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开始在毛身边担任警卫直到毛去世的汪东兴（1915-2005），生前发表了他的《日记》和一些回忆文章，其内容大体真实可信，从中起码给读者两点启示，即：一，毛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并不打算彻底打倒邓小平；二，邓小平为人刚愎自用，嗜权如命且恩将仇报，品格至劣。

　　据大陆媒体披露，毛曾对汪有这样的评价，“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自然清楚，1955年中共军队授衔少将的汪，谈不到有什么战功，比起一众资深将帅声望差得远，可是担任大内总管却不作第二人选。故放心让其办理一应机要事务，例如放逐邓小平的具体操作。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伊始，邓就被定为与刘少奇并称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只是坐困于原居处而一直幸免于“被揪斗”。1967年5月，汪东兴受毛“委托”，到中南海邓家中看望他，当面转达毛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指毛）写信。这三条堪称皇恩浩荡。故邓即向汪直陈：“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主席当面谈谈。”

　　汪将此转报毛。一天深夜，邓被毛的秘书徐业夫接去面圣，直到天快亮才回家。据云他“向毛详细汇报了三十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

　　谈话中，毛垂询邓对林彪的看法，邓没有表态。毛有点不满，但对邓仍心存一份赏识，提出“刘、邓可以分开”。此语他后来反复说过多次，意蕴深远，耐人寻味。

　　此次谈话，是邓罹祸后，毛对邓的问题首次较为全面的表态，气氛是缓和的。毛还对邓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我本人写信。”意味著“今上”要亲自过问邓的问题，不想让其他人插手。不言而喻，倘让林彪、江青等人得到处置邓的权力，那他的命运肯定迥然两样。

　　1969年九大闭幕半年后的10月22日，邓下放江西前，汪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再次步入中南海怀仁堂西侧的含秀轩，此处是邓小平、卓琳夫妇的住宅，也叫3号院。

　　汪走进北屋内，向邓夫妇转达了北京实行战备疏散的消息。沉默片刻后，邓先说话称：“我继母夏伯根，自从和孩子一道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她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我想带她一起走。”

　　汪爽快答应：“可以，人之常情，还有什么？”

　　邓想了想，说道：“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找你。”

　　汪点了点头。邓问：“到江西以后，是不是可以给你写信？”汪又爽快地回答说：“当然可以！”

　　卓琳听罢，“舒了一口气”。邓“俯首而思，放心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邓小平、卓琳、夏伯根三人正在北屋里整理行装。外边传来了大女儿邓林的叫声：“爸！妈！”两年多没有见面，邓小平和卓琳都惊呆了，赶紧把风尘仆仆的邓林迎进屋里。

　　这是汪为即将离京下放的邓小平特意安排的温馨一幕。他随后走进来，坐在邓对面的沙发上，凝望著他，慢慢地说：“你们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不会动的。”

　　邓闻言不动声色。

　　“以后，你回来，还可以住这里。”稍顿了顿，汪又接著说，“这次疏散离开北京，也不单单是对你一个人的行动。到了江西后，可以去工厂劳动，先别管什么性质吧，总比这……你说呢？”

　　说这话时，汪别有意味地看著邓小平。邓这时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汪转过头来对卓琳说：“明天中办派车，去看看朴方吧。”

　　翌日，中办警卫局准时来车，将卓琳送到解放军301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大儿子邓朴方。

　　显然汪乃悉遵毛之意旨行事。

　　此前的1968年8月，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四年级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汪知悉后，立即报告毛。毛指示，要全力进行抢救。汪马上作了安排。当时，由于邓心情不好，没有将此不幸消息告诉他，他们夫妇第二年才知道。

　　得知儿子瘫痪，做父母的心情难以平静。邓给毛写了一封信，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使邓朴方得到进一步更好的治疗。毛和周对此信做了批示。在汪的协调下，邓朴方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

　　在邓谪居江西期间，汪还帮助解决了其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的上学问题。两人被分别安排到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一家人喜出望外。

　　1972年4月22日，他致函给汪：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了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岁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住一时期。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护一个残废大儿子，因此，我暂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疾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万一有一个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过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

　　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

　　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馀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太不习惯了……”

　　此前的1971年8月15日，毛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开始为期33天的南巡。8月31日，他到达南昌，叫汪去看望在江西“劳动锻炼”的邓。

　　汪通过省委领导把邓从新建县请到省委滨江招待所，并在他的秘书孙守明、毛的管理员吴连登两人陪同下，见了邓小平。汪说：“主席很关心你，让我来看看你，叫我问问你身体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生活习惯不习惯？还有什么困难？对中央有什么意见？主席叫你注意身体。”

　　毛对邓如此关怀，邓当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事实上，他多次向毛输诚纳款，一再痛切检讨自己的错误：

　　“我入党40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著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作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特别重大的是我国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邓小平正是一再认错和深刻检讨才多次被打倒又被启用。不过毛也说他“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又言中了！

　　对比八十年代中共的文件和邓的说法，真是泾渭分明：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2条，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邓小平《对起草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能屈能伸、韬光养晦的邓，才六年半光景便在北京政坛上卷土重来。“老人家”（毛）说“是我请他回来的”。具体时间为1973年2月22日，即林彪1972年9月13日折戟沈沙之后不足半年，邓从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住进花园村一栋楼里。

