很快成为“老红军”与“女学生”结合的经典段子。

一位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经“组织介绍”嫁给一位出身佃农的老干部。最初，革命热情很高的女生服从组织决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干部窑洞，往往一宿无话。日子一久，女生渐渐厌烦。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干部说：“月亮有什么好，圆圆的活像一个烧饼。白天干了那么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面乱走有什么意思？” 浙大女生哭肿双眼，悄然离家，留下一首诗：“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将明月比烧饼;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从此不归，组织上也无法说服该女生。官司打到毛泽东处，毛写诗回应女生，替老干部辩护：“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间两画饼;寒来花月不能衣，饥时一饼胜千金。”

延安时期，局势相对稳定，组织上也鼓励干部、官兵积极解决“个人问题”。干部们当然想找有点气质的姑娘，而要“有气质”，自然得上点学、读点书。米脂乃陕北首富县，该县绝大多数地富的女儿都上过学，因此 “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地区。军内称米脂县为‘丈人县。”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得志掏出1 块钱请带路老乡帮忙买点鸡蛋，竟买来20斤。一位当地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姑娘，长得俊，还是高小毕业，两头都愿意，但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100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杨得志后升任344旅代旅长，过汾河前，杨得志还想带走这位姑娘，“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

女性资源紧缺，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萧军与萧红分手后， 与丁玲谈过恋爱，后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婚，辗转赴延安。到延安后，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粘粘扯扯，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出席，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了一句：“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 萧军才把匕首收了起来。

1938年，16岁的何鸣刚入抗大，便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对象。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最终胜出，因为他不久即兼任卫生所所长，与女护士何鸣有更多的“正当接触”。聂凤智的表白语是：“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双方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没有传染病，双方自愿在一起，谁都不强迫谁。”聂凤智15岁参军，闻战则喜，身上有11个枪眼，负伤8次。何鸣说：“他打仗勇敢，这一条就招人喜欢。”1940年元旦，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在晋察冀结婚，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主持婚礼，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还蛮热闹”。

何方回忆：“整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不香了。整风期间不只是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学过的，特别是搞理论工作的还纷纷检讨，似乎没学过理论的人倒还干净些，起码不用检讨……甚至有些老干部，如时任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表示和教条主义决绝，竟将一些马列著作扔到了窑洞门外……人们曾经感到很紧缺的马列著作，成为无用而多余的东西，于是就有人拿到南门外新市场当废纸论斤卖了。”

师哲揭发康生夫妇说：“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康生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 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烂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