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先生还是愤青周树人的时候，便堪称“博学”二字。

　　他先在三味书屋读古文，然后在江南水师学堂学水务，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学矿务和德语。之后又到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地质和化学，在仙台医专学西医……

　　最后，退学。

　　当时仙台医专有一个解剖学教授，叫做藤野严九郎，对中国来的“周树人君”非常照顾，认真给他修改课堂笔记，关心他的语言障碍，关心他的食宿问题，还时时鼓励他。

　　然而到第3年时，周树人决定退学。藤野先生很是惋惜，周树人君很是愧对恩师。

　　离别的时候，藤野送给周树人君一张自己的像片，并且在背后题字。送相片，可见俩人师生友谊之深。

　　周树人君当时没有合适像片回赠，说日后照了寄过来，还说会时时通信告知先生自己的状况。

　　然而他这一走，相片没寄，信也不见一封。他自己对此的描述是：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其实，那期间鲁迅归国觅职，照过相的，还很帅气。

　　只是，他自己没有心情寄出来。

　　鲁迅所谓的“状况也无聊”，是指状况很不好。因为在那些年里，愤青周树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四处碰壁。

　　当时他的学术水平已经很高了，可谓知识广博思想深刻。

　　就在退学之后的第二年，他写了几篇古文，包括《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章，现在的评价都非常高。

　　但在当时，根本没人理会他这些文章。

　　年轻的周树人有一肚子话要对中国人讲，但处处碰到的都是墙壁。

　　而且他家里情况也糟糕，先是被母亲骗回去逼婚，娶了个陌生的乡下大姐朱安。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被诬了个“偷看弟媳洗澡”的罪名，为此，满腹经纶的亲弟弟周作人也跟他断义绝交。

　　鲁迅说“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其实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状况失望。

　　他把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墙上（给他良心和勇气），承诺的照片却没有寄，信也没有写，就这样歉疚地记在心里。

　　他自己也知道，这样不联系，会让恩师失望，而且担心：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很多好朋友分开之后断了联系，也都是这个缘故，“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

二、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迈出了文豪的第一步。

　　1926年，45岁的鲁迅先生发表散文《藤野先生》。

　　1931年，有朋友写信问他，藤野严九郎是否真名？

　　鲁迅回信说是真名，然后说自己很想念藤野先生，曾经托日本的朋友打听先生的近况，却被告知十几年前仙台医专被合并入东北帝国大学，缩减教授编制，藤野先生“辞职”，如今下落不明，很是可惜。

　　怎么现在他又开始找藤野先生了？

　　一来当然是更为思念。二来，更重要的是，他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他现在不再是自卑的愤青周树人，而是大文豪鲁迅。原配朱安还在，他却堂而皇之地跟自己的女学生许广平同居生子，可见其自信的程度。

　　他仍然在碰壁，可现在他是巨人，碰壁则壁倒，摧枯拉朽！

　　1931年，日本学生增田涉来上海留学，拜鲁迅先生为师。鲁迅教青年学生一向用心，对这个日本学生更是格外照顾，一如藤野当年的风范。

　　1934年，日本出版商岩波书店的老板来上海拜访鲁迅先生，请求准许翻译鲁迅文集在日本出版。选定了两个译者，一个是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另一个是日本诗人佐藤春夫。

　　鲁迅说，文章你们来选就是了，只是有一篇《藤野先生》一定要包含在内，我希望借这个机会，找到藤野先生。

　　1935年，文集在日本出版，鲁迅多次向岩波书店、增田涉和佐藤春夫打听是否有藤野先生的消息，但都一无所获。

　　据增田涉回忆，有一次鲁迅先生拿着藤野的照片给他看，说：“不知道老师现在状况如何。大概……可能……已经去世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能找到他的子女也好……”

　　1936年10月，55岁的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死前床头还摆着藤野的那张照片。

　　他的朋友知道他这份遗憾，继续替他寻找藤野先生，哪怕找到藤野先生的后人也好。

　　1936年年底，鲁迅的日本同学小林茂雄找到了藤野先生！原来他还活着！

三、

　　藤野严九郎生于1874年，大鲁迅7岁。他家世代行医，他自己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现为名古屋大学医学部）。

　　1903年到1915年期间，他在仙台医专任解剖学教授，期间教过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君”。

　　藤野先生确实如鲁迅写的那样，穿衣服马虎，专业上却极其认真。考试时给分数给得很严格而死板，一些学生因为解剖学成绩低于50分而留级，于是都恨藤野。

　　藤野虽然认真教导周树人君，三个学期课给周君的成绩却分别是60、60、58。

　　然而就这堪堪的分数给周君惹了麻烦，学校里有人认为中国学生不可能得这么高的分数，多半是藤野在周树人的笔记上给他漏了题，于是还拿走周树人的笔记调查了一番。

　　此事颇为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写在了散文《藤野先生》里。

　　藤野的北方方言口音比较重，日本学生听起来很土。

　　他那句“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就是一个古老的北方文言句式。留级学生笑他的句式，也笑他的口音。然而在周树人听来，却是“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

　　藤野确实不擅长学语言。当时日本盛行西学，他也曾计划去德国留学，但德语口语太差，未能过关。

　　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那时大学风气崇洋媚外，41岁的藤野严九郎因为没有留学经历而失业。然后他尝试去别的学校找个教授职务，都被拒绝。

　　无奈之下，藤野去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学习行医。结业后进了东京一家慈善医院做医生，但很快又失业了。

