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励

　　01

　　（一）硫磺岛六位升旗手，难道真是“四位死了，两位假的”

　　硫磺岛插旗的三位战士牺牲了，活着的三位插旗手为何总是沉默无语？第四名是怎么死的？这是我头脑中的问号。

　　2019年樱花节，我来到阿灵顿公墓的马歇尔大道，瞻仰硫磺岛纪念碑，这组高逾9.8米的人物群雕远远望去，正与华盛顿“中轴线”上的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连成一体，隔着波多马克河相望。丽日蓝天下的宏伟雕像是根据战地摄影师乔•罗森塔尔拍摄的普利策奖照片“星条旗插上硫磺岛”而制，六名年轻战士高举起旗帜，身边竖立着一个60英尺长的青铜旗杆，星条旗迎风飘扬。

　　在瑞典花岗岩底部刻有六名队员的姓名，他们中间的五名是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名是海军医院的医务兵约翰•布莱德利，他的儿子杰姆斯•布莱德利在2000年写了畅销书《父辈的旗帜》，被好莱坞硬汉导演伊斯特伍德搬上银幕，好评如潮。

　　但是在2016年6月，早已去世的老布莱德利却突然被美国媒体指责为“冒充者”，震惊世人。雕像上老约翰•布莱德利的名字也被新的名字替代（近年更换了两位队员姓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望着纪念碑基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题词“为纪念自1775年11月10日以来为国家献出生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不由满腹疑问。

　　我能够从硫磺岛纪念碑走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再用双手捧起1945年2月25日《纽约时报》刊登的《国旗插上硫磺岛》原始新闻照片，这是多么幸运！那张照片刊出时，硫磺岛鏖战正酣，推进缓慢，伤亡巨大，星条旗插上折钵山那天已2000多名美军阵亡，远远超出了尼米兹的预期。这张照片震撼了悲哀笼罩的美国，人们激动不已，奔走相告，大家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嗨，你看那张照片了吗？”

　　苏联高级将领包括斯大林本人也注意到了1945年2月硫磺岛插旗的宣传效果，斯大林命令苏联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迪从莫斯科飞往柏林，拍摄一张类似的战胜德国法西斯照片。哈尔迪带了一面巨大的苏联国旗，在1945年5月2日由苏联红军将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让世界见证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辉煌历史性时刻！

　　去年夏天，我告别易北河后来到柏林国会大厦，拍下了这座巴洛克建筑右上角的雕像，与苏联摄影师哈尔迪的《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的雕像一模一样，75年过去，这些沉默的见证者，犹如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雕像一样，默默无语却令人热血沸腾。

　　△乔•罗森塔尔《星条旗插上硫磺岛》

　　△哈尔迪的《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阿灵顿的硫磺岛插旗纪念碑

　　△作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手捧《硫磺岛插上星条旗》原始照片

　　2019年樱花节，我站在华盛顿的硫磺岛纪念碑前，望着这六位插旗美国士兵，端详每一个人的脸庞，他们年轻坚毅，不惧死亡，据说这是雕塑家根据六位英雄的生前照片细心塑造。

　　可是突然地，在2016年6月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海军医院医务兵约翰•布莱德利没有参加这次插旗行动。接着他的儿子，大名鼎鼎的二战作家、《父辈的旗帜》原著作者小布莱德利发表声明，称他1994年去世的父亲不在这张著名照片中。老布莱德利生前一直回避记者，对妻子儿女一概闭口不提当年插旗。70岁时他心力衰竭去世。现在他的雕塑和名字被换了下来。

　　而那位被约翰•布莱德利顶替的真正的“插旗英雄”哈洛德•舒尔茨（Harold Schultz）退休前是一位邮递员，他一辈子没对外人讲过硫磺岛插旗，仅有一次指着照片对妻子和女儿讲：“我是六个人之一。”女儿高兴地叫起来：“老爸！那您是英雄！”他说：“不，我只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直到他1973年去世，他始终没有告诉军方他参加了第二次升旗。2016年，他被雕刻家重新放在了六人群雕上。

