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火。国共双方作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分别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对未来战争走向的判断，采取了一系列发动、组织全国抗战的措施。
国民政府一系列改弦更张的举措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觉察到英美等国对日态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当然，由于1937年欧洲的形势与1932年相比，可称得上是今非昔比，德意法西斯的疯狂扩军以通过讹诈攫取领土的行径，对欧洲的安全和稳定构成的威胁日益加剧。美英几乎都将欧洲问题置于亚洲问题之上，例如英国在1937年春天经过复杂的磋商，决定在未来对外战略中将与本土利益密切攸关的欧洲置于首要地位，而远东局势，包括新加坡等地的防务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后，美英一面处于惊慌之中，另一方面又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涉入远东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必须改变过去对日妥协的态度，明确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训话时，对着军事地图说明抗日的战略部署
国民政府在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通过外交部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各国指出日本侵略者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种种行为，均属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与违反各种国际条约，我国处此环境之下，忍无可忍，除抵扰暴力实行自卫外，实无其它途径”“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除了在外交方面努力建立一个坚定抗战的形象，从军事角度，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爆发至1938年10月的正面战场作战中，用毛泽东的话说“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朱德则评价“曾有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的抵抗”。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9日国民政府命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84师师长高桂滋、46军军长庞炳勋、53军军长万福麟等率部立即向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以期支援第29军在平津地区的对日作战，12日蒋介石又令驻黄河北岸的中央军向保定急进，以为29军之支援，不久又派原本在陕北“围剿”红军的汤恩伯、卫立煌分别率13、14军增援华北，汤恩伯所部在南口进行的防御战，极大地支援了平津地区的西北军。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再次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蒋介石嫡系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的第87、88师，第18军和第1军先后调往淞沪战场，而从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出发的地方系部队，在上海等地同样表现出了坚定的作战意志。
但在作战中，长期内战带来的派系矛盾却直接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南口战役中，汤恩伯等部以少战多，在无法挖掘工事的南口山间与日军鏖战20余日，付出了3万多人的伤亡，却成功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不过在战役中后期汤恩伯判断平津西北军有退却的可能，于是预先在北平城中布置了一个五人情报小组，但由于与第29军沟通不畅，情报小组竟然是从驻地附近警察口中才了解到中国军队将撤出北平的消息。
正面战场的意义
平津地区中国军队的撤退，同样是不同系统部队彼此难以很好配合的结果。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平津外围集结兵力，并划定了西北军和援军的战场分界线，重新调整了整体防御部署：规定津浦铁路北段沿线地区由第29军、第53军负责固守，由西北军系统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统一指挥；平汉铁路北段沿线地区由第二十六路军、第3军、第52军负责固守，由蒋系中央军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统一指挥；沧（县）石（家庄）线由第32军、第67军等部负责固守，统归石家庄行营主任徐永昌直接指挥；以第15军、第18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沧石线以南地区。在平绥铁路东段方面，8月上旬以第17军与第68军合编为察省守备军团，负责绥东察北之作战，并以骑兵第1军使用于察北方面，以第13军向宣化、怀来集结，担任预备军。以上察绥方面之作战，统归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这套布局充分考虑了各派系的传统范围和不同将领之间复杂的年功序列关系，但却没有考虑宋哲元和刘峙是否能够真正掌握手下部队，以及二者的大兵团指挥能力和经验是否足以履行指挥责任。
1937年，中国军队在上海闸北区商业报刊大楼后面匆忙搭建路障，抵抗日军入侵
结果9月1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从正定等地迂回保定，日军第一集团军沿平汉路快速向南推进，24日日军占领满城，而同日当蒋介石电令刘峙固守保定、满城时，刘实际上已经没有可靠的预备队。当日军两次向保定及其两侧地区发起攻击时，守军第52军随即南撤。同日，保定一带守军全部退至滹沱河南岸。至此，保定及其以北全陷于敌手，平汉路北段这一关键地区又被敌夺取，华北战局迅速恶化。
