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你好，莫斯科

　　1949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米高扬，从旅顺的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

　　时任中央警卫处长的汪东兴在石家庄机场迎接米高扬，并陪同他前往西柏坡。

　　米高扬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苏联高层领导人。

　　他此行肩负着斯大林赋予的一项重要使命——为莫斯科建立与未来新中国的同盟迈出第一步。

　　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米高扬

　　与后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同，在斯大林健在的年代，我方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是相对谦卑的。

　　毕竟当时搞国际共运的，大都非常讲究“辈分”。

　　会见米高扬时，毛主席先是把斯大林天花乱坠的表扬了一番。

　　然后话锋一转，聊起了外蒙古和内蒙古合并、苏联归还旅顺口和重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敏感话题。

　　这些问题米高扬自然做不了主。

　　于是米高扬白天会谈，晚上就把详情用电报发往莫斯科。

　　中国是斯大林赖以和美帝“一争高下”的关键之关键，所以大林哥高度重视西柏坡传来的电报。

　　在米高扬访华期间，苏共政治局几乎是每天召开例会，集体研究米高扬的电报。

　　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1949年6月，刘少奇与高岗、王稼祥回访莫斯科

　　需要注意的是，1949年前期的互访仅仅是中苏两国在“互相试探”，并没有真正建立同盟。

　　所谓的“同盟”，必须是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种关乎国运的条约，当然得“当家人”亲自去签。

　　于是在1949年的12月6日，毛主席从北京踏上了赴莫斯科的行程——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出国门。

　　列车途经沈阳时，东北局负责人高岗上车，护送一行抵达中苏边境的满洲里。

　　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漫长的跋涉，12月16日，中方专列抵达莫斯科。

　　当天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毛泽东接风洗尘。

　　寒暄过后，斯大林开始试探性的问毛泽东：

　　（请读者朋友注意以下对话。此为中方翻译师哲在回忆录中记录的两人交流原话。）

　　“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回答道：

　　“这次来，一是祝贺您七十寿诞；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又说：

　　“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回道：

　　“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在《回忆录》的旁白中，师哲记录道，苏联人似乎对毛主席的说法不甚理解。

　　其实，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话中的含义。

　　西伯利亚大铁路

　　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就是后来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为了区别于1945年苏联和国民党签的那版名字差不多的条约，这版又被称为“中苏新约”。

　　“新约”的签署过程非常曲折，西方媒体一度脑补了很多画面，比如斯大林软禁中方领导人……

　　之所以曲折，是因为其中牵扯到苏联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定位，以及斯大林思想上对于“雅尔塔体系”的突破等问题。

　　这段故事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聊。

　　结果就是，在这段极其曲折的莫斯科之行里，毛以虎口夺食的姿态逼迫斯大林表态——“废除旧约，重订新约”。

　　最终，毛主席心满意足的返回北京，斯大林也如愿以偿拿下了这个“最关键的盟友”。

　　毛主席走后，留下周恩来在莫斯科和苏联人商讨条约细节。

　　由于中苏之间牵扯到东北中东铁路、旅顺口苏军基地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所以条约一直到1950年2月14日才正式签署，有效期三十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也从此走上了和美帝决裂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后的朝鲜战争、苏联援华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是1949年12月莫斯科之行的延续。

　　别了，司徒雷登

　四十年代美国代表团在延安，与我党其乐融融

　　抗战期间，美帝驻华最高长官史迪威非常喜欢我党。

　　他曾不止在一个场合表达对延安的赞扬，以及对重庆的厌恶。

　　我们看今天的官方抗战史，往往对史迪威这个美国人也都“赞誉有加”。

　　四十年代，延安曾长期驻扎着美帝代表团。

　　相对国民党上层的贪腐与纸醉金迷，延安给美军代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直到1947年马歇尔调停彻底失败，美军代表团才撤离延安。

