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身处危难中的蒋介石拒绝向叛军做出任何承诺与妥协，并训示张杨二人：“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

　　1936年，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合影

　　蒋公身为国家统帅，以无畏生死之笃定心态面对危局，不被武力所屈，自始至终不谈判、不妥协、不签一字，叛乱终被解体。

　　中共再次策划阴谋

　　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打所谓的“爱国牌”来耍流氓，是中共向来的拿手好戏。

　　1936年2月，逃窜到陕北的毛泽东发表“宣言”，要“东征抗日”，实借抗日之名在山西打劫。3月，共匪主力被阎锡山部击毙三千多人。受重创之后，毛遂将“反蒋”改为“联蒋”，提议停战议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于是各类“救国会”、“大同盟”、“联合会”纷纷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实际上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指使下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意在煽动民众反对和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破坏蒋介石的剿共计划。

　　蒋介石早年在苏联考察期间，深刻了解共产党的邪恶。他对比共匪与日军，认为日军侵略像是皮肤上的疮毒，而共匪暴乱则是内脏出了毛病，内疾不除，最后会断送于此。蒋公指示全体国民“攘外必先安内”，然而这深思远虑、忍辱负重的苦心却不被张学良等人所理解。

　　7月13日，蒋介石发表党内“御侮之限度”的演讲，再次强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目的是在于抓紧时机积蓄国家力量，增强御侮能力。

　　中共一方面煽动民众反抗南京政府，制造上海“七君子”事件，另一方面派周恩来和潘汉年到南京向国民政府假意接受“尊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指挥、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四项归顺条件，开始了又一次的阴谋诡计。

　　赤化攻心 统战张学良

　　中共选择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作为分化拉拢的首要目标，四处宣扬张学良“不抗日”、“专打自己人”，造成张的心理冲突。

　　在被中共假抗日口号忽悠住了的属下王以哲的引荐下，1936年1月、3月，张学良在陕北洛川两次秘密会见李克农，4月和5月又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中共利用张学良在“剿共”与“抗日”间的矛盾心理弱点，对张学良进行游说。

　　曾任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实为中共地下党，张任剿匪副总司令后，高崇民特前去离间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称东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是想让东北军和中共互杀而一箭双雕”，并建议张应和杨虎城消除隔阂，联手红军打回东北老家。

　　而17路军的杨虎城早已被中共渗透，杨虎城的第三任妻子谢葆真、幕僚王炳南、申伯纯等人都是共产党员。

　　在中共多方渗透、统战和欺骗宣传下，东北军从上到下弥漫着反蒋情绪，认为蒋介石不抗日。1936年6月，张杨和中共达成了三方联合的秘密协议，张、杨部已经和中共有了物资往来。

　　张学良的矛盾心理

　　有人认为，张学良曾萌发了取代蒋介石领袖地位、依靠苏联和中共来抗日的想法。张学良曾通过叶剑英提出过加入中共，但被苏联共产国际否定。

　　苏联认为张作霖杀了共产国际的李大钊，张学良本人曾查抄东北的苏联领事馆，不可信。更主要的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虽然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他的领袖地位无人可代替，1936年日德已签订防共协定，将会对苏联构成重大威胁，蒋介石是苏俄眼中牵制日本的力量。

　　据1949年后去台北的张学良幕僚之一苗剑秋描述，在延安时，周恩来提出“倒蒋抗日”，张学良立刻回答：“那么，就请送我回去或是杀了我。”张提出“拥蒋抗日”，周对之答称：“没有这样的心情。”于是张又提：“那么就联蒋抗日，如何？”周勉强回答“好。”

　　由此可见，张学良意欲取代蒋介石的可能性不大。张学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统制中央军，他的威望不够，且民国时代的人，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做事不会没有底线，更不会像共匪那般狡诈多变、狂妄自大。

　　张学良一心抗日，没有洞察蒋的深谋远略。他觉得共匪也是中国人，与国军只是当下的对立，但在对外抗日上，尚可成为并肩作战的朋友，从而被中共钻了空子。

　　从张学良日后对西安事变的追悔和事变结束时随蒋回南京的出人意料的决定，以及事变中密谋助蒋逃走的举动来看，张学良本人不是阴谋家，而是被阴谋家（毛周）利用了。

　　蒋怒张不争 决心进驻西安挽危局

　　1936年，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杨虎城合影。

　　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异常，其实蒋介石早有觉察。军统戴笠安插在东北军67军的副官刘宗汉早将张学良的一举一动和东北军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临西安，张学良面见蒋介石时谈到剿共事宜说：“军事家只有三个处置——即胜、败、降是也。”蒋怒其不争，担任剿匪副总司令的将领怎能言降呢？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尤为痛心地写道：“汉卿乃如此无识，可为心痛。”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感叹张学良做事没有最后5分钟的坚定，更不知道做事的本末与节次，不懂“剿共在先，抗日在后”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之重大意义。