　　更奇怪的是，2019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发表声明，说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升旗手的雷内•加侬（Rene Gagnon 1925-1979）也不在六人之中！取代他的是哈洛德•凯勒（Harold Paul Keller, 1921 –1979），凯勒生前是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名消防队员，参加过多场太平洋跳岛战役并获得紫心勳章，1979年因心脏病发过世，享年57岁。哈洛德•凯勒的名字和雕像换下了在这座纪念碑上呆了几十年的雷内•加侬。哈洛德•凯勒的女儿对NBC电视台讲：“天哪，父亲生前谈过硫磺岛战役，作战时肩膀还受了伤，但他一个字未提过他参加了硫磺岛插旗！”

　　第三位真正参加了这次著名插旗行动的艾拉•海耶斯（Ira Hayes），他也是唯一正确地在1954年被刻在群雕像上的活着的升旗手，但他的人生结局令人唏嘘；硫磺岛战役的惨烈和突然天降的巨大荣誉让艾拉•海斯承受了痛苦和压力，杜鲁门总统在白宫接见称赞他们三人是美国英雄，这令艾拉深感愧疚，他说：“我所在的排45人只有5人生还，我所在的连125人中只有27人幸存，一闭上眼睛，就是我那些倒下的战友们，他们脸上满是鲜血，眼睛瞪着天空。他们死了，我却活着！我怎么会是英雄？”

　　这位具有印第安土著血统的勇敢战士。因战后忧郁症和酗酒而多次被捕，新闻媒体常打出头条“硫磺岛插旗英雄因酗酒被监禁”。艾拉•海耶斯对媒体每年在2月23日追踪采访他非常恼火，他大喊：“那三位阵亡的插旗手才是英雄！我不是英雄！”他说：“世界上最恐怖的是你周围的人都死了，你却站在领奖台上，让别人在你脖子上挂五颜六色的奖牌！也许那些当官的不在乎，但我在乎！请不要纠缠我了！”艾拉甚至没有等推销军债结束就独自离开了全美巡回演讲。在硫磺岛战役后的第十年——1955年他死于酗酒。喝得烂醉的艾拉跌倒在冰河里，心脏停止跳动，年仅32岁。

　　2019年10月当海军陆战队的“更正”消息发布后，一些媒体为博取眼球制作了通栏大标题：“硫磺岛升旗手：四个死了，两个假的！”

　　在雕像前徘徊深思，我想，美国海军陆战队于2016年和2019发现了两位都叫Harold的低调升旗手，非常好。但为何约翰•布莱德利和雷内•加侬要“冒充”升旗手呢？而且被媒体在全世界宣传了70多年！他们不愧疚吗？他们为什么要冒充战友？美国精神象征《硫磺岛插上星条旗》的诚信何在？为何英雄在顷刻间崩塌？带着这些沉重的问号，我决定去美国国家档案馆新馆寻找答案。

　　02

　　（二）原画再现——感谢比尔的美丽幽灵

　　“历史学家一辈子都在找钥匙解决困惑。”曾在哪本书上看到这句话。

　　行笔至此，不禁感叹去年在华盛顿樱花潮汐湖畔、美国国家档案馆和阿灵顿国家公墓转悠的自由时光，一切恍如隔世。如今在疫情严重的纽约已经“宅居”55天，每天伏案写作，小猫不时跳上写字台亲我面颊，带来温馨。蓝天下的大街空无一人。人类的敌人是病毒，但这0.1微米的诡异病毒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人工智能的时代却无人能够回答！

　　去年春天的此时我用过咖啡早餐，走出位于白宫附近的川普国际酒店，穿过樱花大街去《独立宣言》博物馆搭乘国家档案馆的专车，途中我不禁想起当年担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武官、有着哈佛学历的的栗林忠道也曾经这样看着樱花，吟着诗句，步履匆匆。他曾热爱美国的一切，后来也坚决反对向英美开战。

　　栗林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老师认为聪慧干练的他将来可担大任，推荐他读陆军学校，但他始终热爱文学。硫磺岛战役结束后人们在战壕里发现他写给妻子和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儿子太郎、及两个女儿洋子和贵子的信，文采斐然，柔情似水，根本看不出他是下令让“‘每个日本军人死前必须先杀死10个美国人”的冷血将军。

