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本文节选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一九六五年春节后，毛又离京外出。两位女机要员同行，加上王季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张玉凤仍然是毛的那节车厢的列车员。到了武汉，住到梅园。

　　一天上午我起床不久，王海蓉匆匆跑来找我。

　　她气呼呼地说“你们怎么能让张玉凤这样的人在这工作。这个人简直是无赖泼妇。她对主席太没有礼貌。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说，张玉凤简直要骑在他的头上拉屎。主席气得不行。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受张玉凤的气？你们不管的话，我要向中央写报告。”

　　我说“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王说“什么慢慢说，我不能看着主席受这种坏蛋的欺侮。”

　　说着，王又去找汪东兴。

　　正在吵吵嚷嚷中，卫士小张来了。他说主席发脾气了，说张玉凤不像话，让大家给她开个会，批评她。

　　汪东兴对我说“总是搞一些烂事，这样的会怎么开法？”

　　但是，毛既然发了话，不开不行。可是无法开得好。因为在这种情况，很难说什么是非曲直的。

　　这个会在毛的饭厅开上了。汪开始讲了几句，说有事就走了。于是由我主持会。

　　王海蓉首先讲，张玉凤太不礼貌，不尊重毛，甚至骂毛。

　　这时张玉凤说，他同我吵架，骂我，还骂我的娘，我才骂他的。

　　张玉凤接着还要讲下去。我想，这个会越开越不好听，只好将会停下来。王海蓉还不干，说没有分清是非，不能停会。

　　我只好去找汪东兴，让汪同王海蓉谈谈，把事情掩饰过去。

　　我又让护士长与张玉凤谈谈，让张自己到毛那承认错误。

　　结果是，王海蓉说我们不敢坚持正义，看着毛受气不管。一气之下，王回北京去了。

　　张玉凤又不服气，是毛先骂她，为什么要她检讨，一气之下，回到专列火车去了。

　　一下子顿时清静下来。可是毛感冒了，发烧，咳嗽，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经过治疗以后，退了烧，咳嗽也好多了，却又发生了音带炎，开始声音嘶哑，随后发不出音来。

　　这不是大病，毛却以为要永远失音。他很急，要立即治好。我一再解释，音带正在发炎、水肿，不可能立刻缓解。我建议用物理治疗，以求局部加速吸收炎症。可是毛嫌麻烦，只做了一次，他就不肯继续了。于是改用中药治疗，这倒是相当有效。两天以后，能够发声了。再服了三天基本恢复正常。

　　感冒退烧后，毛坚持在招待所室内泳池游泳。我一再劝说暂时不能游泳，他不接受。等到声音恢复后，他说，你们的这个疗法、那个疗法、西药、中药，统统不管用，还是我这个游泳疗法有效力。

　　五一劳动节后，毛决定到江西井岗山去看看。乘火车先到长沙，停在黑石铺，毛到蓉园招待所。张玉凤仍在同毛赌气，留在火车上。

　　从长沙到井岗山，分乘了几辆汽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因为汪东兴在江西任副省长四年，对江西很熟悉，所以江西省委没有派人陪。

　　中途经过湖南省茶陵县时，天已经黑了。县政府将整个办公室腾空，临时装上床让大家住。这次只带了够毛一个人住房的灭蚊喷剂。蚊子很多，床上支起麻布帐子，又点起艾绳。睡一夜下来，头晕脑胀。

　　在井岗山上茅坪有一新造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住在另一边的二楼。

　　茅坪的中央，是一小片稻田。田南一排土房，陈列着当年朱德挑水用的扁担。文化大革命后，这扁担被说成是林彪挑水的。由此可见历史可以随时改写。山上翠竹丛生，还有一家造竹纸的纸厂。这种纸极薄而透明，我记得幼年时家中用这种纸糊窗户。

　　五月二十九日下山。这次井岗山之行正是年初在北京开会总结农村四清工作，订出农村四清工作二十三条时，毛与刘公开冲突以后进行的。所以此行正明显表示，毛有决心重建红军，重建党。并不是简单的旧地重游。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

　　六月二十六日，我去看毛。看上去他的精神不大好。我正想毛可能有什么事要办，他突然跟我说“你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可是这百分之十五的人里面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中央和地方省市的这些老爷们。卫生部把这些老爷们保健好了，日子好混。可是农村的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给全国广大人民做事的，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个名字，卫生部的眼光放在城市，放在这些老爷身上，就叫城市卫生部，或者老爷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毛要全面加速改革保健制度，将服务对象从高干转到广大农民，服务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毛再来要进行医学教育改革。“我现在抓上层建筑的改革。整个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意犹未尽，又说“卫生部脱离群众。工作上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管，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在什么场合下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的‘蒙古’大夫，就是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的这些话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将毛的原话，写了一式二份，一份交卫生部，另一份交中共书记处书记彭真。我那时哪能料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份材料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并发动了全国性“赤脚医生”运动。“造反派”并拿它来在医学界掀起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依据。

　　在撤销保健局的这片紧张混乱中，使毛下此决定的最初原因逐渐被淡忘。毛一得知刘少奇患了肺结核后，便立即撤销保健工作，我奉命不得参与，也始终不清楚刘后来的治疗情形。但我知道毛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刘少奇。

　　田家英就跟我说“看这个情况，要说刘少奇同志会接毛主席的班，还言之过早。”田又说“你很清楚，主席讲话，有时候说了不算数。今天这么讲了，明天可以那么讲。谁也摸不清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汪东兴也同意田的看法。我们个个三缄其口。我从未告诉保健局任何人，毛撤销保健工作的真正原因是刘的病。毛对刘私下表露的不满也只在我们之间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