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这是世界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已发生整整30年。

　　苏联解体时，臭名昭著的情报机构克格勃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1991年8月24日夜，一台莫斯科市政府派出的大吊车来到卢比扬卡的克格勃大楼前，在围观人群一片欢呼声中，用套索吊住捷尔任斯基塑像的脖子，将其从底座上吊起，拖到美术馆附近的空地上。

安坐信息之网的蜘蛛

　　对于这一幕，无论是超级大国和超级大党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还是克格勃掌门人的克留奇科夫，都是此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克留奇科夫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红人”。

　　克留奇科夫是第一个从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局长的位置被提拔为克格勃主席的，而提拔他的正是戈尔巴乔夫。

　　在之前的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而第一总局领导此前还从未有过陪同苏联首脑一起访问西方国家的殊荣。

　　更重要的是，Z书记相当依赖克格勃首脑提供的情报，事实上，克格勃可以决定Z书记能看到哪些信息，不能看到哪些。

　　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走马上任时，接手的是世界最大的特殊机构。

　　这一机构拥有近50万工作人员，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20余万克格勃边防军）、掌握了党和政府的通讯（6万通讯部队）、掌管了苏联领导层的保卫、休憩、日常消费，并负责运行战时指挥场所，既是苏联对外搜集情报、对敌国进行颠覆破坏的手臂，也是监视国内一切不稳定因素的眼睛。

　　它一年有35亿卢布的预算，而且开支不受任何外部监督。

　　在它之上，只有政治局和Z书记，而当政治局随着戈尔巴乔夫主导改革的深入，越来越被架空之时，它就更是一人之下了。与其说它是一个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国中之国。

　　比起苏联军方、外交部、军工复合体等独霸一方的势力，克格勃拥有一个它们都没有的独门优势——信息。

　　尽管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克格勃实际上可以以“革命”和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国内一切人、一切机构进行窃听和监视，并可以伸出触角，从世界各处的茅屋和官邸搜集情报。

　　因此，克格勃首脑就仿佛是一只安坐巨网中央的蜘蛛，这一权力看似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是惊人的。比如，当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视各自的部门为禁脔，并对他人的领域一无所知时，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却可以凭借掌管信息管道的优势，对国防和外交都有发言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一直将克格勃视为他改革的支柱。

　　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在就改革方案做报告时，特别提及：“在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国家安全机关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重大了。它们在党的领导下，严格遵守苏联的法律，正在做大量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制止种种破坏活动，保卫我们祖国神圣的边界。”

　　戈尔巴乔夫受克格勃的影响很深，特别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总是亲自给戈尔巴乔夫送来。有时是亲自把密信封好给戈尔巴乔夫送来，很少假手秘书。

克格勃的“新面貌”

　　当“新思维”“改革”“公开性”等名词响彻东欧之时，克留奇科夫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以适应新形势，比如在克格勃历史上首次在自己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增加在新闻媒体的曝光率、拍摄对外宣传电影等。

　　不过，用克格勃的行话说，克留奇科夫这位安德罗波夫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手栽培的人物，骨子里始终是一个“契卡分子”，即始终抱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观念在看待世界。

　　比如，安德罗波夫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坚信，美国里根当局即将对苏联发起全面核袭击，并将搜集该方面情报列为最优先事项，举行了代号为“瑞安”（即俄语“核导弹袭击”首字母的缩写）的全球性行动。

　　这一方面反映了苏联此时对美国决策层已缺乏渗透，拿不到高质量决策情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联的情报工作越来越陷入阴谋论的老路，现实感越来越差。

　　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毫不客气地将莫斯科对里根政策的解释描述为“偏执狂式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英美当局向苏联暗示并不存在核打击的打算，这一预测更显得异想天开，但克留奇科夫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都始终醉心于“瑞安”行动，他曾抱怨说：“和从前一样，我们的确缺乏关于新型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方面的秘密情报。”

　　1990年12月，克留奇科夫指责西方在出口给苏联的粮食中做手脚，“提供不卫生、甚至是被污染了的谷物和带有超过平均放射指数或有害物质的产品”。这又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对苏联兴起学习现代管理方式热，克留奇科夫也十分警觉，他马上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个别地培训代理人的计划，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教给他们在国民经济领导岗位的管理办法。

　　克留奇科夫对国内改革派恨得咬牙切齿，他眼中最大的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文胆、曾长期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参加与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学生交流活动时，就被美国发展为间谍了。

　　戈尔巴乔夫自然没有相信这一鬼话，对他人笑称原来雅科夫列夫还有一条“哥伦比亚的尾巴”，但克留奇科夫继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攻击雅科夫列夫是外国间谍，以至于后来机关内的工作人员都在窃笑。