　　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我先看了海军陆战队随军摄影师记者比尔•杰纳斯特Bill Genaust1945年录制的硫磺岛插旗彩色录像，出于好奇心我翻阅了比尔•杰纳斯特的资料，我看见比尔和乔•罗森塔尔并肩站在小丘的石头上，一个拍照片一个拍录像，可惜在他拍摄了硫磺岛插旗这部激动人心的彩色录像后，仅仅10天这位金发碧眼的专业摄影师就被日军炸死，年仅39岁。现在硫磺岛升旗的遗址处竖立着他的青铜纪念碑，上面写着：“比尔•杰纳斯特，感谢勇敢的你在此摄录了星条旗升起的宝贵时刻。”

　　△路易斯•R•洛厄里 (LouisR. Lowery)拍摄的第一次升旗，布莱德利和汉斯在其中。

　　△比尔•杰纳斯特和乔• 罗森塔尔站在石头上拍摄升旗

　　△比尔•杰纳斯特Bill Genaust（右，背包写有姓名）在第二次升旗后与战友合影

　　△比尔•杰纳斯特在战壕休息抽烟，不久后阵亡

　　△阵亡摄影记者杰纳斯特在硫磺岛插旗遗址的纪念牌

　　我的心顿时坠入冰窟，这么潇洒精干的比尔，被太平洋绞肉机吞噬了宝贵生命！但比尔•杰纳斯特依然活在我面前他拍摄的录像里！短短几分钟的片子我来回看了七、八次，仿佛在和比尔•杰纳斯特对话。

　　屏幕上是他在硫磺岛升旗后与战友的开心合影，插旗第二天即1945年2月24日，他在战壕里点上一支烟，吐出烟雾，仿佛在回忆攀登日军大本营折钵山的千难万险。他拍摄的硫磺岛升旗影片，在1945年2月底的《Carriers Hit Tokyo痛击东京》美国新闻播出，立即传遍全球，而他还在枪林弹雨下出生入死。

　　3月4日杰纳斯特跟随小分队去摧毁日军那300多个地堡，突然遭到掩体内日军的炮弹袭击，冲在最前面为战友探路的比尔顿时血肉横飞，遗体无踪！

　　妻子收到的死亡通知书是“Missing”。活生生一个人，高大性感，遽然灰飞烟灭，令人扼腕！感谢比尔的美丽幽灵，在你的录像里，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升旗的战士们生机勃勃，我细心寻找对照，拼起一幅被浩淼岁月遗忘的原图。

　　参加第一、第二次升旗的许多人都死了，包括升旗小分队的长官齐德拉•约翰逊（Chandler Johnson）上校，插旗后他在视察战地时，竟然被友军的炮弹一炮轰死，真让人撕心裂肺！

　　看完比尔的硫磺岛录像后，我按照档案馆规定，戴着绿色橡胶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硫磺岛插旗原始案卷。我仔细分辨着乔•罗森塔尔那张著名硫磺岛插旗照片，以及在这之前的2小时另一位战地记者路易斯•R•洛厄里拍摄的第一次插旗照，后者经历过塞班岛、天宁岛、关岛和贝里琉岛战役，2015年我探访了这四个岛战争遗址，对路易斯拍摄的黑白照片很有感情。

　　在硫磺岛他拍了一个美国大兵给奄奄一息濒死的日本兵抽最后一口烟，让我深受感动。路易斯•R•洛厄里还拍摄了44人小分队朝日本人霸占的山顶运送星条旗的紧张场面，当时许多人怀疑自己插旗后能否活着下山。虽然与乔•罗森塔尔第二次插旗照片不同，但两次插旗中不少战友在流动互助。在国家档案馆我看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照片。

　　战士们谁都不知道是否会活到明天，更没想成为英雄，他们只是按长官指示把挚爱的星条旗升在火山岛上。标志对日本守军的初步胜利。

　　打开厚厚的案卷百感交集，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你所需要的就是一张驾驶执照加上填写你要查阅资料的申请表格，浩繁世界，史海钩沉，任你拥抱。即使现在我在纽约，也经常上美国国家档案馆官网查阅资料，解决疑问。

　　那天我抚摸着在1945年2月23日同一天相差2小时的两张珍贵原始照片，心跳加快，喜出望外。最欣慰的是我找到了那两位被媒体大肆鞭挞为“冒充者”的约翰•布莱德利和雷内•加侬的身影！

