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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十三，张居正的爹张文明死了。

消息传到京城，张居正生不如死。

倒不是因为张居正多有孝心，问题是，如果张居正这时候回家丁忧，内阁这一大摊子事交给谁？

张居正不放心交权。

张四维这小子很有才气，但资历很浅；

吕调阳老实勤勉，但只是一个应声虫；

退休回家的人里边，徐阶还活着，但已经七十五岁了，年龄太大，关键他也不想回来；

高拱？对不起，没有这个选项。

朝廷上下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稍微顶一顶。

所以，为了自己的改革成果，张居正不能丁忧。

真去丁忧了，就算三年后可以回来，茶早凉了。

何况，张居正要丁忧，宫里的李太后和万历也不会答应。

让万历自己成长为老油条，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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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办？

办法总比困难多。

夺情。

丁忧只不过是家事，大不过国事，皇帝让你留，你必须留。

他做了如下安排：

首先，由朱翊钧下旨夺情，不许张先生回家守制；

张居正二上奏疏，表示坚决要回家，朱翊钧仍然不许；

张居正三上奏疏，表示一定要回家，朱翊钧还是不许。

过了几天，由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言官里的自己人）领衔上疏，请留张居正。

到这个时候，戏已经唱了90%，就只差最后一步，朱翊钧从善如流，表示：虽然张先生死了爹，但是国事实在缺不得张先生，大家都想你留下来。

然后张居正再泪流满面的谢恩就可以了。

但张居正还是把事情想的简单了。

大明以孝治天下，那些沽直卖名、无风都会起浪三尺的言官，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个可以讲究当朝首辅的机会？

更何况，大家都让张居正的考成法给整惨了。

考成法一出，言官们对它的非议就一直没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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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成法的具体流程，太长不看的，可以直接跳过04】

凡是六部上奏的奏疏，在得到皇帝批红的旨意后，送往各相关的衙门执行之前，视问题的紧急程度、地方的状况，事先设定期限，且一一记录在案，每月检查。

必要的情况，还要另外作帐簿两册，记入问题的概要和期限，一册送六科，一册送内阁。

六科对这些执行的情况进行调查，每月确认进度，每半年对是否严守时限朝廷再确认，如有拖延，则追究责任，予以参奏。

地方各级官员如巡抚、巡按等官拖延执行，由六部进行揭发；

六部、都察院有问题，六科进行揭发；

六科有问题，由内阁进行揭发。

官员的考成，即工作的评定，以此为基础。

每月、每年都确确实实进行点检，地方衙门也会意识到执行政策的责任。

六科审查六部和都察院的同时，接受内阁的审察，这样内阁就实际上具有了最高终审权，统揽全局。

04

所谓考成法，用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就是考勤打卡，看起来没毛病！

但在明朝人看来，问题大了——

问题出在哪呢？

这套法则是以内阁为尊的，也就是把权力都集中在内阁首辅手里。

也就是要所有人都跟着首辅的指挥棒转。

那言官第一个就受不了了，虽然干的还是挑毛病的活儿，但是头顶上又多了个领导。

凭什么你张居正一条法令发下来，我们就凭空多了个二老板？

更不要说大老板万历现在还捏在你自己手里。

真让你玩习惯了，这大明究竟姓朱还是姓别的什么？

（难保后面的首辅也要模仿）

对科道官员来讲，这是内阁的独裁，是对政治批判的压制，言论的反扑当然不会停止，也从来都没有停止。

而这次，一听到张居正要丁忧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颇有种苦日子马上就要到头的感觉。

只要张居正一走，就把他那些规矩都翻过来。

张居正对这些情况自然了如指掌，所以，他更不能走！

但反对张居正夺情的人，不断从中作梗。

以吏部尚书张瀚为首。

张瀚为什么要争当这个出头的椽子呢？

无利不起早。

因为没有考成法，吏部尚书是天官大冢宰，外朝第一人。

有了考成法，吏部尚书就是内阁首辅的大跟班而已。

而且，一旦张居正去职，内阁里空出来的位置有很大可能是张瀚去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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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相当于打明牌的政争，吏部尚书根本不占优势。