巨兽的垂死一搏

　　当克留奇科夫深获倚重之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已经是建立在危险的流沙之上。

　　克留奇科夫从自己的立场和爱憎出发，利用对情报的垄断，大大缩小了上层的视野，使他们不能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他甚至并不需要造假，只需通过对情报原材料进行取舍和组合，即“告诉部分真相”，就能如提线木偶一般操纵情报消费者的判断。

　　比如，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克格勃不断向戈尔巴乔夫送去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反对独立的情报。但却不提这些反对者都是苏联官方组织起来的，参加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和讲俄语的那一部分居民，但数量更多得多的人民支持独立的大量材料，却故意避而不提。

　　克留奇科夫之所以能这样上下其手，还与苏联的情报利用体制中的痼疾有关。

　　美国中央情报局非常重视“地方性知识”，鼓励一线人员在上报时，对情报大胆进行初步解读，从而充分利用一线人员的判断力，减少信息在向上流动时的损耗。而此时的克格勃恰恰相反，不准下级妄加议论，只需上报原始材料供上级英明决策。

　　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克格勃此时已经蜕变为一个官僚气息非常浓厚的组织。一位负责政治情报的军官承认：“为了取悦上级，我们弄虚作假，呈送假情报，并依照‘把什么都推到美国人的头上就万事大吉’的原则行事。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而是自我欺骗！”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苏联体制具有自杀性，三四十年代的“大特工”是成长于西方或者十月革命前的环境，对西方社会很熟悉，在被渗透对象中活动起来如鱼得水；而苏联末期的克格勃特工成长于封闭体制，只能通过课本来认识外部世界。

　　而且和美国中情局不同，克格勃又实行严格的军衔制，等级森严的官僚制进一步阻绝了上层不想听到的信息，使上层对大势更加闭目塞听。

　　“几乎没经过整理加工的情报的洪流同时汇集到克格勃主席的办公桌上，由他来挑选，什么情报值得引起国家最高领导的注意。”末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回忆，克格勃主席不得不随时随地、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批文件。这是因为“对情报的加工水平如此之低，情报的数量又如此之多，不采取这种方式，未必能应付得了。用这种办法，用这种情报半成品，是不能做出高水平的政治决定的”。

　　1990年秋，在民主派计划一次群众游行的前夕，克留奇科夫向戈尔巴乔夫报告，示威者计划冲进克里姆林宫，用专门的钩子和绳子登上克里姆林宫高高的城墙（须知围墙高8-12米）。戈尔巴乔夫居然相信了这一类似于中世纪攻城战的臆想，在游行前调动了军队入城，最终也未能阻止游行，反而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声望。

　　在苏联存续的最后岁月，随着多年来蛰伏于苏联体制内的危机全面显露，克留奇科夫一再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通过对社会恢复强力管制，来挽救苏联。

　　而戈尔巴乔夫迟迟不愿动手，使克留奇科夫觉得他“软弱”——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术语中，这是一个对领导人物的致命评价。加上西方传来的情报显示，戈尔巴乔夫在西方的威望正在逐步降低，更使克留奇科夫觉得“彼可取而代之”。

　　1990年12月8日，克留奇科夫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召见了其心腹，命令他们准备一个关于宣布紧急状态时，为保持国家“稳定”需要采取措施的报告。

　　1991年7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同意了新的联盟条约，将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下放到各个共和国，并计划在克里米亚度假回来以后，在8月20日签署该联盟条约。

　　叶利钦和哈萨克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都警告过戈尔巴乔夫，说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帕夫洛夫等保守派高官都是不可靠的。戈尔巴乔夫答应签订联盟条约后撤换其中几个人。叶利钦还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担心有人会对他们的谈话进行窃听。

　　这一估计很准确，他们会谈的那间房间确实已经被克留奇科夫下令安装了窃听器——早在数月前，戈尔巴乔夫这位苏联总统，就成了克格勃的“第110号目标”，被克留奇科夫下令严密监视。

　　克格勃这一巨兽实际上被赋予了以镇压“反革命”为名，任意行事的权力，而谁是“反革命”又可以由其自己认定，因此这一权力根本不是寻常情报机关可以望其项背的；同时，它除了掌握高层要情通报渠道外，还垄断了对官方通讯和从保卫部队到大厨等一干高层“身边人”的管理，因此一旦气候允许，看似恭顺的“仆人”可以封锁甚至反噬自己的主人。

　　如后来“八一九事件”中，在福罗斯别墅度假的戈尔巴乔夫正是被克格勃轻易软禁了起来。在雄主如斯大林的铁腕和不断清洗之下，这一局面尚未出现，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时代后期中央发出的信号开始出现混乱时，连一路在体制中谨小慎微爬上来的克留奇科夫，也忍不住认为自己的时机来到了。

　　8月初，戈尔巴乔夫刚离开莫斯科，克留奇科夫就与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在具有豪华设施的克格勃疗养院ABC大楼密谋，计划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抢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发动政变。