　　蒋介石一生以传统儒家礼义、廉耻、仁德为处世统政之精魂。张学良领东北军归顺中央、在中原大战中鼎力助蒋平乱，在蒋的眼中，张是忠义可信之士。至于张学良对剿共的怀疑，蒋介石认为那是受了中共匪军的蛊惑，张仍是可救之人。

　　“停止剿共”屡次得不到蒋介石的认可，张学良遂与杨虎城私下达成“兵谏”行动。12月2日，张学良以军心不稳为名再次邀蒋介石入西安。

　　冥冥之中，蒋介石已经感觉到西安城的天空很不清朗。但身为统帅，他深感对属下负有教导之责，更忧心“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于是不顾左右劝阻，12月4日冒险再入西安，“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西安事变前，西安到处都是中共“停止剿共，一直抗日”的舆论宣传。张、杨手下数百名军官聚集要向蒋介石陈述意见，张学良与下属亦面见蒋介石对剿匪提出异议。蒋介石则反复告诫，剿匪已达最后成功阶段，需坚持到底，而全面抗日的时机并未成熟。

　　当时身在华清池的蒋介石对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但是共匪的用意，其目的不是“一致抗日”，而是“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一致抗日”不过是其手段。

　　西安事变前一晚，蒋介石设晚宴宴请张、杨等军官，准备第二天即动身回南京。然而晚宴气氛异常，杨虎城缺席，张学良也精神恍惚、心不在焉。蒋介石觉得怪异，嘱咐警卫加强巡视。

　　西安事变中 蒋介石宁死不屈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30分，蒋介石行辕门外枪声大作，蒋在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的掩护下退到后山，避难时蒋介石腿膝及背部负伤。开始蒋介石只是以为少数人兵变，后来发现四周全是武装叛乱分子，便知道是整个东北军变节了。

　　蒋介石决定不再回避，下山回到行辕。整个叛乱过程，蒋介石的卫队因护驾而全部英勇就义。蒋的堂侄孙少将蒋孝先、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中将杨国珍等多名国民政府官员被叛军打死。蒋鼎文、钱大钧、陈诚等在陕中央要员被杨虎城部扣于西京招待所。

　　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时，留在蒋介石的居所“五间厅”窗户上的枪战弹孔。摄于2008年10月。

　　蒋介石回到行辕后半小时，张学良来见，蒋介石怒斥张，命令张要么立即送自己回洛阳，要么就开枪，不必多言。

　　张学良强词夺理把叛变说成革命，要蒋介石听从叛军意见，并威胁把蒋“交人民公断”。蒋介石则正告张：我是长官，你是叛逆，国法军纪对你均会进行制裁，“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

　　事变当天下午，张学良电告南京方面西安发生“兵谏”，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南京国民政府当晚11点做出反应，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将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中央军平叛。

　　而社会各界的反应，也大大出乎叛军所料，胡适等各界名流一致抨击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呼吁：“全世界国家，都以他（蒋介石）为对华外交的重心。”

　　事变的第三天，张学良的态度突然转变，对蒋介石深感愧疚。原来张学良在看了蒋的日记后，终于明白蒋介石对革命的忠诚与救国的苦心，实在不是他所想像的。张学良对蒋表示，哪怕自己早知日记中的十分之一，都不会如此鲁莽造下大错。张当即表态要全力保护蒋。

　　张随即向蒋提出移居他处，以便设法秘密送总统回京。不料，蒋介石立刻予以拒绝，蒋坚决重申人格重于生命，如果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正正地走，绝不能鬼鬼祟祟地潜行。

　　16日，中央讨逆大军开始在西安近郊空中轰炸，地面部队在华县与杨虎城军对峙。蒋介石被困地外围由杨虎城的九个团把守，而张学良的兵力只有一个团，张学良此时想救出蒋介石也非常的不容易。蒋介石在兵变初期就写好了给夫人的遗嘱，告慰夫人：决心为革命而牺牲，无所愧怍。并将经国、纬国两公子的将来讬付给夫人，望她能将儿子们视如己出。