　　△通讯员雷内·加侬换两面星条旗（路易斯·R·洛厄里拍摄）

　　硫磺岛第一次插旗行动开始时，仅是为期36天硫磺岛战役的第5天，在20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炮声隆隆，子弹如雨，宛如炼狱。美军每前进一步都要踏着一排排倒下战友的流淌血迹。

　　23日早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师第28团哈罗德•希勒中尉率领的一支44人的小分队，一路血战，上午10时30分，终于冲上了硫磺岛南部的制高点——折钵山山顶。他们在日本岛屿升起了第一面美国国旗！随军记者路易斯•洛厄里（Lou Lowery）率先跟随登岛抵达折钵山，拍摄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升旗画面。

　　这面在山顶迎风飘扬的星条旗大大鼓舞了美军士气，远远近近的战士欢声雷动，海上几百艘航母、战列舰、驱逐舰汽笛齐鸣，可惜因技术问题，这张照片过了几个月才在1945年7月问世。

　　在第一次升旗照片里，我看到带着钢盔的杰姆斯•米歇尔警觉地紧握卡宾枪，眉宇英俊。“冒充者”约翰•布莱德利手持旗杆。二战作家杰姆斯•布莱德利回忆升旗当天，他父亲给祖母写了一份激情洋溢的信：“亲爱的妈妈，今天我参加硫磺岛升旗了！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我也找到“冒充者”雷内•加侬，他出现硫磺岛案卷中一张交换星条旗的独特照片里，在路易斯•R•洛厄里拍摄的镜头里他站在最前面，手舞国旗，神情激昂。这是他在硫磺岛升旗摄影集里的唯一身影。

　　可惜的是，第一次插旗照片上带着软帽站在中央手持旗杆的Henry Hansen 亨利•汉森，在插旗后的第八天即3月1日牺牲了。但亨利•汉森的名字从1945年3月26日战役结束后，就一直放在乔•罗森塔尔“国之魂”照片的六人名单里，而他根本没参加过第二次升旗。

　　另一位首次升旗手厄尼斯•汤姆斯也在3月3日牺牲。2月23日10点30分第一次插旗的八人有三位官兵牺牲，同日12.30分第二次插旗的六人中有三位战士和一位摄影师阵亡。

　　“国之魂”照片亨利•汉森的位置实际上应该是前方撅屁股插旗的小伙子哈罗德•布洛克，尽管公布名单时汉森和布洛克这两位英俊少年都阵亡了，布洛克母亲见到照片流着眼泪讲：“这不是汉森！他是我的儿子！我给他换过如此多的尿布！”但官方直到1947年才纠错，将第一次插旗的烈士亨利•汉森从名单撤下，放上了第二次插旗的烈士哈罗德•布洛克。

　　这样描述是不是很纠结？难怪海军司令部的官员深感头疼，一搁就是七十年！

　　在日军的隆隆炮火中，第一次升旗大大鼓舞了全岛士气，刚赶到硫磺岛视察的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James Forrestal）眺望着折钵山飘扬的星条旗激情难抑，大声说：“折钵山升起的国旗，意味着海军陆战队从此之后五百年的荣誉！”他提出要把这面国旗保留下来作为永久纪念。

　　同时，第五海陆两栖军军长史密斯提出，位于硫磺岛最南部的折钵山星条旗似乎太小，而北部的战斗更加激烈，需要换上一幅更大的美国国旗，让全岛每一个官兵都能看到。他命令779号坦克登陆舰紧急将一面更大的国旗送上岸。上校齐德拉•约翰逊（Chandler Johnson）命令助理作战官泰德•托图（Ted Tuttle）找到一面比原来大一倍的96×56吋国旗。

　　此时，乔•罗森塔尔、卜•坎贝尔（Bob Campbell）和比尔•吉奈斯特（Bill Genaust）三名摄影记者已匆匆上山，大约12点半左右，哈罗德•希勒中尉的通讯员——上文提到的第二位“冒充者”雷内•加侬出现了！长腿加侬从托图手里接过巨幅国旗，飞快爬上约200米高的折钵山顶，这时艾拉•海耶斯和富兰克林•苏斯利（3月21日阵亡）已经找来一根重达100多磅的日军排水管，通讯员雷内•加侬协助旗手们将原来的第一面国旗换下，套上了第二面巨幅星条旗，交换国旗时路易斯拍下了有雷内•加侬的唯一照片，而迈克尔•斯达克（3月1日阵亡）和哈罗德•布洛克（3月1日阵亡）负责清理插旗口的岩石堆。

