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越的小村庄盏盘长大。妈妈说我小时候很爱笑。我们家有一个农场，妈妈经营着镇上最好的餐馆，我们过着简单的生活，有充足的食物。我记得我喜欢上学，和亲戚的孩子以及村里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跳绳，奔跑，互相追逐，都很开心。
1972年6月8日，一切都变了。对于那可怕的一天，我只记得一些片段。我和亲戚的孩子们在寺庙的院子里玩。接着，一架飞机俯冲而下，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然后是爆炸、浓烟和让人窒息的疼痛。那年我九岁。
凝固的汽油会粘在你身上，不管你跑得多快，都会造成可怕的烧伤和伴随一生的痛苦。我不记得自己边跑边叫：“太烫了，太烫了！”但影像片段和其他人的记忆表明，我确实是这么做的。
你可能看过我那天的照片，我和其他人一起逃离爆炸现场——一个赤裸的孩子伸着双臂，痛苦地尖叫。这张照片由当时为美联社工作的南越摄影师黄幼公拍摄，登上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并获得了普利策奖。随着时间推移，它成了越南战争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黄幼公那张杰出的照片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他还救了我的命。拍完照片后，他放下相机，用毯子把我裹起来，带我去就医。对此我永远感激不尽。
然而，我记得有时我也会恨他。我从小就讨厌那张照片。我想：“我是个小女孩。我赤身裸体。他为什么要拍那张照片？为什么父母不保护我？他为什么要把那张照片印出来？为什么我是唯一一个光着身子的孩子，而照片里我的兄弟和表亲都穿着衣服？”我感到丑陋和耻辱。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有时希望自己能够消失，不仅是因为我受过的伤——我身体三分之一的部位留着烧伤造成的疤痕，以及常年的强烈疼痛——还有伤痕带来的羞耻和尴尬。我试图用衣服遮住伤疤。我有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学校里的孩子都躲着我。邻居们都可怜我，在某种程度上，父母也可怜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担心没有人会爱我。
与此同时，这张照片变得更加出名，让我的私人生活和情感生活变得更加难以掌控。从1980年代开始，我没完没了地接受媒体采访，与王室成员、首相和其他领导人会面，他们都希望从那张照片和我的经历中找到一些意义。那个在街头奔跑的孩子成了战争恐怖的象征。而真正的自我在阴影中看着我，害怕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受损的人被曝光。
照片，顾名思义，就是照下一个瞬间的片段。但是这些照片中的幸存者必须以某种形式继续活下去，尤其是孩子们。我们不是象征。我们是人。我们必须找到工作，找到所爱的人，找到可以接纳的社区，找到可以学习和被滋养的地方。
直到成年后，我逃到加拿大，在信仰、丈夫和朋友的帮助下，我才开始寻找平静，实现我的人生使命。我参与创建了一个基金会，开始前往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为遭受战争伤害的儿童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我希望这能带来一点希望。
我知道看着你的村庄被轰炸，你的家园被摧毁，看着家人死去，看着无辜平民的尸体躺在街上是什么感觉。这些都是越南战争中的恐怖景象，被无数照片和新闻短片记录下来。可悲的是，这也是世界各地战争的画面，也是如今乌克兰宝贵的生命遭到破坏和摧毁的情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来自校园枪击案的恐怖画面也是这样。和外国战争不一样，我们可能看不到尸体，但这些攻击相当于国内的战争。分享屠杀的图像，尤其是儿童的图像，似乎令人难以忍受——但我们应该面对它们。如果我们看不到战争的后果，就会更容易逃避战争的现实。
我不能代表得州尤瓦尔迪市的家庭发言，但我认为，向世界展示枪击事件的真实后果可以传达可怕的现实。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暴力，而第一步就是正视它。
战争的恶果已经留在我身上。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你都无法摆脱这些伤痕。现在，我很感激那张9岁时的照片带给我的力量，也很感激自己作为一个人走过的旅程。我的恐惧——我几乎已经不记得它了——得到了普遍的体会。令我感到骄傲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成为和平的象征。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一点。50年后，我可以说，我很高兴黄幼公捕捉了那一刻，尽管这张照片给我带来了很多困难。
这张照片将永远提醒我们，人类有可能犯下难以言喻的罪恶。然而，我相信和平、爱、希望和宽恕永远比任何一种武器都更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