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直在进行招聘工作。

　　他们急需语言、科学、工程、数学等方面的专家。而且，招聘规模也很大—总人数超过100人。

　　这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自3月份开始担任CIA局长时，他就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全球最强的情报组织，存在巨大软肋：技术专家不足。

　　两个月前，伯恩斯任命了一名首席技术官，并启动了一项CIA技术研究员计划，在未来一到两年内，为CIA输送各类专家。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更详细地揭示了CIA面临的问题。该报引用一份绝密电报称，CIA如今一直受到“糟糕的间谍技术”“对情报来源的过分信任”“对外国情报机构的低估”“对发展线人时的风险忽视”等问题的困扰。

　　《纽约时报》报道称CIA数十名线人被逮捕、杀害或策反

　　图源：《纽约时报》

　　而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扫描、面部识别和其他技术的运用，使各国政府更容易追踪在本国活动的美国情报人员，这使中情局特工与线人的会面和沟通更加困难，也使这些国家在发现CIA线人方面的实力日益增强。

　　伯恩斯不得不承认，在智能手机、无处不在的监控录像和其他“数字尘埃”的世界中，传统的间谍活动要困难得多。

　　CIA希望通过更强的技术力量，来弥补这个问题。

　　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在被炸毁的美国CIA基地巡逻

　　图源：视觉中国

　　吹出来的CIA

　　今年早些时候，CAI获取了大量关于新冠病毒的情报。他们有自己的情报渠道，这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对这个机构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破译这些情报。

　　他们需要数据科学家来处理情报，还需要外语人才将其翻译过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生物学家帮助情报官员理解其中的信息。

　　如果CIA像好莱坞电影中描写的那样强大，这些都不是问题。流行文化中，早已经将CIA塑造为一个神通广大的部门。作为世界第一情报机构，有摧城毁国的威力。

　　但现实中的CIA，地位一直很尴尬。

　　CIA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当时在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该组织被禁止查看从日本和德国截获的最重要的通信。

　　二战期间，美国军事情报助理参谋长克莱顿·比塞尔少将(Clayton Bissell)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可以直接接触总统的独立情报机构，将是“一个民主国家极其危险的事情”。

　　CIA前身战略情报局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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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CIA成立，西德尼·苏厄斯被任命为第一任局长。美国陆军上将莱希在他1946年1月24日的办公室日记中，记录了CIA成立的一幕。

　　“今天在白宫共进午餐时，只有工作人员在场，西德尼·苏厄斯被杜鲁门授予了黑色斗篷、黑色帽子和木匕首。总统随后封苏厄斯为‘隐秘与匕首组织’的首领和‘中央监视主管’。这个歌舞杂耍表演让这个目瞪口呆的预备役军人掌握了一个名为‘中央情报小组’的卑劣而短命的组织。”

　　莱希记录道：“苏厄斯现在负责近2000名情报官员和支持人员，他们控制着大约40万人的文件和档案。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或者他们应该做什么。”

　　苏厄斯宣誓就职后，有人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回家”。

　　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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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天生就有严重的缺陷。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内部的激烈竞争，而它的权力也一直没有明确界定。

　　比如杜鲁门，他对拥有2000人的中情局的要求是，每天一份情报摘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每天早上阅读两英尺厚的电报。

　　成立初期的CIA几乎无所适从，在美国大众眼中他们也是一个多余的机构。直到1952年，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出任CIA局长，这个机构的外部形象才有所转变。

　　杜勒斯结交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和广播公司，讨好参议员和国会议员，讨好报纸专栏作家。他觉得体面的宣传远比谨慎的沉默更合适。

　　杜勒斯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全国主要周刊的掌门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随时可以拿起电话口述一篇突发新闻，或者邀请《时代》柏林分社社长、《新闻周刊》东京分社社长等人来做一次专访。

　　杜勒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共关系和宣传网，其中包括50多家新闻机构，十几家出版，以及当时最有权力的媒体大亨。在他们的卖力宣传下，CIA才成为一家无所不能的神奇组织。

　　所谓的《杜勒斯十条》，也有人称《CIA十条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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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实当中，他们经常性一败涂地。

　　败绩累累

　　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发了一顿脾气。

　　9月时，他和一位情报官员访问印度。期间，这位官员说，自己遭遇了一场神秘的健康事件，症状与“哈瓦那综合征”相似。

　　这是2016年，美国驻古巴哈瓦那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情报人员最早报告的疾病。

　　当事人经历特定的声音后，出现头晕、恶心、耳鸣等症状。直到现在，超过200人出现了这类症状，可美国政府一直没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中情局也一直在调查这个问题，但没有太大进展。这一次，中情局高官竟然再次中招，更是令伯恩斯大感不满。中情局一直怀疑是古巴政府做的手脚，只是没有任何证据。

　　古巴政府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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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对古巴政府，可谓敌意很浓。即便不考虑这场神秘的疾病，中情局之前就与古巴有绕不过去的恩怨。

　　1961年4月，一直试图颠覆古巴卡斯特罗政府的中央情报局策划了“猪湾事件”。1400人的古巴流亡者突击旅，在古巴南部海岸登陆。结果不想，这些人遭受到古巴军方的猛烈炮火攻击。

　　此前，CIA一直以为自己策划得天衣无缝，实际他们的行动早都被古巴情报部门一手掌握；而且CIA甚至没有和美国军方事先沟通，他们欺骗说会有美国空军支援，但直到突击旅全军覆没也没有见到飞机的影子。

　　猪湾事件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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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后，CIA的败绩还在继续。

　　1978年8月，在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巴列维逃离伊朗前的六个月，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伊朗目前没有革命的迹象。”

