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常人难以忍受的老房子。连接两层楼的木制台阶咿呀作响，眼下鞋底踏过的地方被磨得惨白，与墙角发黑的那端形成强烈对比；左右粘贴的童画饱经沧桑，画纸边缘裂开的口子深浅不一；天花板凋零着蜘蛛网，过道的书架上横七扭八地堆放了画册、影集，无须伸手试探就能看见填满缝隙的灰迹；卫生间的门早已需要更换开合器，马桶的水箱盖也不见了。

　　透过窗户能看见一节银杏树，虽然此时冬季光秃，但毕竟是亲手栽种，在主人家心中，它依然称得上“伟大”。除了手舞足蹈的树杈，四周谈不上有别的景观可言，说是小区，但连个大门也没有。九几年意大利人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现在大家都叫他老安）作为第一批住户搬过来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开到东南四五环之间都傻了，不禁嘟囔，这什么地方？

　　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交通依然不便，开车20分钟才能到最近的地铁站。老安倒是毫不介意，虽已不在这儿居住，每天仍悠悠地过来办公。他初至北京时结交的那群文艺青年中的许多人，如今早已扬名立万，笔下诞生的作品甚至相继创造过亿的拍卖纪录。相形之下，时代的车轮显然轻轻绕过了他，生出白发的小老头偷着乐，“最烦有人惦记我。”

　　谁都还没出名的那段时间，大家过得拮据却幸福。来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异乡客迅速打进中国的艺术圈，他不带功利心地与曾梵志、方力钧、刘炜等人交往，感染着他们身上尚未被市场发现的巨大能量。错过了1920年代的巴黎没关系，想不到在中国碰上了同样的艺术天堂。

　　▲青年老安

　　作为一群人中唯一上过班、有车有固定收入的人，老安义不容辞地负责请这些囊中羞涩的青年艺术家吃饭、当他们的司机，如今看来所谓的收藏，当年也不过是出于“帮哥们儿”的心情用几百美金的均价买了些作品。其中一幅之前被保姆清理出来差点扔了，卖掉之后老安给岳父在沈阳买了套房。

　　想起当年的穷艺术家，他回过神来，“现在怎么我开Polo他开法拉利”，说完被自己的“不思进取”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我从一岁到现在都没多大变化，”他坐在铺了好几张床单的沙发上，高挺的鼻梁和深邃的酒窝阻挡了许多阳光，半片阴影中，他低头瞄了眼身上样式简单的天蓝色羊毛衫，用陷入回忆的口吻说，“我穿的衣服，我住的地儿，这种风格一直没变。小时候我的房间也是一样乱，当然自己有孩子后有段时间稍微把家弄一下，但那也是为他们，不是为我。这方面我不太注意，我的功夫花在别的地方。”

　　他也有一台“好一点”的斯巴鲁，但“不是那种给人看的”，车里的大天窗不是为了炫耀，仅仅是看中它可供人和三脚架同时站立，方便拍摄。

　　1980年代末老安是北京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个外籍客户，那时国内私家车很少，汽车代表一种身份，在社会上颇受重视。在他的印象中，新世纪来了，摄像头越来越多，并设立了驾照扣分制。他在文章里置气，“八九十年代的车主大爷如今变成了孙子，太扫兴，太没劲，不想开车了。”

　　▲北京，1981

　　上一回长途自驾还是2018年，从北京去福建，一来一回老安被扣了120分。起初他尝试听导航，后来觉着和作家徐星一块，跑一千六七百公里，不能尽兴聊天、听音乐，那不得憋疯？索性彻底关了；再加上“福建那个时候刚刚修了一些高速路，特别漂亮，一方向三个道，没车，却限速100。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就不开了。”

　　“在那边活得舒舒服服非要到这儿受苦”

　　对老安而言，那无疑是一段难忘而鲜活的时光，他作为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1990年便移居中国的外国人，如今再回望，“那时中国刚刚结束了政治运动后不久，而后来追逐物质财富的狂热还没开始，那是一段平静单纯的岁月。在体制的缝隙里，当现有规章不再可行，而新的尚未制定时，一个人有可能得到一种不可想象的自由。路人互相推搡的自由，进人家里的自由，随意抽烟、随地吐痰、大声喧哗、造个房子、在马路中间架上三脚架等等，都是新鲜而刺激的体验。”

　　他将这段美好岁月封存于镜头，在2021年11月出版的个人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中仍得以窥探。