与此类似，八一三事变中，国民政府放弃暂未修完的沪宁杭国防工事体系不用，完全无视1932年“一·二八”作战经验，白白将数十万官兵推到上海城内及郊区与日军进行对攻，承受日军优势的海陆空火力。如果战略战术更明智，这些部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虽然后来国民政府认为上海作战为大内迁争取了时间，甚至有人宣称此战打乱了日军的进攻节奏。但惨烈的战损比以及中国军队从上海退出后因为损失过重，预先未布置大纵深防御等因素，直接导致南京迅速沦陷并遭受日军大肆屠杀。
1937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张华润等人认为刘峙应该对华北大半沦陷的结果负责，对其提出弹劾时说：“豫皖绥靖主任刘峙，恇怯畏死，未经激战，遂下令总退却，一溃至石家庄，致使全冀皆失，而豫晋两省交受其祸；今又退至彰德（安阳）矣；夫由琉璃河至石家庄计里四百余，石家庄至彰德亦四百余，是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自古及今，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这可以视为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作战的一个缩影。
1937年9月，八路军骑兵部队准备开赴前线
不过，我们仍然应该记住，抗战爆发至1938年10月为止，国民政府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先后进行了平律作战、南口战役、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等规模较大的战役。正面战场初期的会战以及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执行的“空间换时间”战略，为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迁往西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仅工业一项，便有639家工矿企业、116000吨原料设备和至少12000名技术工人抵达川渝地区。
对于正面战场的意义，《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总结为：假如“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八路军）也不能得这样大的成绩”。
“只枪颗弹文钱粒米”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在宣布新四军番号后，南方八省15区红军游击队先后被改编为新四军。虽然国民政府保证向八路军、新四军发放军饷、提供装备、物资和弹药，现实中在山西等战场上，阎锡山、卫立煌等将领也凭借自身权力向八路军提供过有限的物资。
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每月仅有30万元，哪怕是满足纸面上4.5万名官兵的被服粮饷都有困难。而新四军方面更为拮据，因为国民党仅给了新四军1.03万人的编制，经费仅8万，平均下来一人一个月只有7元多点。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中逐渐扩大，我军实际编制大幅增加，到1939年12月，国民政府给的那点经费平摊到每名八路军战士头上仅有0.67元，新四军不足3元。即便如此，国民党方面仍然是百般克扣，被服更是彻底停发。这也难怪叶剑英会用“只枪颗弹文钱粒米”来形容国民党方面给与我军的粮饷。至于华南抗日武装、东北抗联等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则基本没有得到国民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援。
1940年，准备接受聂荣臻检阅的晋察冀军区的炮兵部队
因此，初到华北、华中和华南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武装几乎陷入缺粮少弹的不利境地。以炮兵为例，八路军炮兵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炮兵部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和1个后方留守处。在改编中，原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山炮连改编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山炮连；第115、第120、第129师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各组建一个炮兵营。11月，因缺乏火炮装备，根据八路军总部决定，撤销第115、第120、第129师炮兵营。八路军第115师由原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等部队改编而成，原红1军团炮兵连改编为第115师第343旅迫击炮连。第343旅炮兵连下辖2个炮排，4门迫击炮，1个弹药排，一个步兵排，1个杂物排，每门炮只有30多发弹药。
不过，装备落后、缺衣少弹的八路军却敢于主动向日军发起攻击。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山西省灵丘县平型关地区伏击了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发动攻击前一天，第343旅炮兵连派出弹药排和杂物排的同志到离老爷庙几公里的国民党军队丢弃的阵地上搜寻弹药，意外发现大量国民党军丢弃的82毫米迫击炮炮弹，于是又发动全连人员前往搬运，到25日黎明前，第343旅炮兵连已经收集了1000多发弹药，每门迫击炮备弹超过300发。后来，八路军利用从滹沱河打捞出的阎锡山晋军山野炮，在1938年1月28日，于山西临汾建立了八路军总部炮兵团。
迅速发展的敌后抗日武装
为了最大限度团结抗日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广泛发动群众，并吸收各种抗日武装。华北的工人在平津沦陷后，迅速组织工人自卫队。据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初期，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的工人抗日武装有40多支，其中兵力达到200—1000人的工人武装有26支之多。以同蒲铁路工人武装自卫队，也就是“铁工队”为例，该部曾趁敌人兵力空虚收复过芮城，还以7名队员毁伤日伪汽车13辆的战绩上过报纸。在敌占区锄奸工作中，“铁工队”刺杀张玉祥等42名汉奸。1938年8月，“铁工队”正式编入八路军游击10团，后并入386旅16团。此外1937年9月下旬，在山西寿阳成立的正太铁路工人自卫队，先后合并了阳泉矿工游击队、榆次纱厂工人游击队，在太行山到晋东南各地纵横驰骋，一面打击敌伪，一面收集和保护珍贵的机车、铁路器材等物资，甚至还收到过国民政府交通部10万元奖金。
