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年前，也就是1992年1月底至2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先后发表了对改革问题的一系列的谈话，后来被大家称为“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历史意义重大，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2001年加入WTO一起，堪称促进中国发展崛起的三个最关键事件。

　　南方谈话有力否定了种种“左”的、反经济改革的思想，其理论意义不亚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政治上，则改变了国内改革和反改革声音的力量对比，一举打破了80年代末以来改革沉寂的局面 。歌曲《春天的故事》中：“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正是南方谈话后社会形势迅速变化的写照。

　　依照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党中央在“十四大”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接着，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两份政治决议为经济市场化改革提出了系统路径。

　　我们回看，中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四梁八柱，都是在1992年及其之后一两年开始着手建立的，比如：以间接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服务型政府，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所有制，产权清晰、政企分开的现代国企管理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从经济史角度看，1992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元年”。

　　“南方谈话”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意识形态枷锁，1992年到1994年，国民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高于13%，这是新中国70多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到1995年，就提前实现了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1991年全国GDP为2.2万亿人民币，到2001年突破10万亿。

　　南方谈话尤其极大解放了民间的经济创造力，1991年，全国私营企业仅有10.8万户，到1997年就达到96.1万户，2005年突破430万户，产值则从1991年的146亿元达到2005年的2.74万亿，14年间注册户数增加38倍之多，产值增加186倍之多。现在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形成“五六七八九”的格局，中国的老百姓有史以来创造的财富加起来也没有这30年多。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南方谈话奠定了以后30年的高速发展，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国当下的国际地位，也没有人民物质充裕的生活。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没有Chairman M，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借用这句话：如果没有南方谈话，中国可能仍旧在艰辛的摸索中，有可能像其他那些继续实行计划体制和锁国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持久地陷入贫困和停滞。

　　（2）那么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为什么要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及帕金森等疾病的困扰，仍旧要行程数千公里，到南方发表关于支持改革的谈话呢？这还要从90年代初的“左”倾思想回潮及改革事业遭受的挫折谈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我国也发生了严重风波。在总结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时，高层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开放造成的。当时一位重要人物指出，市场经济及个体私营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种逻辑下，很多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比如，1990年12月17日某权威媒体的一篇重磅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因此， 他们主张中国必须回归计划经济。1990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专家座谈会，到会的十多位经济学家中，多数人赞同实行计划体制，只有85岁的薛暮桥一个人旗帜鲜明坚持市场经济。受这些“左”倾思潮影响，很多重要中央文件的一些提法也产生了动摇，比如，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整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把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方针，回归到“十二大”后提出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

　　邓小平虽然一方面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他对坚持改革开放的立场一直毫不动摇。面对各种“左”的力量对改革的压制和扼杀，他充满忧虑。1990年12月底及1991年初，他先后对中央负责人及上海市委负责人指出：

　　改革开放还要讲，还要讲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闭关自守不行，发展经济，不开放很难搞起来。

　　然而，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受到“左”的势力针锋相对的批判。当时的党报党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继续鼓吹姓社姓资论，《改革开放不可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改革就是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他们还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也不清楚”这个观点，邓小平说这个话的初衷是，苏联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应鼓励大家进行各种改革探索。1990年7月30日某权威媒体发了一篇题为《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充满杀气地说：“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的理论”。观点与文风，俨然与文革时的大批判很相似。

　　这些反改革的力量，还重提阶级斗争。1991年的6月15日，某权威媒体发表了另一位重要人物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指出：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是全国人民最重要的双重任务，只有正确估量阶级斗争，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颇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回潮的意思。

　　受这些“左”倾错误的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企业家的创业积极性以及外商的投资积极性都受到严重打压，社会对是否会发生人民公社化或公私合营这样政治运动的担忧不断增加。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从1988年的13.5万户，锐减到1990年6月的8.6万户，到南方谈话后才回复到1989年之前的水平。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低增长，增速分别为4.2%和3.9%，是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上，增长率最低的两年（2020年疫情特殊情况除外）。