　　就在他四处找工作期间，他妻子病逝。

　　也就是说，周树人在中国碰壁的时候，藤野先生也在日本碰壁。只是他没有周树人那般本领。

四、

　　中年多次失业又丧妻，落魄的藤野严九郎只好回了老家福井县，投奔他二哥藤野明二郎。明二郎在镇上开小诊所，收留严九郎在此行医。

　　藤野严九郎毕竟是在外面上过大学当过教授的，在农村老家也有点面子，于是得以再婚，娶了第二任妻子。新丈人出资给他开了个耳鼻科诊所，他开始单干。

　　然而第二年，藤野明二郎猝死。明二郎的小孩还小，难以支撑诊所，也就难以维持生活，严九郎便隔日来明二郎的诊所一趟，维持其生意。

　　于是他常年在两个诊所两头跑，养着两家人。

　　藤野严九郎教书多年，脾气直而且死板，非常不擅长接待病人。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

　　严九郎的二哥开的诊所是全科，严九郎在那里啥病都看；而他自己开的是耳鼻喉诊所，只看耳鼻喉。有一天一个病人来严九郎的诊所，说是肚子痛，严九郎便轰人家出去，“这是耳鼻喉诊所！”

　　好在他行医认真，两个诊所能够勉强开下去。山村居民贫穷，藤野严九郎收费便非常低廉。病人没钱的时候，他就干脆不收费了。

　　于是他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在当地颇受人尊重。

　　1919年，藤野先生45岁，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藤野恒弥。中年得子，也是人生慰籍。两年后又生一个儿子。

　　1935年，当时藤野恒弥在读高中，这天语文老师菅好春先生叫恒弥过来，交给他一本书，说：“这本新出的书，是中国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里面有一篇写的人叫藤野严九郎，跟你父亲的名字一样。你拿回去问问你父亲，是不是他？”

　　那年，藤野先生61岁。

　　回家后，儿子交给他那本来自中国大文豪的文集，指给他看那一篇《藤野先生》。

　　他读到了30年前的自己，在仙台，给学生上课时的样子：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

　　那篇《藤野先生》的末尾写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那本文集的卷首，印有鲁迅先生的照片，藤野拿放大镜慢慢看，说：“真的是周君啊！”

　　合上书卷后，他一个人发了好一会儿呆。最后对儿子说：“写的是我。但是，你不要跟别人说。”

　　藤野恒弥很听话，这么牛逼的事，也没跟别人说。但菅好春老师又问起他来时，他也不好撒谎，便如实告诉老师。

　　菅老师过来拜访藤野严九郎，俩人聊了好久。菅老师离开之后，再没跟别人提起此事。

　　于是，虽然藤野严九郎的大名在中日两国被读书人津津乐道，却没人知道真正的藤野严九郎，却仍然在偏僻的山村勉强谋生。

五、

　　1936年10月，文豪鲁迅的死讯在日本见报。根据藤野先生的侄子后来描述，当时藤野看着报纸上鲁迅的照片，把报纸举过头顶，拜了几拜。

　　年底，鲁迅的朋友小林茂雄找到了藤野先生。藤野这才知道原来鲁迅不只是把他的照片挂墙上，不只是写在散文里，而且这些年里一直在找他，一直想见他一面，哪怕能见他后人一　　面。

　　藤野先生追悔莫及。

　　然后，日本记者向藤野先生约稿，他写了一篇短文《谨忆周树人君》，发表在日本报纸上。在藤野先生的回忆里，32年前的周树人君是这样的：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

　　关于认真修改周君的课堂笔记，在藤野先生的记忆里是这样的：

　　“周君学习很努力，上课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我看他听日语和说日语都不利索，想必学习中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一遍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至于为啥对周君这样特别照顾，藤野的解释是：

　　“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还有很多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的各种坏话。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跟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我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认为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

　　可是，1935年，他读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却没有联系鲁迅，也不让外人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呢？他说：

　　“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的话，周君该会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

　　“偏僻”有什么要紧？菅好春老师不还是找到你了吗？你不也还是读到散文集了吗？又为什么要提自己“不懂文学”？

　　这其实是他心里有个潜意识：如果我也是文学界的人，便有个正当理由跟鲁迅见面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以“解剖学老师”这个身份去见鲁迅，做人家文豪的师长，很不合适。

　　藤野先生说“偏僻”，其实心里想的是“贫穷”；说“不懂文学”，其实心里想的是“没地位”。

　　人家是两国闻名的大文豪，又对先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而他这个先生，现在如此落魄潦倒。

　　自1907年两人离别之后，先是周树人失望于自己的状况，不肯联系藤野；后来是藤野失望于自己的状况，不肯联系周君。

　　两厢自卑之下，这30年的跨国师生友谊，只落得照片背后两个字：惜别。

　　这篇《谨忆周树人君》发表于1937年3月。当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

　　那时日军大量购买药品，日本国内药价高涨。藤野先生的两个诊所囤有不少药，便有药商来高价求购，并说这是军队前线需要的，意义重大。

　　藤野虽然缺钱，却一点都不卖，只推说当地村民还需要。

　　药商走后，藤野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记着，中国，乃是将文化教给日本之先生。”

　　用的仍然是很土的北方文言句式，如果鲁迅先生能听得到，应该也是“抑扬顿挫的话”。

　　1945年1月，藤野先生的长子藤野恒弥病死在广岛。老年丧子，71岁的藤野先生极为悲伤，一度不振。但由于生活所迫，很快他又回诊所工作。

　　几个月后的一天，藤野先生工作中感觉疲惫，说回去休息一下，却在路上晕倒，被人发现抬回去。

　　熬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与世长辞。4 天后，日本宣布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