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中共在四省藏区推行土改，镇压藏人反抗的“平叛”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在得知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4月16日，毛泽东召集了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之为“最高国务会议”，而且开得时间很长，议题却只有一个：西藏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发表了一番讲话，一改以往所强调的对藏政策必须谨慎的态度，为中共在全藏区展开镇压而陈述理由，鼓舞士气。然而，达赖喇嘛的成功出走，仍然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他在讲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说：“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 ”

　　日月如梭，2019年就是达赖喇嘛流亡60周年。那年的年初，我突然收到一位北京老朋友的邮件，说他要来美国探亲度假。这是一位我相识多年，非常尊敬的前辈藏人老干部。他很早就加入中共军队，是平措汪杰那一代的西藏革命者，而且学养极佳，语言能力很高，记忆力超强，熟知中共体制内的种种规则，说话办事谨慎而有分寸，眼界开阔，顾全大局。我难得有机会和北京来的朋友在北美见面，于是在他到达后，立即就去拜访了他。

　　他是六十年前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亲耳听到毛泽东说这番话的人。他们这些藏人老干部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改变对达赖喇嘛、对班禅仁波切等藏人精神领袖的崇敬和信任，一直盼望藏人的领袖回到西藏。几十年来，他经常回想起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景象。 2019年，正好是六十年了。他这次访问美国，是在探亲访友的同时，以个人身份，通过非正式途径，来探索达赖喇嘛回归故土的可能性。我则是赶了个早，在他到达后就这个问题跟他长谈了一天。

达赖喇嘛现在不会回去

　　我的看法是，达赖喇嘛现在是不会回去的，这位藏人老干部此行必定空手而归。

　　理由很简单，其实达赖喇嘛本人一直公开说，他的出走和流亡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西藏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藏人福祉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建政之后长期悬而未决的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说过，他希望能回西藏，希望能去五台山朝圣佛教圣地，但是，能不能回拉萨，应该什么时候回去，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西藏问题解决到了什么程度。

　　中共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毛泽东说话再狠，说到达赖喇嘛，就表现得慎重起来，因为他明白，达赖喇嘛是藏民族和西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合法领袖，是无可替代的。只要达赖喇嘛还在流亡中，中共有关“和平解放西藏”，“西藏回归祖国”的说辞就站不住脚，中共对藏方略中的“占领”就是对西藏的非法武力入侵，中共对西藏的“改造”就是一种经过了包装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这是违背二战后联合国宪章及人权宣言的倒行逆施。中共的西藏政策，在国际上就得不到认可和支持。只要达赖喇嘛还在境外，西藏问题就依旧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国际支持永远是在达赖喇嘛一边。

　　然而，中共有一套统战思路，那就是攻击人的弱点，利诱和威胁轮流使用，达到其他方法无法达成的目的。中共针对个人展开统战策略，曾经有过很多成功案例，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列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之首是有缘由的。中共执政后就对台湾的国民党人士展开密集的秘密统战攻势，李宗仁回归大陆就是其中一大成就。没有人能预想到中共竟然能把李宗仁吸引回国。

　　但是，中共对达赖喇嘛的认知，却是整个地建立在傲慢与无知的基础上。据我所知，中共始终在千方百计地刺探西藏流亡社区的各类情况，刺探达赖喇嘛的健康和生活状态。 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决定抛弃胡耀邦时代纠正民族政策错误的大方向，中断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对话，不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但是，他们知道达赖喇嘛仍然是他们迈不过去的一道坎。没有达赖喇嘛的支持，他们在西藏的占领和改造就永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永远是非法的。他们一度寄希望于通过干预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甄选，以此来操控未来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灵童寻访和认证，以便培养一个中共自己的“达赖喇嘛”，但是这种做法能不能奏效，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所以，对中共来说，最好的途径还是设法把达赖喇嘛请回国，这样一来，当下的西藏问题和未来的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也就一揽子解决了。与此同时，境内的藏人干部和群众，以及认同胡耀邦想法的涉藏干部，多年来也期盼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于是就有了这位藏人老干部的来访。

　　但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只要西藏问题没解决，达赖喇嘛就不会回去的。

西藏问题是藏民族的生存问题

　　那么，怎样才算是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了呢？为什么胡耀邦时代，中共对藏政策有了大幅度转向，而达赖喇嘛没有“抓住机会”回去呢？

　　这是因为中共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开明派，对于“西藏问题”的性质和解决，和达赖喇嘛及藏人，仍然有很大的认知差距，更不要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占据上风的顽固派了。

　　我在十多年前采访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的时候，桑东仁波切就明确指出，藏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中国政府真正落实和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有成文法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你们只要说到做到就可以了。民族区域自治，必然要求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定与约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非汉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区域里有自己做主的权利，中央政府无权阻止和骚扰。

　　胡耀邦时代对西藏政策的反思，以及由此引出1981年7月27日对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是中共最开明的政策陈述，却在关键议题上达不到“真正自治”的法定标准。

　　胡耀邦的五条方针，实质性的内容是第四条：“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中共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幷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 ” 然而紧接着说：“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西藏的事情你不能管。这还叫民族自治吗？这能够保证藏民族从此免于恐惧吗？如果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那还是一个自由的民族吗？

　　所以，我跟这位老朋友说，尊者是否回去取决于西藏问题，具体而言是需要谈判的。中国政府首先要有打算谈判的真诚态度，否则免谈达赖喇嘛回去的话题。那么，谈判些什么呢？比如说，达赖喇嘛回去后，能不能自由地居住在拉萨，和藏人在一起？这不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这是藏民族能不能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生存的问题。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现在对藏人已经不灵了。

非正式接触

　　我作为现代西藏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没有资格代替藏人发表意见，我所说的只是我作为独立研究者的个人看法。在我们长时间深谈之后，这位藏人老朋友说，能不能见见西藏流亡社会的代表，听他们亲口说出他们的想法。于是，我利用我十几年研究过程中取得的人脉，协助他们以个人名义见面深谈。我还记得为了安排他们的会面，我在午夜冒着暴风雪驱车去车站接人，那是一次非常危险的开车经验，还好一切顺利。后来，据我知道，这位藏人老干部还经双方安排，去了印度新德里，恭敬而严肃地聆听了达赖喇嘛尊者本人对西藏问题的开示。

　　这样的交流和接触，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仍然是中国政治发展和西藏问题未来变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西藏问题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中一个代表性的话题，它具有示范意义。西藏问题不解决，新疆问题就更无出路，中国的西部广袤区域永无宁日。西藏问题解决了，其他民族区域问题都有可能顺势而找到妥协的方案。而西藏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当初桑东仁波切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指出的，就看中共有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给非汉民族以真正的民主自治的政治意愿。西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这一点，中国政府应该早日明理。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需要智慧，需要胸襟，需要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