　　▲《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四十年前，那时还很年轻的老安拽着一只没有轱辘的大箱子（里面放了几十米胶卷），先从意大利搭火车及轮船到伦敦，再坐飞机到香港，接着乘气垫船溯珠江而上至广州。上岸后，一片空旷寂静，与抵港时的感受恰好相反。他在后记中写道，“街上见不到太多晃悠的行人，1981年，中国没什么可干可看的事情，更少可买的商品。”接着飞上海，最后在火车站售票处磨破嘴皮子，才踏上了往南京的列车。前后历经整整一周，一路上提心吊胆，担心到不了目的地，更担心胶卷会不会受潮、受热、漏光，或是被没收。

　　▲南京，1981

　　他先在南京大学读了一暑期的汉语学习班，又在复旦大学进修了两年中国现代文学。来中国之前，他已是展出过作品的专业摄影爱好者，历尽千辛身临这一大片未知地图，首要任务当然不是学习。

　　在他看来，复旦的老师们似乎也不把他们当回事，内心不觉得这帮人有出息，甚至有点“二”，满脸都是“在那边活得舒舒服服的还非要到这儿受苦干什么”的不解神情。因此，他更加心安理得地成天在校外晃悠，像个探险家的后代到处拍照片。

　　先是用一台尼康的FM相机，拍135的黑白照，后来觉得机会难得，用尽全部积蓄托一个意大利同学从香港买来一台尼康固定标镜的Plaubel Makina相机，转用120大底片，努力让成像更清晰、更漂亮、细节质量更高。

　　▲上海，1982

　　光在上海游览很快已无法再满足他，那时候中国人去哪儿都需要单位介绍信，外国人则需要旅行证。他先以研究杜甫草堂的名义，用复旦开的介绍信坐火车到成都，回程时谎称票不好买，必须绕一下，把去昆明的火车票弄到手。从昆明到了南宁再到湛江，这样一路来到海口。

　　1982年的海南岛，还是一块神秘之地，外国人去旅游者寥寥。老安那会儿的中文也还不顺溜，他在威尼斯大学念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第一节课是读《孟子》的繁体版原文，同学们对照着复印不清晰的古汉语和英语字典，看得一头雾水，第二天被要求解读其中一章，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就是靠着这样磕磕绊绊的语言能力，他和同伴用了9个小时从海口抵达三亚。刚开始旅馆拒绝接待，半夜几乎要被赶走，后来警察叫醒前台，前台叫醒客房部，一番沟通后给他们收拾了一间漂亮的平房，让他们在那儿住了一周。

　　他在海边吃海鲜、摘椰子、游泳、晒太阳，度过了极其愉悦的圣诞节，并由此悟到了在中国的生存之道，“我觉得中国人很多事都是这样，没有先规定的，都是一点一点给拓展出来，摸着石头过河。”

　　“给大家看活生生氛围中人的状态”

　　不知是否从那时起，老安就养成了这种好事多磨的性格。反正在后来与他打交道的朋友眼中，他都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模样。和他认识了二十年的彭磊回忆说，“我们在一起拍电影，他给我的感觉是很稳定，什么时候感觉都差不多，没有说哪个镜头怪怪的，都是很简单的处理，即便移动镜头，也会是特别缓的那种。”拍起照来也一样，“别人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照片，乱哄哄的，老安更纯粹。”

　　内行看他的照片，同样感受到画面的协调，并好奇他如何关照到整个面，以及避开人潮的打量与干扰。老安的诀窍在于“耐心”，取景时并非只聚焦视线中央，而是逐一顾及框内的四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一处都有哪些事物。想要路人不注意到自己的异域面孔显然不可能，所以就“只能等”，“因为围观就是一段时间嘛，人家也不可能永远围观，他们围观完了，觉得我没什么意思，慢慢地就会失去对我的兴趣，然后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特殊的身份也为拍摄带来过一些好处，比如随意走进陌生人的婚宴都会颇受欢迎；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他天然的外部眼光，得以敏锐分辨新旧交杂的印记，抓住时代最鲜明的变化。

　　《稍息》的封面是上海一家服装店的橱窗，一男一女两个模特穿着当时路上少见的西装，表情洋溢着天真与憧憬。在老安眼里，这西装的样式其实谈不上多新潮，但他能理解，这在当时已然是洋气的象征。

　　▲上海，1982

　　此后他还捕捉了许多商铺橱窗里展示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比如一些蜡制的葡萄和文艺复兴风格的水果油画（上海当时根本买不到水果）、放置五大件模型的家具店、一男一女既在私家车里也在车外的PS照、写着英文的雀巢咖啡手绘广告（当然那时市面上没有咖啡）。