　　促使南方谈话发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解体。邓小平一直对苏联局势变化非常关心，“8.19事件”发生后，他就立即通知在外地视察的中央领导人回京，并且第二天就与他们进行交流分析。对于苏联解体，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后果，因此，我们中国以后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反“和平演变”上。

　　邓小平则不这样认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和东欧剧变是这些国家没有搞好经济改革、人民目前生活水平不满所致，因此，他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未来重心应该放在改革开放上，而不是反“和平演变”。他还忧心忡忡地多次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如果速度持续上不去，就会造成政治危机。

　　这样，南方谈话就应运而生了。邓小平意识到，推进改革迫在眉睫，不然是死路一条；他也意识到，无法通过召开中央会议、制订文件的方式来扭转改革被动的局面。极具政治智慧的邓小平，再次采取上下联动的方式，以非正式谈话的形式，呼应民间的改革呼声，形成上下改革合力，进而影响上层多数人，这正是当年农村改革所走过的路。所以，南方谈话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上而下”改革，而是上下联动共同促成的改革，这也是“九二改革”强大生命力所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但是他已经完全退休，南下谈话到底会产生什么效果，连身边的人也产生疑问。对此，邓小平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央视纪录片《复兴之路》第四集）。可见当时推动改革的艰难，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平稳完成转型，中国是第一例，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有巨大运气和偶然性因素在里面。

　　（3）邓小平于1月17日傍晚离京，2月21日返京，此行共五周，先后在武昌、长沙、深圳、珠海、鹰潭和上海对改革问题发表了系列谈话。全文原始会议记录共2万多字，最终经过整理提炼，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内容也多达7000多字，是邓选第三卷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

　　通过归纳邓选三卷以及参考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陈开枝（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灏（深圳市委书记）、梁广大（珠海市长）、吴松营（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牛正武（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等人的回忆来看，南方谈话共涉及防左反左、发展科技、反对形式主义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等5方面内容。但是邓小平的南巡用意、谈话重点均在防左反左，以后官方对南方谈话精神的宣传也是侧重于这方面。因此，防左反左是南方谈话的核心内容，是其最重要历史价值所在。

　　这其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话：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11月19日上午于皇岗口岸和深圳站，谈话对象：谢非、李灏等。）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月20日上午于国贸大厦，谈话对象：谢非、李灏等及大厦职工）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同上）

　　我们同志一开始就反对开放，不只是对办特区的问题。不开放，连信息都没有，鼻子塞住了，连世界是什么样子，都不甚了了，还有什么高新尖端？（1月22日下午于深圳迎宾馆桂园，谈话对象：刘华清、朱敦法，广东省委、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该段内容未被收录到文选）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谈话时间、地点、人物同上）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1月23日于深圳之珠海的快艇，谈话对象：谢非、陈绍基、梁广大等）

　　依据当时资料看，邓小平南巡中一共做过七次系统地深度讲话，每一次都要着重谈反“左”及姓社姓资问题。邓小平毕生都在与“左”的思想作斗争，也几次遭受“左”的路线的人身迫害，深刻了解其路数、危害性，因此，他对“左”的思想深恶痛绝。即便是后面经过润色后形成的正式文献，里面仍透露着他的不满与焦灼的情绪。

　　据陪同南巡的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讲，邓小平在从皇岗口岸回到下榻宾馆后，情不自禁地说：“那些人讲的都是屁话！”第二天，他在国贸大厦讲到谁反对三中全会路线，就要被打倒后，又激动地把手抬得很高，补充了一句：“就没有好下场”。2月10日，他在上海参观贝岭微电子公司时，指着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诙谐地问：“这姓资还是姓社”？不啻于是对姓资姓社论的一个生动挖苦。

　　邓小平在南巡中还多次批评“左”的冒进的做法，他说：“我还是反复讲，一定要多干事实，少说空话，我们不要夸张自己，吹嘘自己，有一点成绩不要到处张扬，现在世界市场也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起尾巴做人”（1月20日于深圳国贸大厦）；“要戒骄戒躁，我们经济还没有搞上去，要夹着尾巴做人”（1月25日于珠海）。虽然这些讲话最终没有被收录到文选中，但是今天看来它与“不当头、不扛旗”、“韬光养晦”一样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