　　哈罗德•布洛克几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脑袋和身体前倾，并撅起他高高的臀部，使劲往乱石缝里插旗。当雷内•加侬完成任务后，就站在一边，看着艾拉•海耶斯等六人在强风吹动下合力支撑着沉重的旗杆，终于插上了一面更大更威风的美国国旗，在折钵山顶高高飘扬！

　　插旗时美联社记者乔•罗森塔尔以1/400秒的快门速度，四秒钟连续捕捉了6位战士第二次插旗的感人瞬间，以后曾不断有人指责乔•罗森塔尔是摆拍，因为六人的姿势简直太完美，堪称是巧夺天工，面对诽谤责难，幸亏战友帅哥比尔•吉奈斯特同时拍摄了我面前这部由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第二次升旗的彩色录像！证明了乔•罗森塔尔完全是自然捕获的珍贵片刻！

　　两次硫磺岛插旗的真相澄清，犹太血统的罗森塔尔不仅荣获了普利策摄影奖，且因纪录了“国家的灵魂”而一夜成名！

　　第二次插旗后，罗森塔尔又专门让战士们在飘扬的国旗下摆好了POSS拍照， 20名士兵围在国旗四周，挥舞着枪支头盔欢呼，细心的罗森塔尔希望留下每一位参与插旗战士的面庞和姓名。

　　我看到艾拉•海耶斯微笑着，他是照片中惟一坐在地上的人，富兰克林兴奋的高举着步枪，布莱德利露出灿烂的笑容，右手挥舞着头盔。罗森塔尔和比尔•吉奈斯特站在乱石堆上拍摄。

　　据说此时日军要冲上来推倒旗帜。这张炮声隆隆星条旗下人气旺盛的集体照，才是罗森塔尔最为满意的，只是胶卷送到关岛冲洗后就发回了美国，而编辑选择发表的却是第一张六人照！

　　△乔•罗森塔尔最满意的插旗20人集体照（有姓名对照）

　　升旗后依然战斗激烈硝烟滚滚，这之后的31天里日军又给美军造成四千多人阵亡和二万人受伤。递送国旗的通讯兵雷内•加侬匆匆离开了插旗现场，向约翰逊上校交送第一面星条旗。约翰逊数日后牺牲。现在，这两面血染的国旗都在海军陆战队博物馆展出。

　　我在鸦雀无声的国家档案馆，满怀敬意凝视着手掌里乔•罗森塔尔这张在24小时之内传遍世界，成为美国精神象征的发黄的珍贵照片。被这张照片深深感动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时离他4月12日去世仅剩下一个多月时间）立即提出战役结束后要亲自接见和感谢硫磺岛三位幸存的升旗手。

　　罗斯福认为这张照片是销售第七轮军券（为筹措军费而发行的国债）极好的宣传品，于是他下令辨认寻找照片中的士兵并带他们回国！

　　△硫磺岛美国兵给半埋着奄奄一息的日本兵抽最后一口烟（路易斯•R•洛厄里拍摄）

　　03

　　（三）从硫磺岛到华盛顿：荣誉、诚实与困惑

　　然而当插旗照片登上美国各大报纸头条的时候，第二次插旗的三名士兵甚至还来不及知道自己成为英雄就英勇牺牲了，剩下的三名战士被匆匆进行辨认。问题是他们在硫磺岛根本看不到《纽约时报》，也不知道是哪张照片引起了总统的关注？参加了第一次升旗的约翰•布莱德利当时被炮火击中腿部负伤，他以为报纸刊登的是他参与第一次升旗的照片，当上级派人询问他时，他立正敬礼回答，“是的！我参加了硫磺岛插旗! ”

　　雷内• 加侬的情况也相似，他也没有看到罗森塔尔那震撼全美的照片，当上级问他是否参加了升旗仪式，作为把第二面国旗带到山顶的参与者，他实事求是地回答：“是的，我参加了升旗！”