　　▲厦门，1983

　　要是不考虑这些时代因素，这厚重的包含了190张照片的大开本影集，可能很快也就翻完了。在老安的镜头里，你找不到愁苦的大眼睛与过分强烈的表情，乍看之下似乎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稍稍放慢速度，你就会发现里面遍布的中西起初碰撞的符号，而这些记录的眼光绝非沉闷宏大的国际叙事，不过是日常而细小的顽童视角——

　　一张长板凳上方挂了两幅人文花鸟画，中间却摆了尊维纳斯半身雕塑；上海租界的洋房变成了礼堂，有人不明所以坐在了原有的壁炉里面；普通的售票处经过布置，挂上了珠帘，平添园林式的情趣。

　　1980年代没有隐私概念，大街上就能轻易发现人们的生活痕迹与审美喜好。那时去外面住招待所，房门都没法锁，到点了，服务员旁若无人地进来打扫卫生、整理床被。有一回老安继续装睡，被服务员紧紧地裹在被窝里面。他毫无所谓，不觉得被惊扰，除了爬出来稍费点劲，反而觉得是在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心里很温暖。

　　他也时常拍摄人群的聚集，“就像中国天天发生的那样，不知为什么聚集——各有各的完美布局。茶楼、牌房、啤酒屋，那些刚刚准许打扮的年轻人幸福地坐着。”那时自然也没有人提“肖像权”，在他拍于苏州茶馆的一张出现虚影的群像照里，十来个人齐刷刷望向镜头，除了两个人晃了晃，其余的人在成像的几秒种内都岿然未动。有的透过厨房的窗户斜睨，有的一手握杯一手握拳，表情淡定。往细了看，能发现柱梁挂的木牌上写着“饮茶就坐，每杯一人”，还能看到各人拎的不同款式的皮包……

　　▲苏州，1982

　　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铮看过后感慨，“照片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报道性质，情节丰富，另一种则是像老安这样，可能并不志在把事情讲清楚，而是想要把现实的气氛定格下来，把生活的趣味端出来。拍摄者要给大家看的是活生生的氛围中的人的状态。”

　　“我置身中国的时代巨变，感到得心应手”

　　每当听到类似的评价，老安总是谦虚地表示，“现实已经足够精彩，个人风格微不足道。”他不喜欢用变焦镜头，也不爱用广角，更青睐接近肉眼的视觉效果——纵然有特定的拍摄取舍，他仍将这些照片得以问世的根源归功于机遇和偶然，“我觉得我的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一个的好时机，都赶上了。”

　　如果没有在威尼斯学印度语的嬉皮士朋友向他说起，他不会得知二百多公里外的地方可以学习神秘的象形字；如果不是逆反心理作祟，他可能也和许多去听中文系介绍课的年轻人一样，被老师们“你们要是吃饱撑的没事可以来，但现在中国还去不了，学完后工作就更别想了，不可能有”的说辞劝退；更关键的是，如果申请失败，学校没有给他奖学金，他也会因为负担不起在异地的开支而选择别的谋生之路。

　　▲上海，1983

　　好不容易来了中国，但无非也是读两三年书，原本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机缘。那时他常去上海的和平饭店吃8块钱三菜一汤的学生套餐，一次偶然在饭店电梯里碰到两个意大利商人跟一个香港人，聊天下来对方惊喜地发现他还学过计算机，既懂技术又会说中文，无疑是他们开拓中国市场的理想人选。老安回国当义务兵期间，对方就一直跟他保持联系，等他一年当兵结束，便立刻安排他到香港的办事处就任。

　　彼时香港的繁华程度已远超他的认知，打电话就能订电影票，简直“不得了”，跟去了外星差不多。眼前频繁冒出的香车美女、高楼大厦都让他想起意大利流行的一部美剧《Dallas（朱门恩怨）》里的场景，仿佛也过上了德州石油富豪的生活。在香港那几年，他同样揣着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我记得在金钟的一个高楼，我看着整条河，上面各种各样的船，下面是英国的海军基地，同时还能看到机场里的直升飞机，哇那个画面，在那之前，我能看到一个小汽车就不错了。”

　　到了1990年，公司总部认为要把业务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老安便只身来到北京，招来一个秘书、两个业务员，以极低的租金在京广中心租下高层办公楼，独立运行起分公司。

　　京广中心于1980年代末建成，他记得那是一座很漂亮的天蓝色玻璃摩天大楼，但1990年那会儿看上去却有点错位，在一片平房和尚未竣工的三环路上显得孤独突兀。

　　刚搬去办公的时候，楼下几乎看不到汽车，但短短几年周边就迅速发展，租金也噌噌翻了三倍。面对这些剧变，老安似乎早有预备。“中国在变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以前有单位，生活都是固定有保障的，后来一下子翻天覆地，得自己找办法。但在意大利本来就这样，所以别人说我习惯不习惯，我会反问他，你习惯不习惯？”

