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习惯性的印象中，鸦片战争是一场清军占据绝对兵力优势，却被人数极少的英军打得落花流水的窝囊之仗。如果说从双方兵力的绝对数来说，清军确实是占据优势的。

　　可如果细看史料，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史实：那就是在鸦片战争的历次主要战役中，除去广州之战、浙东之战外，清军的兵力竟然和英军相差无几。而在第一次定海之战、沙角大角之战、镇江之战中，英军在兵力上反而远超清军。

　　就是在虎门之战和吴淞之战中，虽然清军总兵力占优，但在主要战区，却依旧是英军人数更多。

　　那么，坐拥近百万军队的大清，为什么面对远道而来的一小撮侵略者时，竟然只能无奈地以少打多呢？

鸦片对国人的毒害

　　首先，看似庞大的清军，实际上却极其缺乏可供调动的机动兵团。

　　据史料记载，在战争爆发的1840年6月，清朝所登记在册的旗军、绿营、练勇等国防武装力量的总数高达83万（此数参考茅海建著《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抛开吃空饷的情况，其实有数量起码也在65万以上。这相比于人数最多时也只有2万出头的英国远征军，拥有高达32.5:1的绝对优势。

　　但是，由于大清幅员辽阔，有相当多的军队需要驻防各地，既要承担守城守土之责，又要随时镇压内乱。例如驻防京津要地的10万八旗军，由于其守土之责极重，故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调动一兵一卒。

　　而那些驻防在其余省份的兵马，能够调动的人数也十分有限。一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专制社会中，军警不分家，军队在守土之余还必须承担巡逻、缉盗、防火、押解等警察职能，正所谓“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往来络绎，防范稽查，在在需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而且从兵力的实际运用上，清朝对于防范内患，即所谓“弹压地方”的投入要远高于镇戍边疆、抵御外敌，毕竟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真正要命的敌人不是打着“通商”旗号远涉重洋而来的夷狄，而是以改朝换代为使命的变民叛匪。

　　因此，从清军驻防之分散及兵力之使用上看，清军既不可能将全部或大部兵力用于与英军作战，也抽不出足够的战略机动力量驰援战区。其中，山东省仅抽调了其额定兵马的六分之一，就因“腹地处处兵单，不敷差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又不得不将抽出的兵马调回一半。如此就能理解看似兵力庞大的清军，在战争中实际的可用之兵并不充裕。

　　其次，科技水平的落后凸显清军机动力之低下。

　　从古至今，在战争中要想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无外乎要做到两点：一是能预设战场，二是能快速机动。但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对于以上两点，是一个也做不到。

　　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加持，英军倚仗其先进的坚船利炮，来去如风，可以说是想打哪里打哪里，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预设战场的主动权完全在英军手中。对于这一点，清朝上下都看得很清楚，“我船用之于缉捕则有余，用之于攻夷则不足，此实在情形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因此，清军基本上全盘放弃了争取预设战场的谋划，代之以凭借沿海炮台等防御工事进行死守。

　　而由于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清军又不得不处处设防，这导致再多的兵力投入到沿海成百上千个防御要塞中，也只能是处处吃紧、处处兵单。而英军却能集中全部兵力在一地进行决战，这就在战区局部形成了对清军的绝对优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联军

　　此外，英军的主要机动手段是船运。由于英军战舰技术水平先进（其中甚至包括了当时最为前卫的蒸汽船），英军机动性极强，可以克服恶劣海况，将陆战部队快速投入到战区，而且在一次战役中可以重复地投入到不同的交战地域去。鸦片战争中，英军所有军舰和陆战部队几乎都参加了两场以上的主要战役，有的甚至从头到尾一场不差。

　　反观清军，部队行进、转移全靠官兵们的两条腿，以此跨越几省来到战区，其士气和体力可想而知。清军的机动速度，不仅跟不上英军，甚至连为英军送行都做不到。英军第一次从广东出发，一路北上攻陷定海、兵临白河口，一共只用了35天，从孟买运送补给品到香港，只需要25天。而大清从湖南、贵州、四川调兵赴援，湘兵51天后到达，赣兵47天后到达，川兵79天后到达，而此时英军早就回到印度休整补充、以备再战了！

　　所以说，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第一战斗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海上战斗场景

　　再者，清朝严重的财政困难，也大大限制了清军的兵力投入。

　　乾隆后期开始，由于统治者好大喜功，国库开支繁浩，特别是受到白莲教起义的影响，道光朝从始至终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战争爆发时的1840年6月，清朝国库存银679.6万两，仅为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44%（此处参考彭泽益《论鸦片赔款》）。而我们知道，打仗就是打得就是钱，财政困难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是巨大的。

　　按清朝定制，部队出征，需先支付官兵一年的俸银，即便是收入最少的内地绿营兵，也需支付每人6至10两白银。出征后，按官职品级大小，每人每日还要领取盐菜银1.5至12两不等，另外沿途的车、马、船及运粮费等，也是一笔高额开销。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共花去现银2000余万两（此处参考茅海建《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占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巨大的军费压力，使统治者对用兵问题不得不慎之又慎，这也是道光帝在战争中忽战忽和、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局势稍有缓和，清廷便下令裁减海防、撤回援军，即便是对要害地域的支援也是能缓则缓，以致战事一起不但贻误战机，兵力也不敷使用，完全是聊胜于无。

　　到后来战事吃紧，那些在严令之下奔赴战场的援兵援将，也在道光“不可糜饷劳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的旨意下磨磨蹭蹭，能少出兵就少出兵，能晚参战就晚参战，导致清军防则“本形单薄”，攻则“疲于奔命”（裕谦奏折，见《鸦片战争史料档案》第3册），结果只能是以少打多、每战必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八里桥之战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中，清军手握总体上的兵力优势，却在战场上以少打多，而英军在总体上居于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却能够获得战场上的兵力优势，正是凸显了当时中英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上的差距。它带给泱泱天朝的巨大震撼，本应成为大清奋起直追的动力。

　　可惜的是，清政府并没有认真总结、吸取这场与西方近代化军队第一次全面交锋的经验和教训，以至于20年后不得不接受更为屈辱的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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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彭泽益 《论鸦片赔款》

〔2〕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

〔3〕茅海建 《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4〕端木赐香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鸦片战争全景解读》

〔5〕王兆春 《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装备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