　　现在看来，这两位勇士回答的是“我参与了升旗活动”而不是讲“我就是那六个人之一”，他们没错，因为他们对这张著名照片还没有任何概念。此时硝烟未散，美军尸体遍野，上级部门得知硫磺岛两次升旗至少有五位升旗手已阵亡，海军官员根据总统命令，十万火急地总算找到的包括真正参加六人“国魂插旗”的艾拉•海耶斯，以及参与了插旗行动的约翰•布莱德利和雷内•加侬，一块石头落地！

　　他们立即安排三位战士飞往华盛顿参加总统接见，并执行总统命令——立即参与美国债券销售。这次美国总统发起的140亿军券促销叫做“强势第七届”，是战时最大的一次国债销售。经过国家级的策划宣传，迎来经受过炮火洗礼的硫磺岛“插旗英雄”，他们三人要带着硫磺岛第二次升起的这面大旗，在全美几十个城市运动场的礼炮声中再来一次插旗表演，在人群的呐喊声与礼花齐鸣声中，发表感人至深的演讲。

　　三人的销售大获成功，共卖出了263亿美元，比原定目标翻了一翻！

　　△推销美军263亿债券的三位硫磺岛插旗亲历者：艾拉、布莱德利和加侬

　　然而，在轰轰烈烈的英雄推销后面，也还有战争带来的悲哀隐情。

　　四月初刚抵达华盛顿的唯一真正升旗手艾拉•海耶斯，马上发现另外两人并没有参加第二次升旗，而参加了插旗的烈士哈罗德•布洛克（Harlon Block）不在六人名单上。他立即向海军公共关系官员报告，由于六人名单已经正式发布，这位海军官员要求艾拉•海耶斯对此事保持沉默。

　　可以想象，当艾拉•海耶斯下飞机看到约翰•布莱德利和雷内•加侬时，第一个反映是：“怎么是你们？你们没有参加第二次升旗啊？”

　　也许约翰•布莱德利会傻傻的问：“我参加第一次升旗了，第二次升旗集体照也有我啊！难道有什么错吗？”约翰•布莱德利这时即没有看到第一次插旗照片，也没有看到罗森塔尔的第二次插旗照片，因此理所当然地想：众人谈的正是他和战友们第一次升旗的抓拍照片。

　　雷内•加侬也同样一头雾水：“你们找我来，是因为我亲手换了两幅星条旗：把小的替换成大旗帜。我是重要的亲历者。难道不是吗？”

　　在日军炮弹如雨的硫磺岛，谁会去多想那次升旗？更无《纽约时报》那幅照片可以查证！这时，对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官员来讲，最重要的是执行总统命令，在横尸遍野中能够找到还活着并参与了升旗行动的三个战士，这已经谢天谢地！

　　至于是不是照片里的六个人，并不重要；万一那两位不吭一声从不露面的插旗手最后也牺牲了呢？让这两位朝气蓬勃的活人顶替不更好吗？再说了，真正意义重大的插旗是第一次，第二次只是根据长官指示换上更大的旗帜。况且，照片上六位旗手都是背影，连一张正面的都没有，否则不会如此难以鉴定。

　　海军公共关系部官员在听了陆战队员艾拉•海耶斯的“纠错”报告之后，估计是这样对他们三人共同发出指令：“现在，一切以国家为重。执行总统命令高于一切。三位升旗手阵亡了，我们无法找到活着的那两位。也许他们牺牲了，也许他们故意隐藏起来不愿露面。现在，你们就是六人照片里还活着的那三个人，名单已经公布，你们是在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执行任务，为那些死去的战友执行总统命令！记住，这事今后须对外一律保持沉默，除非那两位升旗手主动向海军陆战队报告！”

　　来到华盛顿后，约翰•布莱德利和雷内•加侬看到了那张轰动世界的插旗照片，他们立即知道自己并不在照片中，但只好执行命令，去“顶替”毫无踪影的那两位插旗者。70年时光飞逝，直至到2016年6月照片上所有插旗的人都已去世，那去世30年的邮递员哈洛德•舒尔茨才“被动”地取代了《父辈的旗帜》作者的父亲约翰•布莱德利，而到了2019年10月，去世40年的布鲁克林消防员哈洛德•凯勒才取代了通讯兵雷内•加侬。而哈洛德•舒尔茨和哈洛德•凯勒至死也没向军方报告！