　　宋美龄力排众议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

　　宋美龄一开始听到蒋介石被劫持，“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但很快冷静了下来，她意识到外界通常会认为妇人遇到这种事情必然不能理智，因此她必须抑制个人感情，对事件做全局考量。

　　蒋夫人深知此时局面之复杂，她了解蒋介石必然不会做出任何妥协，而南京方面的主战派定与蒋介石的想法相一致，但就国家前途来考量，必有一场内战，坐收渔利者很可能是中共。内战的爆发，也会给日本人更多入侵的机会，届时生灵涂炭，国家危亡。

　　蒋夫人主张尽量和平解决此事，而非诉诸于军事，因此她决定亲赴西安。消息一出，群议哗然，反对之声纷至。有人误以为她救夫心切，有人悲观传言蒋公已有难，何必再入虎口？有人责问她，既然为国家计，何不支持发兵讨伐？

　　宋美龄力排众议，艰难中，她坚信“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惟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她向众人尽力阐释，自己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之所以寻觅和平解决途径，是为了以最少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事变。

　　宋美龄亲赴西安 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12月22日下午4时，宋美龄到达西安蒋介石居室，蒋介石乍见惊讶，感动悲咽。宋美龄尽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缓言宽慰。蒋介石虽屡次嘱咐不要妻子来西安，但也深感无法阻止她。蒋说，今晨读圣经，正读到“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今天君果然来此。

　　紧接着蒋介石告知宋美龄：“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果叛军要求任何条件，一定要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

　　因为蒋介石一直拒绝和叛军及叛军背后的中共有任何交易与谈判，甚至根本不跟张学良和杨虎城做过多的交流。张学良在情急之下无计可施，只好去电宋美龄，希望她能来西安。宋美龄到西安后，张杨亲自接机。

　　此时的张学良已有悔意，张向宋美龄陈述了自己看过蒋日记后的愧疚，恳请宋美龄向蒋介石转达自己视蒋为唯一领袖的心志，并请宋美龄帮助解此危局。

　　宋美龄与宋子文在西安期间代表蒋介石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只要中共放弃反政府活动、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停止赤化宣传、取消苏维埃政权，国民政府一定会对其宽大处理。

　　周恩来表示愿意归顺。中共方面在西安事变开始的当天欣喜若狂，认为找到了除蒋的好机会，但没有想到遭到了斯大林的强力反对，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了中共的利益，坚决指示毛周要让蒋介石恢复自由。

　　12月25日，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及澳洲友人端纳坐飞机安全离开西安，张学良坚决要求随机同回南京。当天晚上南京城一片狂欢，所有的鞭炮都放光了，百姓彻夜欢歌。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夫妇重返南京。

　　蒋介石网开一面 赦免张学良

　　蒋介石在临行前，曾对张、杨训话，告诉二人此次事变，张、杨应负其责，然而自己身为统帅，却导致蔑法坏纪之事发生，自己应当先负其责。蒋介石明示为何不在事变中签字，则是“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于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于一切。”

　　张学良回到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蒋介石网开一面，将其赦免。当时很多人对张学良非常愤恨，傅斯年就主张对其处以极刑。多年来，很多人对张学良为何坚决随同蒋氏夫妇回南京，而蒋介石终究没杀张学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张学良虽发动兵变，但他并非为一己之钱财地位，也不是出于对蒋介石的个人恩怨，而是被中共煽动蒙骗。他一旦了解蒋介石抗日之决心，被蒋的人格精神感召，立即悔悟，并以实际行动赎罪，入京束手待擒，诚心躬受国法裁决。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能够宽赦张学良。

　　到台湾后的张学良曾感慨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上个世纪90年代，获得自由的张学良在美国曾这样表示：“如果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

　　张学良在台湾时，蒋介石曾亲自去看望他，推荐他看《大学》和王阳明的《传习录》。张学良患病时，很多人盼他死，但蒋介石总是给他派来最好的医生，让他住在安静舒适的房子里。

　　在西安事变中，蒋公无一言一字念及个人安危，始终以国家利益与民族精神为重，此为忠；无畏生死，此为义；事后不计个人恩怨，赦免知过能改的部下，此为仁。蒋公以恢复中华民族道德为己任，实践笃行，无愧为当时国人的精神领袖，其言其行让人感佩不已！

　　当年张学良得到了蒋公的宽宥，但西安事变的确给了中共渗透附体中华民族的大好机会，时至今天，大陆人仍在中共之残酷蹂躏之中。而整个西安事变前后中共所表现出的伪善、奸诈、狡猾与邪恶，离间手段之卑鄙，攻心之阴险至极，当为今天的全球除共义士之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