　　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印刷了30万份逮捕证，并命令一家工厂提供25万副手铐。克留奇科夫还将所有休假的克格勃人员召回，使他们处于待命状态。监狱也腾出了两座楼的囚室，准备收容重要囚犯。

最后的崩溃

　　“八一九事件”是以戈尔巴乔夫拒绝赋予政变者合法性、叶利钦大出风头、政变者束手就擒的喜剧结果告终。密谋者计划逮捕的7000名改革者无一人被捕，政变从发动到失败仅过了4天时间。

　　亚佐夫后来对检察官承认，他当时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说：“您想想，克格勃部队、克格勃本身，还有苏军部队联合在一起，还有谁可以打得过他们呢？”即以为只要坦克一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就会出现类似于1981年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政权宣布军管后的肃杀局面。

　　克留奇科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群彻头彻尾由苏维埃体制培养的灰色官僚既不了解手下，也不了解人民，更不了解政变。

　　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心在8月20日凌晨3时派遣阿尔法小组等多支武装力量攻打叶利钦所在的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到了凌晨1点时，没有一支部队到达指定地点。

　　当总攻时间凌晨3时到来时，没有发动任何进攻。无数军官要么是不情愿，上头不拨不动；要么就是坚信上头不是真想攻打白宫，还有的是一心阻挠该计划。

　　克格勃第九局下属的阿尔法小组本来是属于克格勃主席指挥的特种部队，连他们也拒绝执行命令。

　　因与克留奇科夫结怨而被解职的前克格勃将军奥列格·卡卢金，在“八一九事件”当天，在自己所居住的克格勃高干公寓巧遇一位女士。那位女士是另一位克格勃将军的女儿，正推着婴儿车从大厅经过。当她认出卡卢金时，顿时珠泪盈眶：“卡卢金先生，您无论如何得做点什么！现在的局势真是难以置信。他们想要唤回旧制度。做点什么吧！”

　　卡卢金心里涌起一阵暖意。如果连克格勃将军的女儿都如此强烈地反对政变，那正是说明苏联人民是多么反对回到过去，这正是希望所在。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威廉·奥多姆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足够的个人力量和头脑，以及监禁数十万人、处决其中的很多人并迫使其余的人劳动改造所需要的性格。”

　　克留奇科夫束手就擒，普戈自杀身亡。后者在留给家人的一张纸条上写道：“原谅我吧！这完全是一个错误，我一辈子忠心耿耿。”亚佐夫在被带到一辆囚车边时对逮捕他的人说：“现在一切很清楚。我竟是这样一个老白痴。我真正是活够了。”

　　克留奇科夫和自己许多前任一样，落到了被专政对象的境地，才体会到权利的重要性。

　　他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抱怨：“（盘问时）没有律师参与，这是对诉讼法律最粗暴的破坏。”“第一次受审完全是一种反常事件，它刺伤我的心灵，侮辱我的人格和尊严，简直不把我当人看，破坏了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压力逼迫你弯腰屈服，使你陷入虚弱无力的状态。”

　　克留奇科夫似乎忘记了，克格勃在根据他的指令，对苏联人民代表、苏联国家元首等社会活动家进行监视和窃听时，不仅违反了现行法律，而且也违反了克格勃本身的工作条例。

　　被监听对象不仅包括了鲍里斯·叶利钦、亚历山大·鲁茨科依等民主派，还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政治家，甚至还包括了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女理发师或叶利钦的网球教练这样完全和政治不沾边的人物。

　　克留奇科夫还忠实贯彻了“怀疑一切”的领袖格言，对同为政变领导人的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等人也进行了窃听，并要求将内容全部向他本人汇报。

　　“八一九事件”后，克格勃名声扫地，在全苏联成为反动势力的象征。同时，由于东欧各国的“小克格勃”机构及人员纷纷遭到清算，苏联国内废除克格勃的呼声高涨，因此也就产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91年12月3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律，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这项法律正式废除了苏联克格勃，批准了在其基础上建立跨共和国安全局和苏联中央情报局。

　　但是这些举动已经赶不上实际形势的发展，别洛韦日森林中，三位最重要的斯拉夫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决定另起炉灶之后，苏联的死亡已经是只待临床医生宣布了——讽刺的是，克留奇科夫们的政变喜剧实际上大大催化了苏联的离心趋势，连本来不大情愿脱离联盟的中亚加盟共和国都被克格勃无法无天的举动，吓得站到了独立一边。

　　作为镇压反革命的惩罚之剑，克格勃与苏维埃国家的命运始终紧密交织在一起：在1917年几乎同时诞生，又在1991年同一个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且克格勃的故事远没有终结：直至今日，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组织的幽灵在俄罗斯乃至世界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