　　最终发现真相的是四名二战历史学家佛利(Stephen Foley)、埃里克•克雷勒（Eric Krelle）斯彭斯(Dustin Spence)和韦斯特迈耶(Brent Westemeyer)，从2014年起他们即像我现在一样，细心研究硫磺岛折鉢山升旗录像与影集，发现两次插旗行动中，士兵的穿着不一致，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印证了海军陆战队的身份鉴定出现了问题；布莱德利参加的是第一次插旗行动，他应当让给邮递员哈洛德•舒尔茨(Harold Schultz)，而雷内•加侬的实际位置是消防员哈洛德•凯勒(Harold Keller)。

　　巧的是，这两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插旗手都叫哈洛德Harold，两位哈洛德面对着巨大的荣誉，心静如水，至死不为所动。

　　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奈勒（Robert Neeler）将军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历史对我们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有责任确保历史的正确。”。”陆战队博物馆摩根说：“不刻意追求的人，往往是最值得尊敬的人。哈罗德就是最好的证明。”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没有致力于保护我们历史的历史学家和FBI数字实验室的贡献，海军陆战队不会有机会更充分阐述还原折钵山第二次升旗的真实记录。------不管照片中的人是谁，每一个踏上硫磺岛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永远都会是我们部队宝贵历史的一部分。”

　　可惜的是，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更换名字之后，并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这使得媒体开始鞭挞嘲笑“冒充者”，也让美国大众对“冒充者”充满了震惊、疑惑和反感。

　　△负伤未愈的布莱德利在白宫《星条旗插上硫磺岛》照片前

　　△杜鲁门在白宫接见艾拉、布莱德利和雷内•加侬

　　04

　　（四）“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隐去”

　　在漫长的生涯中，老布莱德利从来不和妻子儿女谈硫磺岛插旗，儿子只听父亲聊起过一次，他如何追悔自己在硫磺岛上与战友失散，最后为对方收尸时几乎认不出那惨不忍睹的躯体。作家杰姆斯•布莱德利在父亲死后，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参加了硫磺岛插旗。硫磺岛的父辈们不亦而同地一概拒绝采访。年轻战友一层层的尸体让他们终生满怀悲恸，他们不愿摘取英雄桂冠。

　　更糟糕的是，约翰•布莱德利明知道自己不是雕像上的六人之一，却偏要不情愿地参加刻着自己名字的硫磺岛纪念碑1954年揭幕仪式，他感到自己简直成了道具，还要装模作样地与牺牲的三位真正插旗手的母亲们握手，聆听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副总统的演讲，然后接受他们颁发的勋章。

　　闪光灯下的荣誉变成对自尊心的巨大折磨；硫磺岛纪念碑揭幕的第二年，和约翰•布莱德利一起推销过263亿国债、三人中唯一真正的第二次升旗手艾拉•海耶斯，因战争忧郁症和酗酒过度而暴毙。

　　现在，感谢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伏案查阅辨析，我的疑问全部找到了答案！

　　我对媒体轻易使用不恭之词把两位出生入死参与硫磺岛升旗行动的老兵诬称为“冒充者”，并以此制造轰动新闻而感到气愤不安：布莱德利和加侬不是冒充者也不是假的，他们仅是战时非恶意的记忆误差！

　　媒体人为了商业目的诋毁嘲讽升旗的前辈们，和平生活了70年的他们全然不了解战争的残酷。这就是我花了几个通宵写完《被遗忘的“炼狱”——硫磺岛的天空》的原因。

　　作家，都为心灵写作。完笔之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肯定这是一篇独一无二的报告文学。我仿佛听到战后活着的他们——为美国总统推销军事债券的布莱德利、加侬和艾拉三人，以及从未暴露自己硫磺岛插旗身份的两位哈洛德，他们五人在晨曦微露的天空说：

　　朱莉娅，你说得对。

　　我们仅仅在战场竖立起我们挚爱的星条旗，英雄的桂冠太重，我们承担不起。每当梦里出现惨死的五位旗手，和硫磺岛阵亡的近七千名烈士，我们总忍不住在深夜悲泣。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珍惜余生，为社区服务，静谧生活直到死去。我们是为了国家而战，为倒在身旁的战友而战，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弥足珍贵的和平。

　　我耳畔响起想起尼米兹的声音：“对于在硫磺岛作战的人来说，不寻常的勇气是普遍的美德。”。还有麦克•阿瑟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隐去”（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