　　总之，南方谈话是防左反左的宣言书，它与邓选三卷中1989年以后的几篇文章——《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和《总结经验，使用人才》——共同构成邓小平最后的“政治交代”。其中，南方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晚年思想之集大成，很多认识和判断达到从来未有之高峰。

　　（4）邓小平的南巡受到广东干部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1月20日，他在国贸大厦发表完谈话后，从一层到三层站满了闻讯而来的群众，大家对着邓小平热烈欢呼。香港及国际对南方谈话也是积极反映。1月21日，香港各大媒体均在头版头条发布南方谈话的消息，港股连续三天大涨，突破5000点，到1993年突破1万点，香港《文汇报》称“成交旺盛多年未见”。美联社、路透社等国际媒体，也都在21日起就接连追踪报道南巡消息。这些充分说明，防左反左、坚持改革是全国人民的心声，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

　　南方谈话虽然已经过去30年，但是今天读起来仍然震耳发聩。由于过去没有彻底清理“左”的思维，以及改革中没有处理好公平性、普惠性的问题，又加上近几年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当年对改革的那些质疑和否定观点，又重新出现。

　　比如，现在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解决中国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及权力腐败问题，必须取消市场经济，回归计划经济；很多人认为私有财产、资本过多是威胁国家安全，必须进行“摧古拉朽”、“彻底清理整治”。近些年来，社会屡次出现“民营经济退场论”、“消灭民间资本论”、“回归计划经济论”。这些言论杀伤力巨大，严重挫伤市场信心，导致国内资本或明或暗地逃逸。

　　再比如，最近几年形形色色的“脱钩论”及经济民族主义也重新泛起。很多人把凡是国外的（尤其是美国和西方集团的）一切东西都赋予道德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色彩，认为只要不是完全自主的，就有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一些人把企业在海外的经济行为，上纲上线为卖国与爱国之争，这又与当年借“风庆轮”批“洋奴哲学”有何异呢？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并不像一些食洋不化的经济学家吹嘘的那么完美，有种种缺陷缺陷。然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市场经济仍是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贫困落后的唯一途径，任何前现代的政府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因此，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更发展不了中国，中国人已经吃过一次苦头，无需再做第二次尝试，即便是现代科技的进步，也无法克服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

　　这次疫情对各地应对机制的测验也表明，凡是市场体制比较完善，政府和社会市场意识比较浓厚的地区，处理疫情的人民满意程度就高，防疫代价小；而那些计划色彩、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地区，抗疫成本大，人民怨声载道。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确实是最不坏的一个制度。

　　也不可否认，对外开放中有种种风险，西方国家对中国也不总是充满友善的。但是伊朗等国主动选择与全球经济体系脱钩（伊朗1979年革命后主动脱钩在前，美国90年代的制裁在后）的教训表明，脱钩看似会带来暂时的安全，终究会让国家落伍于世界。

　　参加全球化虽然不免会产生各种外部风险，但又是对一国经济最安全的做法。对外开放的最重要作用，不是“工具论”意义上的吸收资本、技术和管理制度，而是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体系，激发经济的活力、社会的创新，塑造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经济生态。

　　作为最发达的美国，尚是全球吸引外来投资和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2018年，美国吸收FDI2260亿美元（中国1420亿美元），进口知识专利537亿美元（中国355亿美元），全球占比均在五分之一左右。我们与发达世界仍有不小的距离，又有什么理由排斥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呢？

　　南方谈话阐明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搞什么、怎么搞的核心问题；阐明了如何看待西方制度及文明成果，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如何认识右倾和“左”倾思想等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意识形态核心难题。并且，这些论断都是经过以后三十年的实践检验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些至理名言既是对当时保守派的警告，也是对今天我们的当头棒喝。

　　今天我们进入改革关键期，各种风险交迭期，当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认真重温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并不是一份完全意义上的历史文件，我们需要沿着谈话的精神，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把市场化改革及对外开放做的更好。走回头路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前功尽弃，正像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新的历史决议说的那样：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