张居正什么人？

他不是一般的首辅，是明代唯一喊出“吾非相，乃摄也”的权臣。

对于张瀚的非难，张居正没自己动手。

而是由好学生朱翊钧亲下诏旨，维护张先生，勒令张瀚致仕退休。

张居正也马上拟好了吏部尚书的替补人选，并且提请夺俸守制。

夺俸守制的意思就是办公还仍然继续办，但是不领工资，而且不参加喜事等吉庆活动。

另外，他请假次年回乡葬父。

朱翊钧一概同意，只要能把张先生留下，咋都行。

可是这事根本没算完，甚至只是开始。

张瀚退休之后，言官反对的更起劲了。

就连张居正的门生们，也纷纷表现出一派“大公至正”的模样。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疏请求让张居正回家奔丧葬父。不仅上疏，还把疏本先拿给张居正看。

吴中行上疏的第二天，还是张居正的门生，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疏持同样的意见。

第三天，张居正的同乡，刑部员外郎艾穆与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内容进了一步，要求张居正必须回乡守制，不然就是不忠不孝、恋栈权位的大奸臣。

为什么他的门生、同乡唱反调呢？

原因很简单，别人说话，那不过是政见不同，没多大意义。

身为门生、同乡，敢于反对自己的恩师、座主或乡党，就更显得自己公正，这是一个赚名声的大好机会。

张首辅让人当经验宝宝刷了。

对于这种行为，少年朱翊钧当然不能原谅，下旨廷杖！

吴中行、赵用贤杖六十，打完了拖出长安门，再抬出北京。

艾穆、沈思孝更惨，杖八十后，再加镣铐收监三日，艾穆遣戍凉州，沈思孝遣戍神电卫。

人打过了，流放了，张居正就开心了吗？

完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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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大学士马自强到张居正家里，为吴中行和赵用贤求情。

张居正甚至跪着说：“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翰林学士王锡爵约齐十几位翰林院同僚齐至张居正府邸，张家大门闭门不纳。

王锡爵就翻过院墙进去，请张居正解救吴中行几人。

张居正匍匐跪地，一边找刀子一边直喊：“你杀了我吧。”

张居正数年来所承受的责难非议，一下子暴发了出来。

这个世界，在他的周围，竟找不到一个能体谅他内心的人。

张居正是不求名利的。

如果求名，此时放弃职位，回家丁忧，是最为人臣楷模的；

如果为利，他根本不用提出辞俸。

贪恋名位也许是一个说法，但以张居正今时今日的声望，以朱翊钧对他的依赖，就算他离职三年，这个名位又有谁能和他争？

再细心想一想，真打死了人，岂不是更有损张居正的名声，事情越来越弹压不下去了吗？

这中间的关窍，少年冲动的朱翊钧可能不太明白，主持行刑的冯保会不懂吗？

这些翰林们难道不懂？

这根本就是一个死不了人的廷杖，是一个以流血换取名气的政治作秀。

这些人之所以浩浩荡荡的前来求情，无非是换一种方式逼张居正作出让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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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受廷杖的这四个人血流满地，但并没有吓住那些卖直沽名的人。

万历五年的新科进士，刑部观政邹元标又上了一疏，坚持主张让张居正回家丁忧。

摆明了又是一份讨打的奏疏。

开篇首句：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

最后的结论是，张居正“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

一个新科进士，有什么资格指责张居正的学术志向？

毫无意外的，邹元标被廷杖八十，被打坏了腿，谪戍都匀卫。

但在张居正死后很快就复官了，名声果然还是赚到了。

在天启朝官至左都御史。

那时的他又极力上疏朱由校，主张恢复被万历剥夺的张居正的原官。

想一想，万历五年登科的邹元标只名列三甲第129名，吏部观政（从九品）。

以明代唯科举是图的环境，如果不上赶着挨这顿板子，以他的学问在官场苦熬苦扯，官至后来的大九卿之列，可能性有多大？

他不过是正直的比较恰到时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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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居正给明朝开出了药方，但是这个国家机器说到底是排斥他的。

他在位的时候，可以强撑着推动这些改革，但这种强人政治，注定是不长久的。

张居正的改革，从一开始也就注定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