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曾有这么一位人物：论资历，他绝对称得上是元老，当时跟他平级的人，后来多半都当上了元帅大将；论能力，他更是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和亲手提拔。革命前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的每一件大事，他几乎次次都在场。不仅毛主席对他有知遇之恩，其他人对他也是评价颇高。

毫无疑问，倘若此人能够坚持到革命胜利，那么论资排辈，少说也能搞个大将军衔。然而此人的人生结局却令人倍感意外：熬过了最苦的日子，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之际，他却带着一笔巨款离奇消失了，直至今日都下落不明。

这个神秘之人便是曾担任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的周昆，熟悉历史的朋友大概听说过这样一种曾在中央苏区广为流传的说法：林彪手下有三杆枪，陈光、周昆和王良。虽然人们总把三人列在一起，但毫无疑问，出事之前的周昆受到的评价显然要比其他二位更高一筹。

周昆接受过高等教育，心思缜密，做事沉稳老练，在指挥战斗时往往会做万全考虑，极少出差错，这一点与林彪有几分相像。

说来有趣，毛主席初见周昆还是因为一起意外。

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前夕，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去联络起义队伍，不料在躲避敌人追赶的过程中弄丢了证件。9月9日，毛泽东出现在第一师三团驻地，要求面见团长苏先骏。当时负责警戒的正是周昆，后者并不认识毛泽东，见这个年轻人拿不出证件，形色可疑，便当即押着他去找团长。

虽然这起意外最终大事化小，但毛主席却因此记住了做事一丝不苟的周昆。

随后的起义行动中，由于敌我实力太过悬殊，起义军损伤惨重却迟迟无法攻入长沙城，毛泽东审时度势改变方案，提出要放弃城市南下发展。谁料这一提议在军中引发了巨大争议，连警卫团的部分官兵都带头表示“只想进城不想上山”，革命队伍分裂为两派，局势十分严峻。

如此紧要的关头，周昆站了出来，在他的耐心劝说下，反对者们终于选择服从命令。此事过后，周昆在主席的心目中便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得知前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相当高的学历后，毛主席更是将其列为了重点培养对象之一。

在随后发生的“三湾整编”中，毛泽东将手中部队名义上的一个师700余人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这标志着我党组织对军队确立了绝对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也是革命重要的拐点之一。其中，周昆被编进1团3营8连担任排长，还被批准入党，在这个伟大的开端中，周昆也获得了无比光明的新的人生起点，可谓前途无量。

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周昆对革命事业展现出了无比的热情与忠贞，他始终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的步伐，在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的过程中也是屡立奇功。难得的是，年仅20多岁的他在指挥作战时如同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都不会慌乱，而是沉稳冷静地寻求对策。

随着革命的深入，组织对周昆愈发倚重，而他的升迁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1930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一轮大规模扩编，其中红4军扩编为红1军团，下辖3个军共计2万余人，周昆被任命为12军34师师长，这标志着他正式迈入了高级干部行列。1931年10月，红34师回归红4军编制，周昆改任红10师师长，这也使得他成为了时任红4军军长的林彪的直接下级。这对将帅通力配合，相得益彰，对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杀伤。例如在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昆的红10师担任主攻，一役便歼敌近3个师，生擒1万余人，可谓战果惊人。

1933年6日，红一方面军再次接受整编，由小编制改为大编制，其中，周昆被任命为红3师师长，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这意味着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骨干。当年7月底，为纪念工农红军建军，军队决定对34位功勋卓著的干部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周昆赫然在列。

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不断改编，但无论如何，周昆始终伫立在历史舞台的正中央。

1937年8月25日，为顺应抗日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120、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约4.5万人，其中周昆任第115师参谋长，同时成为军事委员会“五人组”成员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该师师长为林彪，副师长为聂荣臻，罗荣桓担任政训处主任——这三位后来都成为了共和国元帅，显然，倘若不出意外，周昆本该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变故发生了。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全国师以上各级参谋长会议，旨在总结抗战的经验教训，日后给予敌人更强力的打击。八路军也应邀派出了4名代表，分别为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参谋处长彭雪枫、高级参谋边章五以及第115师参谋长周昆。

这次会议本该是周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地位更进一步的标志，不料他的内心却因此出现了一丝波澜。

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后，1938年2月初，周昆照计划从武汉乘坐火车返回山西，在途经临汾时与彭德怀、左权汇合。他本该向领导汇报军事会议的相关情况，不料在这个过程中，周、彭二人闹了一些不愉快。

根据当时在场的作战参谋王政柱回忆：他（周昆）在向参谋长汇报会议情况时流露出了不满情绪。他说自己在武汉如何“丢脸”，“像叫花子一样”，羡慕国民党将领有小公馆、小汽车和小老婆。周昆发牢骚说没有这些也就算了，组织甚至连雇黄包车的零钱都给得很“小气”。

毫无疑问，彭副总立马对周昆的危险思想进行了严厉批评，《彭德怀全传》中对此有所提及：彭德怀怒批周昆忘掉了“做共产党人的光荣”，忘掉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

犯了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犯错之后还不知悔改。从资料的描述来看，当时周昆对领导的批评十分不服气，当场还嘴顶撞，气得彭德怀直拍桌子。不仅如此，在返程时，周昆依旧带着情绪，显然没有被说服。

而返程的周昆身负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他从位于临汾的国民党二战区司令部领走了6万法币的现钱，是为第115师这个月的军饷。会后，他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嘱咐其中有重要文件，要他务必要交给115师作战科科长王秉璋。当挎包送到后，王科长打开一看，只见其中有3万法币和一封信，周昆在其中写道：“共领取6万块，我带走了3万，另3万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

这便是这位工农革命军元老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随后便神秘地消失了。

事后许多年里，组织一直在寻找周昆的下落，有说法称他隐姓埋名回到了老家生活，鉴于没有从事任何反革命活动，组织便也不再追究。然而经查证，这种说法并不确凿。

此外，学界多数人认为，结合周昆消失前的表现，他很有可能是卷款跑路了。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见识过国民党将领奢华生活的周昆遭到了动摇，因此做出了冲动之举。要知道，3万法币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钱，足够一名普通人逍遥快活一辈子了。

当然，笔者对这种说法持极大的怀疑态度。

首先，从逻辑来考虑，既然周昆想要享受奢靡的生活，都打算逃跑了，为什么不把6万块一并卷走？

其次，退一步讲，就算他良心未泯，经过痛苦的挣扎后只拿走一半钱款，但从资料来看，当时法币在中国并不是流通货币，而一个人要拿着几万外币去兑现，很难不引起注意。然而倘若周昆一直藏着钱不用，那么他昧下这笔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者，正如115师作战科长王秉璋所说，周昆似乎并没有这样做的动机。

要知道，周昆是参加过早期革命的老干部之一，在反动派的数次围剿中都没有动摇，为何偏偏却在革命转危为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形式一片大好之际突然走了歪路？况且周昆接受过高等教育，通情达理，很难想象他会做出这样糊涂的选择。

也有人说，或许周昆只是嘴上发发牢骚；他之所以独自携带一半军饷，是避免“鸡蛋打碎在同一个篮子里”，害怕一出事全给弄丢了，这也能凸显他做事的缜密。然而在返回途中，周昆所携带的巨款被歹人盯上，他也因此遭遇不测，落了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

这种情况乍听有些突兀，但在那样混乱的年代里，这并非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