　　说句玩笑话，假如当年马歇尔的“民主计划”真能成功，我党与国民党划下道来拼选举，国民党也未必是我党对手。

　　局面很可能和今天岛内差不多——国民党还是被打趴下的那个。

　　送别美国代表团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

　　当时，包括苏联驻华大使在内的各国使节大都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却留了下来——

　　司徒雷登。

　　作为美国驻中华民国的正牌大使，他在南京大使馆等了整整一百多天。

　　这么重要的“暗示”，我党当然懂。

　　于是，毛泽东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

　　周恩来则立即派司徒雷登在燕大时的学生黄华（1976.12～1982.11任外交部长）赴南京，直接与司徒雷登接触，邀请他回燕京大学，并表示“可能一晤”。

　　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

　　但是，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

　　因为对美国而言，派驻华大使这种级别的官员与我党高层会晤，就自然带有下一步承认新政权的意义。

　　这是天大的事情，美国最高层尚未下定决心。

　　司徒雷登就这样黯然离别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直到2008年，根据本人遗愿，他的骨灰迁回中国，移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

　　据几十年后美国国务院解密的资料看，对于司徒雷登是否应该赴北京与我党高层见面，当时的美国高层有着重大争议。

　　司徒雷登的直接上级——美国国务院，是持赞成态度的。

　　不仅如此，大名鼎鼎的前国务卿马歇尔，也以“私人名义”发来电报，极力主张“司徒应去北平一趟”。

　　如果这趟能够成行，司徒雷登很有可能成为1949年的基辛格。

　　事关重大，关于“北上会晤”这件事情的拍板一直层层推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案桌前。

　　杜鲁门是一个非常杀伐果断的人。

　　在决定向日本扔原子弹时，眼睛都不眨一下。

　　但在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件事情上，他从1949年初开始，犹豫了整整一年。

　　在各方权衡之后，杜鲁门做出让司徒雷登立即返美的决定。

　　我们并不清楚他当时做决策的原因。

　　但这一走，中美之间的大门也随之关闭了二十多年。

　　（在解放战争后期秉持“中立态度”直至“尘埃落定”后，1949~1950年间杜鲁门对华大政方针仍反复不定。这一时期美国时而痛斥国民党废物、停止援助，时而朝新中国抛橄榄枝，比如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声明等，但始终没能迈出关键的一步）

　　杜鲁门直至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前，都对将中国拉出苏联阵营抱有希望，也曾深入论证过与新中国建交的可能。只可惜造化弄人

　　相比于美国的顾虑重重，不存在意识形态障碍的苏联倒是对新中国“先下手为强”。

　　其实苏联高层、特别是军方，对于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归还旅顺和大连，反响非常强烈。

　　这些“权益”是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回报”。

　　尤其是旅顺，一直是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重要母港打造的。

　　此时，杜鲁门和艾奇逊（国务卿）为中苏条约的签订奉献了“关键助攻”。

　　先是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属于中国内战的继续，美国不会干预。

　　继而，国务卿艾奇逊在1月12日发表公开演讲，深情回忆了中美历史上的友谊，并提醒中国，俄国人才是侵犯中国利益最大的祸首。

　　一番操作下来，斯大林坐不住了。

　　尽管对于舍弃苏联在东北权益、撕裂雅尔塔体系有着一百个不情愿，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斯大林仍秉持着一定要让中国人在莫斯科“心满意足”的最后之底线。

　　你要的，我全给。

　　当然，苏联对于中美之间留下的这点“门缝”也很清楚。

　　在接下来的朝鲜战争中，斯大林非常好心的帮中国彻底关上了这扇门。

　　上车吧，别回头。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今天的我们脑洞大开一下。

　　如果当初中国不认苏联当“老大哥”，改成认美国（极小概率事件），会发生什么呢？

　　那很有可能就得和苏联打一仗。

　　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苏联在二战中攫取的权益，会平白无故送还给中国？

　　以苏联之霸道蛮横，搞不好整个东北都会乱成一锅粥。

　　这样想想，还是认苏联吧……

　　历史的是非功过，真的是难以言说。

　　1955年，苏联依据“中苏新约”附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从旅顺撤军。该协定是历史上关于旅顺问题的若干条约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国收回土地、收回主权的正式文件

　　（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