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灾难有三个共性：一是，对灾难的第一反应不是负责和应对，而是一致封锁消息，维护体制的光辉形象；二是，当体制发现不能解决问题，就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三是，灾难过后，必须全力修复受损的体制形象。

　　世间所有的灾难原本都是意外，但若灾难发生之初由于体制性的原因而未能合理应对，那么小灾难就会变成大灾难。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一线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在威力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爆炸面前，副总工程师竟一口咬定没有爆炸，并以开除威胁一线人员闭嘴。

　　数百公里内，居民听到爆炸出来观望，在致死的辐射中惊疑不定。核电站管理层则忙着甩锅，副总工推给总工，总工又推给副总工。地方长官的最终指示，将旷世灾难在报告中变成了一场小火灾，无视常识和百万人的生命。

　　既然灾难出现了，为什么要上下一致地封锁消息呢？因为他们出于惯性思维，必须要维护他们身在其中的体制不受怀疑。上级领导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至，各地都在准备游行庆祝，此时公布那个灾难消息就会演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为了掩盖真相，只有撒谎别无他法。

　　当辐射云飘出俄罗斯，飘到欧洲，瑞典能源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声称检测到异常辐射，怀疑本国发生核泄漏。专家和媒体惊疑不定，民众大骂瑞典，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联系各国，各国纷纷展开排查，只有苏联不予回应。4月29日，美联社最先披露，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

　　事故中出现了三位“吹哨人”：

　　一是现场值班长阿基莫夫，遭到当场训诫，上级命令他闭嘴；

　　二是核能研究所所长瓦西里，他第一个将灾情上报，他接到威胁电话，遭到苏联科学院警告；

　　第三位是国家科学院院士勒加索夫，他从简报中发现端倪，坚持认为不是火灾，而是核泄露。而且他发出了能打动上级的警告——其他三座反应堆也可能爆炸，莫斯科乃至半个欧洲都将陷入毁灭。终于揭了盖子，开启了一场大救援。

　　灾区在政府组织下举行了人数创历史记录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一切都被当做没有发生。结果，谣言满天飞，官方媒体假装不知道。

　　在三万倍致死量的辐射下，第一批逆行者，赶来扑灭“火灾”的69名消防员几乎全部丧生。

　　由于体制内部需要层层报告、层层审批，苏联官方反应迟缓，在事故后48小时，一些距离核电站很近的村庄才开始疏散，政府也派出军队强制人们撤离。

　　当时在现场附近村庄测出了致命量的核辐射，而且辐射值还在不停地升高。但这还是没有引起重视。专家宁愿相信是测量辐射的机器故障也不相信会有那么高的辐射。

　　可是居民并没有被告知事情的全部真相，这是因为官方担心会引起人民恐慌，甚至在普里皮亚季还在举行有乌克兰第一书记参加的五一节庆祝。许多人在撤离前就已经吸收了致命量的辐射（若能立即撤离，则可大幅减少受害者数量及程度）。

　　堵住污染源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清除核辐射尘埃则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一年之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中最先遇难的核电站工作人员和消防员被转移在莫斯科一处公墓内，安葬他们用的是特制的铅棺材！因为他们的遗体成为了足以污染正常人的放射源。

　　核尘埃几乎无孔不入。核放射对乌克兰地区数万平方公里的肥沃良田都造成了污染。

　　苏联在举国体制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救援，在此过程中有24万名消防人员、军人和医务人员勇敢地进入辐射区，他们的平均寿命减少了10年。当时投入了大量的直升机抢险救灾，有数量不详的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参与救援行动的飞行员很多都在若干年后因疾病痛苦地死去。

　　最终在事故阶段性处理完成后，有526250名清盘人和至少48万平民曾经暴露于过量辐射，他们的癌症发病率是正常人的4倍。1994年乌克兰方面统计，仅事故发生当年就有2.5万清盘人死亡，至今间接死亡人数已无法统计。 

　　事后，苏联官方宣布，救援工作取得了伟大成绩，这是“用实际行动积极对抗资本主义宣传的欺骗和抹黑”，大救援充满了“勇气和英雄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次伟大胜利”。

　　多年以后，一些专业机构指出，乌克兰共有250多万人因切尔诺贝利灾难而身患各种疾病，其中包括47.3多万名儿童。

　　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而持续的核辐射危险将持续10万年。

　　在经济上，前苏联损失了约90亿卢布：善后处理费用40多亿卢布，农业和电力生产损失40多亿卢布。专家估计，除核电站本身的损失外，仅清理一项就得花几十亿美元，如果全部加起来，可能达数百亿美元。

　　很多体制性灾难的情节都是似曾相识的，并且可以反复发生，只是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但发生的原因都一样，是因为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