　　六个月后，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上台执政，伊朗和美国自此成为敌国。

　　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始于1979年12月，后来演变为一场长达9年的战争，这次入侵让卡特政府措手不及。CIA曾经向他报告，考虑到战争的高昂代价，苏联不会入侵阿富汗。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麦克埃钦回忆说，在入侵后的几天里，一个黑色的笑话开始在CIA内部流传，“分析员说得对，而苏联人做错了。”

　　CIA对9·11事件也没有任何预警，国会调查后发布的9·11报告称，“情报界过时的系统导致预警失灵”。9·11事件发生后，国会成立国家情报总监和国家反恐中心来汇集情报，这完全就是对CIA投下的不信任票。

　　国会的调查报告称，中情局的年轻官员们“显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大笔钱被浪费在失败的海外任务上”。

　　报告描述了这样的一个CIA：不称职的人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有能力的人被像木头一样堆在走廊里。

　　俄罗斯人有一句谚语：“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保加利亚人，就揍他一顿。他会知道原因的。”这句话很适合CIA，9·11发生之后，任何出现在弗吉尼亚州兰利（CIA总部所在地）街头的CIA官员都可能遭到殴打。

　　70多年来，CIA最重要的产品依然是这个机构建立之初，杜鲁门最需要的总统每日简报(PDB)。

　　这是当天的秘密情报汇编，会在早上送到美国总统的办公桌上。一个情报人员有多大的价值，就是看他在PDB上写了多少字。对于每个新招募的特工，CIA的培训师都会告诉他PDB是多重要。

　　但9·11之后，美国总统已经不再重视PDB了，可以想象这让CIA有多沮丧。

　　2001年8月6日的《总统每日简报》，标题为“本拉登决定在美国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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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循环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捏造情报，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提供借口，更是彻底毁灭了CIA的信誉。自此之后，CIA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为了和联邦调查局以及国防部竞争，防止对方吞掉自己。

　　从布什政府以来，CIA的高管们争相恐后地讨好白宫，提升自己的存在感。尤其是川普上台后，CIA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循规蹈矩、任人唯亲。

　　前CIA高级官员伦敦·道格拉斯（London.Douglas）在其著作《The Recruiter Spying and the Lost Art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描述了CIA在9·11后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情报官员以及他们之前的几代人，一直专注于任务和行动，避免在情报圈子之外受到关注。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执照的小偷，而不是官僚。

　　他们厌恶与资深人士会面，更讨厌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或国会山做简报。他们宁愿在自己的秘密世界里保持匿名。光是让这些人穿上西装就是个挑战。

　　CIA副局长约翰·麦克劳林辞职前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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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11以来，情况正好相反。在国会出头露面的CIA官员晋升最快。总部走廊成了引人注目的舞台。如今，CIA官员们竞相争取向国会和其他机构高层汇报情况的机会。他们排队参加各种形式的焦点小组、论坛和组织协会。

　　川普2016年大选胜利后首次访问中央情报局总部，时任局长布伦南向他介绍了CIA执行秘密暗杀的小组。川普听得都呆了。布伦南很满意，谄媚地说：“总统先生，你让我杀谁，我就杀谁。”

　　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对这种表态很是高兴。

　　9·11后，CIA的另一个变化是，反恐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格拉斯在中情局工作了34年，亲眼见证了这种变化。

　　据他介绍，9·11之前，CIA的传统工作是窃取并分析情报；9·11后，这个机构变得原来越迷恋增强军事力量，以及打击公布分子。

　　似乎他们希望能够弥补9·11的失误，陷入反恐狂热的CIA，在应对极端分子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强，但面对其他国家的网络威胁和情报威胁，则显得越来越不专业了。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和手段也落伍了。

　　CIA，落伍了吗

　　中央情报局诞生于冷战初期，主要的敌人是苏联，收集情报的主要手段是各行各业的线人。苏联解体后，这些手段变得没有用武之地。

　　道格拉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都有一种“回到未来”的感觉，个人能力和突击队行动不再受到重视。

　　在监控技术发展到如此成熟的时代，传统的间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将毫无用处。这也解释了CIA线人为何大规模被捕。

　　而一直以来，线人就是CIA的工作重心。《纽约时报》引述多位CIA前官员说法称，发展线人已经成了“CIA情报官员获得晋升的途径”，但“如果特工（线人）出了问题，没有人会为此负责”。

　　这篇报道引述的一份绝密电报，不仅披露了被敌对情报机构处决的CIA特工具体人数，还强调了CIA在全球范围内招募间谍（spies）时所面临的困难——

　　近年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在追捕CIA的线人，有时还把他们转化成向美国提供虚假情报的双重间谍。

　　该电报还提出近年来一直困扰CIA的一系列问题：糟糕的间谍技术、过于相信消息来源、低估外国情报机构、在发展线人时动作过于迅速而对潜在的反间谍风险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为了应对新变化，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由前谷歌母公司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奥沃克领导，以“考虑推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相关技术，以全面解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需求。”

　　中央情报局也成立了一个数字创新局，探索数字领域的间谍业务。

　　按照这个归化，未来的CAI将是由分析师、操作员、技术专家、数字专家和支持专家组成的团队，他们将一起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以支持新的运营客户，例如外国政府、美国军方和执法部门。

　　维基解密获取到了数千份据说来自CIA的文件，其中CIA所用的网络入侵工具及其拥有的入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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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个早已经不再受到重视的情报机构，还有希望逆袭吗？

　　作为前CIA的高级官员，道格拉斯也经常接触到最终离开CIA的前同事。每每问及他们离开的原因，道格拉斯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看不到前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