八路军第115师指战员在平型关大捷后背着缴获的武器凯旋
至1940年，华北各地工人有组织地参加正规部队作战已达19538人。各地工人踊跃参军，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例如，八路军到达河北磁县时，仅六河沟煤矿工人就有3500人参军。同蒲铁路员工定额不过8000人，但在党组织的号召下，一次便有2000多人参军，山东淄博益都各矿工人参加八路军多达4000余人。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工人武装直接改编入八路军、新四军。例如4000多人的“工人自卫旅”、500多人的平蒲铁路工人游击队都被编入正规军。
迅速发展壮大的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武装很快成为比正面战场正规军更让日军寝食难安的劲旅。据日军记录，1938年9月，江北的新四军特务队在安庆—桐城公路上伏击了日军一支80多辆汽车的车队，击毁其中30余辆，击毙日军军官10余人，士兵20余人。此战导致周边日军一度补给断绝。
来自苏联的援助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的迅速壮大，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民政府指挥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多次大规模会战，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在敌后迅速打出根据地，都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抗战潜力。日本方面也迅速认识到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才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最重要的敌人，提出针对国民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同时，大批来自海内外的物资和捐款开始通过各地“八办”接收，最终汇向敌后根据地。七七事变爆发后，美英法等西方列强与日本围绕攫取和维护在华利益和传统势力范围，开始了实质性的对抗，日本与美、英的矛盾逐渐激化，并彻底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的走向。7月下旬，日本在华北投送大量侵略军队，一面进攻廊坊，另一面从三个方向上对北平、天津实行分割包围。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令英国决定邀请美、法两国政府，希望共同“促进日本不扩大此次事变”，但这一建议遭到仍被孤立主义所困扰的美国拒绝。
鉴于日本1932年便谋求独霸上海，1937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1200名海军陆战队员赴上海增强防御。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后，西方国家普遍担心，如果中国能够挫败日本的侵略，那么很可能会将西方国家在华的租界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一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日本在上海不断增兵却让西方觉察到与中国的反殖民主义思潮相比，日本才是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最大对手。但在日本露出对美英法在东南亚传统势力范围的垂涎前，列强并不愿意对中国作出更多的支持，以至于中国在1937年迅速感受到被世界遗忘和抛弃。但关键时刻，苏联人却“雪中送炭”。
七七事变之后，苏联政府主动与国民政府联系，在8月21日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开始援华。1938年3月至1939年7月，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贷款。1937年11月，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正义之剑”正式来华参战，苏联飞行员的到来，远早于日后名声更大的“飞虎队”。而且从抗战中国空中力量的消耗角度，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给了八一三事变后几乎迅速耗尽战力的中国空军以决定性的支持，并帮助中国重建了人员培训、地勤和物资保障等系统。
约1938年，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在武汉机场
1939年5月开始的中蒙边境诺门罕战役中，苏联红军给予日本以迎头痛击，8月下旬日本彻底失败。但其后因为欧洲战场德国发动闪电战，苏联开始谋求对日互不侵犯条约。即便如此，1939年6月苏联同中国签订《苏中贸易条约》，继续对华供给武器弹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国民政府方面则利用苏联、美国、英国与日本的矛盾，努力获得支援。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0年，给中国贷款援助的国家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捷克和比利时，共借款26笔。其中以苏联的援助为最，借款高达3亿美元，且在借款条件中，不列抵押品，利息低，这对中国抗战是极为有利的支援。其次是法国，供给中国10亿多法郎的援助。利用这些援助，中国经济得以撑过1940年，最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获得了美国租借法案物资和大宗货币借款，这也可以视为国民政府外交上的一大成绩。
美英方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愿意对中国进行实质性支援，而是醉心于搞东方慕尼黑阴谋。对此，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以《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为题，给党内起草一份指示，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破它，反对它”。最终在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日开始侵入东南亚，美英处心积虑避免与日本正面作战的小算盘彻底破产，而中国宣告撑过了几乎被大半个世界抛弃的黑暗时期，成为逐渐成形的反法西斯阵线东方战场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