　　汪第一个前去看望他，问他生活还需要什么，尽管说。随后，汪将邓的情况向毛做了详细汇报。3月29日下午3时，毛接见邓小平，要他“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并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邓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等待。”此次见面，是两人分开六年后首次会面。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推荐邓“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批准了这个报告。在其支持下，邓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此期间，中央为了改善邓的住房条件，开始给他选址建房，选来选去，最后选定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为使邓及其家人住得舒适些，汪大费心力。他告诉负责施工的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邓孩子多，房屋空间要大一点，高一点，门窗大一点，通风采光好一点，房间多一点。考虑到邓夫妇个子都不高，汪特意嘱咐：抽水马桶、洗脸盆、窗台等都要矮一点，写字台、饭桌、椅子、沙发、床等家具都不要太高，以他们使用方便为标准。他还要求院子大一点，使邓有一个散步锻炼身体的地方，并要求在院内栽几颗四季常青的松柏树。可谓无微不至。

　　1977年，邓及夫人卓琳搬进这个院子，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了20年，一直都比较满意。当年栽种的两颗松树后来长得枝繁叶茂，互相交错，难分彼此。他的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著邓小平和卓琳相依为命、相依为伴。因为两人同属龙，儿女们便为这两棵树起名为“双龙树。”

　　1976年4月5日，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姚文元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告》，说这是一起“反革命政变事件”，“公开打出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汇报，作出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建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邓小平再次落难。当天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四人帮”一口咬定邓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诬陷邓曾经坐著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而汪东兴当面据实辩称，邓不过是去北京饭店理发。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邓是否曾坐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指挥，应该向邓问一下，以便核实。江青说：“叫汪东兴去问吧。”

　　汪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因为文革初期，有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组织“群众”揪斗彭真。汪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需请示毛。他从大会堂出来，没有直接去找邓，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汇报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当他说到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时，毛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人，并问汪有没有办法。汪建议把邓换个地方，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说：“可以。”

　　邓的小女儿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一书中提到了这次转移：

　　“汪东兴立即把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让他负责父亲的转移。下午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将父亲接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办警卫局又派人将母亲接了过去。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父亲，问他是否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父亲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然后返回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江青等人问汪东兴：‘你和邓小平谈得如何？”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吧！’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撤销父亲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8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邓小平、卓琳转移到东交民巷以后，一开始夫妻俩得自己打扫卫生，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参谋滕和松帮他们买一些粮和菜。几天后，滕和松请示汪东兴同意，把原来在邓家做过饭的李师傅请了去，邓夫妇的生活负担才轻松了许多。

　　为了保护好邓，汪调去了数名警卫战士站岗放哨。卓琳因患眼病住进了301医院，一天，给卓琳看病的唐医生悄悄地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已发通知了。”卓琳顿时紧张起来，立即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纸条：“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在她眼里，汪东兴掌控下的东交民巷是最安全的地方。

　　50天后，卓琳的眼病基本好转。她匆匆出院，回到东交民巷，见邓一切照旧，悬著的心才放了下来。

　　1976年6月12日，邓小平给汪写信，请求与家人团聚。汪看后，很快报告了毛。6月30日，邓接到通知，经毛批准，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这才结束了在东交民巷避难的日子。

　　回顾以上事实，可以看到汪东兴对邓小平很有义气，甚具人情味。患难见真情，汪不失为邓困厄之际的恩人。但邓小平却不然，粤语称为“翻转猪肚就是屎”，一旦时来运转，便完全变脸，凶相十足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要职的汪东兴心彻底凉了。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指著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看法道：“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什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

　　随著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什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著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他等别人纷纷把话讲完以后，自己又开了口：“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即将辞职的时候，我还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讲一讲，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嘛……”话一出口，满座顿时安静下来，眼睛全部转向了汪东兴。

　　“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官员和后来一直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务，我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迟迟不能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现在你们一直主张的要为少奇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汪东兴的意见一说出来，只见邓小平看了华国锋一眼，扭过去又和叶剑英、陈云咬了咬耳朵，显然是在交换什么意见。半晌，他才正了正身子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我们党内允许一个党员或官员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有些问题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检验了。但是，我们党从来就有这么一个规矩，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外，不允许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但是，如果你自己认为干不下了，可以像汪东兴这样地提出辞职。这同样是党章党规所允许的。不过，这个问题需要在全会上决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建议把汪东兴的这个意见拿到会议上去。”

　　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汪东兴回到家里，老伴看见他的脸色不对，急忙问道：“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他摇摇头：“我很好，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从今往后就是一个老百姓。”“真的？”老伴说，“这也好，省得担惊受怕了。”汪东兴点点头：“是呀，别人不想让咱干，咱也就不能再干下去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已经干了快一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从这天起，他就闭门谢客。

　　作为“两个凡是”的主要代表人物，汪东兴对于中国人民是欠了债的；但毕竟在抓捕“四人帮”这件事上面他有大功，功过相抵，笔者觉得应当给予正面评价。反之，邓小平长期辅助毛执行极左路线，五七反右尤其罪责昭彰，六四屠城滔天大罪更属举世瞩目。就其与汪东兴的私人关系上，他也是典型的忘恩负义的小人。将来如有《当代春秋》问世，邓势必与毛一起被系于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受人唾弃！（作者：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