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刘文典，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是他飞过老蒋一腿。其实那都是小说家演义，并非真实。真实的刘文典最受人敬重的，还是他的学问。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大的教职工花名册上，刘文典排名第五，仅在辜鸿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有当年学校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最高，为大洋三百元。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留美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身为图书馆长，月薪一百三十元大洋。陈独秀排名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排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这份工资表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原来刘文典的月薪竟然比我们熟知的几位大腕还高，说明刘文典的学术水准和授课水平是得到同行认可的。

不过民国年间的风气，并不以大洋多少为指归，而更偏重气节。所以刘文典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是他骂过老蒋。

1928年底，北伐战争接近尾声，胜利在即。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忙里偷闲，想要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以表达对于教育的重视。省政府闻讯，急忙通知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预做准备，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刘文典看完通知，随手扔到一边，很不高兴地说：“大学不是衙门！岂可想来就来！”

适逢此时发生学潮。起因是这一年的11月23日晚，安徽大学学生与隔壁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产生冲突。当晚，女中举办校庆晚会，安徽大学学生得知消息前往观看，因多数学生并无请柬，又不甘心被拒于门外，便强行挤入会场。女中方面遂关闭电闸，提前结束晚会。这一举动引起安徽大学学生不满，开始砸门、毁窗，且打伤女中师生。后警察赶到，平息了事端。经几天协商，刘文典代表安徽大学表示，愿意道歉和赔偿损失，但不同意立即开除肇事学生，遂引发女中学生到安徽省政府（当时省会在安庆）请愿，恰巧此时蒋正在安庆视察。

蒋于是决定召见刘文典和女中校长程勉，协商解决此事。程校长倒是非常配合，而刘文典却口出怨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等到正式见面，各方坐定之后，蒋介石先问女中校长程勉：“你校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蒋介石转而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说：“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来，拍着桌子，勃然发怒说：“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也不示弱，“嗖”地站了起来，与蒋直面相对，慷慨激昂地说：“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年轻气盛，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的石慧庐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蒋介石盛怒之下，大骂在一旁的安徽大学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中校长程勉，是安徽教育界前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文典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接下来，刘文典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令在座者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文典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喊叫说：“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我看你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了下去。

刘文典被羁押后，安徽大学的学生集会游行，后来又有几个学校响应，举行罢课，高呼口号：“打倒新军阀！”“释放刘叔雅校长！”蒋介石采取了镇压行动，逮捕了一批学生。随后宣布安徽大学校长一职暂由程天放兼任。蒋介石离开安庆时，留下手谕：将刘叔雅交张亚威看管，听候发落。张亚威是省府秘书长，合肥人，与刘文典有私交。他将蒋的手谕偷偷拿给刘过目，表示无可奈何，将刘文典软禁在省府内的“后乐轩”，待如宾客，一日三餐外带烟茶，统统有差役小心侍奉。

一个月后，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释放了刘文典，但要求他“即日离皖”。据说，当来人打开关押刘文典后乐轩的楼门，恳请刘下楼时，刘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能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罢休。

刘文典顶撞蒋主席这件事很快就传遍天下，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便成了万人敬仰的英雄。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特意送给他一副对联：

“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上联借用晋朝嵇康喜欢服食五石散的典故，告诫刘文典不要过度吸烟，下联借用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夸奖刘文典敢骂蒋介石。

至于坊间流传，蒋介石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也飞腿踹了老蒋，都是虚构夸大之词。且根据刘文典本人的叙述，蒋介石并没有动手打他。刘文典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但并不敢动手打我。”

其实冷静下来之后，两人都还是有分寸的。

抗战胜利后，出过这么一件事，刘文典替人捉刀，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了寿序。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的秘书朱丽东，想找一个学者给蒋介石六十大寿写寿序，想到了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但考虑到刘文典的脾气，怕被拒绝，就通过关系与刘文典传话，刘文典很痛快地应承了下来。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曾问父亲为何要给老蒋写寿序，刘文典回答说，我在安徽大学主持校务时，是为了维护学生的利益才与老蒋据理力争，二人之间并无大矛盾。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打日本，是有功的，为何不可以给他写寿序呢？

刘文典离开安徽后，前往北平，受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安徽发生之事，完全不受影响，这就是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因需要查阅某种佛经，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收藏，就前往阅看。但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即便允许借阅者，也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阅读时严禁以手指沾口水翻动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看，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才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

阅前，老和尚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文典也庄重承诺严守规约。老和尚走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持书卧床阅读。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刘文典忽然听到叫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一看，原来是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就掉落在地上了。老和尚中途返回，本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看见这副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了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无丝毫反抗，怒气顿消，也就原谅他了。刘文典和老和尚后来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刘文典还特设素食招待。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数年后，抗战爆发，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占领军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都被他断然拒绝。

1938年，刘文典终于寻得机会，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此行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戏言，浑身上下，就只剩下衣裳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的课程有《庄子》、《文选》等。他讲课不拘常规，讲到兴头上，便来随意发挥，倒也别开生面。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竿。讲到得意处，他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因为课讲得精彩，对于他的拖堂，学生也不反感。

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了，讲到5点多钟还不想结束。有天，他用半小时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大家以为他要开讲新课了，说不知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皓月当空，月色溶溶，草地上一圈座位，刘文典置身其中，把个《月赋》讲得生动形象，见解精辟，一众听者沉醉其中，如听音乐，余味绵绵。

刘文典讲课，精彩纷呈，有时大学者吴宓也会前来旁听，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就睁开眼睛向后看，问“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会像学生一样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颇具古风，令在座学生忍俊不禁。

刘文典开设的课目很多，在北大时多达10门。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

在一般人眼中，刘对同辈人很狂，但对学生却十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当年的弟子是这样描述他在昆明时的形状的：

“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

“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但却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在一次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求教。有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上门拜望。不料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陶一时莫名其妙。他向来尊重恩师，但突遭老师如此辱骂，也不免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难道忍心叫我绝望么？”此时，口气已经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转为可怜之语。陶光这才知道，老师原来对自己寄予如此厚望，很受感动，赶忙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我们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移到大师级的刘文典身上，其最为人诟病者，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之上品，又因他喜欢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甚至因抽鸦片穷困潦倒。为了赚钱，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张母撰写墓志铭。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孟希派人用滑竿将刘接到磨黑，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刘到磨黑之后，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有时也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自然也少不了在躺在鸦片榻上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直到四个月后，又才返回昆明。

刘文典此行，受到联大同仁的诟病。而且刘文典的私自离校，还使正常行课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被困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王力五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刘文典的离开使中文系顾此失彼，穷于应付。第二年续聘，系主任闻一多坚持不给刘文典发聘书。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已被清华解聘，非常生气，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极力劝解，但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离开清华后，云南大学很快向他发出聘书，闻一多对此极为不满。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记载说，那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的修改问题，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时说：“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刘文典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最终选择了留在大陆。

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更令人惊讶者，他竟彻底戒掉了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关。此后的刘文典，小心翼翼地颂扬新政权，他以亲身经历，夸赞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今天重读这些话，很不容易相信竟是刘文典写的。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位经典人物，实际上已越来越软，但关于他的传说却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狂。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屡遭批斗，突发急症，病逝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