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14日晚，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任之恭等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及“保钓”运动代表。时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科学界开始学术交流，以美籍华人学者为先锋。周恩来主要向他们介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并向他们宣布了林彪事件——当然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此事。

　　在接见这个代表团之前，周恩来还和一些参与接见的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了一些话，涉及高等学校招生事宜。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当时的传达笔记：

　　周恩来（对周培源）：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对物理所、数学所的人）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对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秦力生：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其中秦力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

　　对于这一干部子弟“走后门”上大学的情况，秦力生必须向周恩来汇报，他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权威，这件事也解决不了。周恩来虽然讲的话很愤激，但显得底气不足，批评了一顿，事情也没坚持办下去而推给了“以后”。

　　当时听传达，看到一国总理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他说的话跟老百姓发牢骚差不多，我们极其失望，因为看样子这批走后门的学员不可能退回。

　　我们的预料不错。1976年，这批工农兵学员经历了四年“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以后，毕业分配到我们研究所里了。也许是毛泽东说的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也许是秦力生说的太绝对，这批人里也有不是走后门的，当然也许是其中有些不属于这批人，我们无从查对，总之其中有个别学员还是很努力的，经文革后进一步培养修成了正果，成了科研骨干。但大多数人基础太差，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在中科院专门给他们开设的补习班里补习一些知识后，一些人员才在不同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数人最后离开中科院，特别是在后来的经济大潮中“下海”了。

　　但是分配到我们研究室的两位山西籍学员肯定属于秦力生说的那批。其中一位思想严重极左，来所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如鱼得水，推波助澜，进入了所里的政工组，为大众所侧目，不得人心，文革后很快离所了。另一位不很关心政治，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但业务一窍不通，且品质极差，甚至小偷小摸，显得很猥琐，为人所不齿，后来调回家乡，居然在一个市里担任了局长，说明其确为地方干部子女。

　　没有什么比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更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了。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时是以一种暧昧、隐晦的形态出现，文革中却变得明目张胆、厚颜无耻、肆无忌惮，连总理都管不了。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所谓反修防修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离越远。

　　在当时，这件事对中科院业务工作的实际损害远不及对大家思想上的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大家开始以“中南海二老”来称呼他们，并在计算他们之后的日子。报纸上那些仍然疯狂的语句被看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份子被看作毫无原则的投机者，不代表任何群众。无论是前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弥，思想开始趋同。这些思想变化为四五运动准备了条件。

　　即使到现在，为什么连周恩来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后门”学员仍然模糊不清。据我们了解，他们确实只是县委一级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显赫的背景。所以问题可能在于省委一级坚持不退。

　　周恩来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身不由己”，须事事服从毛泽东的指令，甚至屈从江青的淫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在我所说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不由己。不但周恩来，而且毛泽东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估计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类。这样的事，不但要办，而且雷厉风行，层层加码。不办的事，只能是精兵简政、不许“走后门”之类。“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看是什么话了。和自己利益抵触的话，说不办就不办，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如此。有一股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更厉害的无形力量在左右着他们。他们不得不顾及这个政权所依靠的基础，即各级干部阶层的利益。在文革前期，这些干部的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此时必须予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