　　他出生于波河平原，周围都是种地的农民，60年代开始出现乡镇企业，兴办纺织厂，故乡的暴发户跟中国1990年代的万元户在他看来是“一样一样的”，“我并不是预见了这些情况，而是这一切越来越像我刚离开的世界。时间于我似乎是停止了，至少可说，时间依从我，使我在置身这一时代巨变时，感到得心应手，正在发生的事很难让我感到奇怪。”

　　他平和且略带调侃地看待周遭及自身的变化，“我们刚来的时候被称为外国人，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招外资阶段，中国人就开始叫我们‘外宾’，再后来中国崛起了，我们就普遍变成‘老外’，听起来有点像人家把你看腻了的感觉。”

　　眼下最感兴趣线上和线下的关系

　　1999年，40岁的老安辞去公司职务，完全投身到独立纪录片的拍摄中。那时在中国拍独立电影的人特别少，回想起来，彭磊直呼他们和贾樟柯、吴文光等人一样，都属于“特别特别傻”的人，“花了好多钱买电脑买DV，都比房子贵。一个卡一万多块，一个硬盘一万多块，最便宜的DV三万多块，老安好像还丢过一两个，掉水里一个。”

　　▲老安作品，纪录片《库奈里斯在北京》

　　在那之前的十年里，他每年都会腾出一个月时间，和好朋友、同为摄影师的奥利沃·巴尔别里一起在中国自驾、摄影。整个1990年代，他们走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留下了大量的素材。

　　其中一些被他拎出来剪成了短片，比如以各地孩童为主角的《孩童》，他拍下他们光着屁股在公园玩水、坐在驴车上晃晃悠悠、斗破烂轮胎、牵着黑熊、把白色塑料袋用两根绳子系着当风筝玩、在街边踢足球或打篮球、露着赤膊在简陋球台上打乒乓球……通州那时还是通县，镜头下几个小男孩无忧无虑，手里捧着不知从哪捡来的雏鸟，在沙滩上追逐。

　　他将这些片段配以老电影的经典配乐，小孩也像演戏一样，上演了惊险、忧伤、欣喜、吵闹等不同的戏码。

　　更多的素材，如今依然躺在他的工作室里。他每天过来，喝着小杯的浓缩咖啡，吃着产自意大利的零食饼干棍，和北京特色干果张，逐渐消化这九百多个小时的录像。同时，又兴致勃勃地谋划下一个拍摄主题。

　　眼下他最感兴趣的是线上和线下的关系，他希望走完整条国道，比如北京到昆明的108国道，沿途经过西安、成都等地，有不同的风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气候，每到一处便找来当地的主播，看他们在网络上的形象与实际生活的地方，“我想研究这个东西，了解互联网环境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会演变成什么样。这个新东西你还不知道它有什么影响。有的人觉得这是鬼，有的人觉得就是神。”

　　他的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无疑都是后者。他们的世界与生俱来伴随着网络，对游戏、社交媒体，都再熟悉不过，现在就连上课也离不开手机，作业在手机上布置，家长会也在线上开。对他们年过六旬的父亲而言，这当然是一个新的东西、新的冲击，但在新生代眼里，二者似乎谈不上抗衡，线下世界越来越模糊，几近消失。

　　从他们刚出生6个月起，老安每年都会带着全家回意大利看看，“山啊海啊，罗马威尼斯都去过了，还去过法国、西班牙、泰国、菲律宾，但他们出去什么都不看，不觉得外面世界有什么意思。”疫情后，没有人再提要旅游，孩子们终于松了口气，可以安心呆在家里玩游戏，不用耽误时间。

　　老安玩不来游戏，不能回家的这几年，只能通过看意大利影片、电视剧来排解，“并非因为它们特美或特有意思，而是出于我个人的几乎是肺腑之需，为了填补远离我出生环境三十多年的空缺。”

　　思念难免有，但如果让他从头选择，他仍会鼓励当年的小伙毅然远走，“在1959年出生使我得以切肤感受到当今世界的某些根本经验，我成长的年代正是意大利经济繁荣的年代；同一时刻，借助文学和音乐，我神游了以前美国的经济繁荣；随后，出于巧合，我亲历了中国的经济繁荣。BOOM了三次，然无一战争，这是前人极少有的运气。哪怕是我没来过中国，现在要我选一个看世界的最好的那个点，我觉得还是这儿，这个时代待在这儿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