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反修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相比“单纯”的中美关系，中苏之间的恩怨纠葛，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

　　任何一个一路走来的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的感情，都是五味杂陈的。

　　三十年代上海外滩

　　1919年，列宁成立了一个叫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组织机构。

　　按照最初的设想，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最高指导组织，苏共、中共、越共等都是它下面的“党支部”。

　　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也的确是在共产国际资助下成立的。

　　从“一大”开始，每逢重要的党组织会议，必须有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并报总部备案。

　　“一大”、“二大”的很多重要纲领文件，由于早期没有妥善的档案工作，国内都没有保存下来。

　　直到五十年代，苏共中央把这些宝贵档案的俄文版原件移交给中国；由编译局译成中文后，那段历史才“重见天日”。

　　如果说列宁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多少还带一点“理想主义色彩”，到斯大林时期，共产国际就完全退化成莫斯科控制世界各地共产党的一个“工具”。

　　1935年共产国际代表卡。共产国际在斯大林时期的“口碑”急剧下降，尤其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约前后苏联“变色龙”一般的反应，使得欧洲各国共产党在国内大失人心

　　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在中国力推所谓的“立三路线”。

　　这条路线以鼓吹城市工人阶级革命”为目标，频频以卵击石，导致了一次又一次惨烈的牺牲。

　　而在井冈山安营扎寨、代表“农村路线”的毛泽东等人，则长期被共产国际视为我党内的“本土派”，屡屡受到打压。

　　直到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利用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无暇东顾的空窗，才完成了对组织的“本土化改造”。

　　以王明为首的“共产国际派”，从此彻底失势。

　　此处不再多言。

　　1935年8月，共产国际十执委在莫斯科郊外。前排左二为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老大），前排右一为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建国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时期：

　　1、1949~1953 斯大林 同盟建立

　　2、1953~1957 赫鲁晓夫 蜜月期

　　3、1957~1959 赫鲁晓夫 矛盾初现

　　4、1959~1961 赫鲁晓夫 走向决裂

　　5、1964~1982 勃列日涅夫 短暂缓和、兵戎相见

　　（1961年10月苏联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中苏正式决裂。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次出席苏共大会。）

　　1953年3月，作为“从辈分上”长期压制我党的一块大石头，斯大林撒手去见了马克思（没脸见列宁）。

　　此后三年，赫鲁晓夫先后斗倒了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终于登顶苏联最高领导人。

　　在地位不稳的年代，赫鲁晓夫视“二当家”中国为他重要的“政治外援”，将斯大林时期抠抠搜搜的对华援助，显著提升了一个档次。

　　1949年赫鲁晓夫从乌克兰上调莫斯科。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他对全市住房进行大规模改造，解决市内住房危机问题。这种廉价简约的住房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在中国也非常常见，老式单元房）

　　1954年10月1日，中国举办建国五周年庆典。

　　一开始，苏联决定由米高扬率团参加。然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赫鲁晓夫最终决定亲自前往中国。

　　此行，赫鲁晓夫力排众议，携带了“超级大礼包”。

　　作为回报，此后几年中国积极斡旋匈牙利、波兰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并在1957年的“莫斯科政变”中坚定地支持了赫鲁晓夫。

　　1957也是中苏的“黄金蜜月期”。

　　这一年的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此次莫斯科盛会，十二个国家的执政党和六十八个共产党（工人党）齐聚一堂，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巅峰之作”。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中方当着众多兄弟国家的面，给自己立下了“十五年主要工业指标超过英国”的目标——为“大跃进”埋下伏笔。

　　1957年红场阅兵，从“站位”上也能看出当时中国领导人显赫的地位。自这次大会开始，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出现“两个太阳”，为最终的分道扬镳埋下伏笔。

　　毛泽东在莫斯科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

　　从1958年开始，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的分歧逐渐凸显。

　　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矛盾：

　　1、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

　　2、苏联试图缓和对西方关系

　　3、苏联对中国“大跃进”等运动的态度

　　4、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

　　5、中苏边界问题

　　这里无意去探究谁对谁错。

　　因为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一种畸形的交往：党际关系超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超越国家利益。

　　正如当时中苏走到一起是“无奈的选择”，最终分道扬镳也是“无奈的选择”。

　　1964年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后，中苏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

　　然而这次接触却以“戏剧性的方式”结尾。

　　颇有一些冥冥之中、自有注定的意味——

　　国家之间都是很现实的。

　　在中苏交恶期间，除阿尔巴尼亚和柬埔寨支持中国外，其余社会主义国家均支持苏联（南斯拉夫和朝鲜持“中立态度”）。

　　中国就这样被“空前孤立”。

　　而中苏之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则要到很久之后了。

　　1989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参考：《钱其琛《外交十记》之“中苏关系正常化”》）

　　1969年9月，苏联红军开始在中苏边境大规模集结。

　　形势的变化逼迫中国必须做出回应。

　　最高层经过研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美中矛盾。

　　联合“次要矛盾”，反对“主要矛盾”，成了下一阶段中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将中苏对抗推向高潮。林彪对苏联可能对中国进行战略突袭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国进入战备状态。珍宝岛事件成为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又一次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

　　黄金十年

　　1970年底，为了逼迫北越上谈判桌，美国再次对越战进行了升级。

　　这一次，中国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

　　一方面，中国仍明确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积极推动对美交往，并邀请尼克松访华。

　　尽管周恩来一再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越南，但中美的接触仍引起越南的“强烈反弹”。

　　从越南的角度，他非常担心自己成为一个“筹码”，被中国“卖掉”。

　　尼克松访华正值1972年春节期间。这一年的新春团拜会上，越南驻华使馆人员全体缺席，表示对中美接触的抗议

　　推动中美交往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的一次“秘密行动”，绕过了主管外交工作、人多口杂的美国国务院。

　　1971年7月2日，基辛格以“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任务”为名开启了亚洲之行。

　　他一路访问了南越、泰国、印度等国，并于7月8日中午抵达巴基斯坦。

　　根据公开的行程安排，基辛格下一站的目的地将是巴黎。

　　谁都想不到，所有这一切都是“障眼法”，基辛格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北京。

　　为了使基辛格访华不受干扰，尼克松甚至对其他“局外”的美国高官专门做了迷惑性的工作安排。

　　只为保证此行的绝对机密。

　　7月9日凌晨5时，对外宣称在巴基斯坦“旅游度假”的基辛格乔装打扮，登上了前一天来到伊斯兰堡的中方波音707专机。

　　就这样，基辛格在仅有两名美国特工陪同的情况下，“单刀”赴北京。

　　基辛格此次秘密访华，被尼克松代号为“波罗行动”。

　　在美国人看来，此行就像700年前马可·波罗造访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

　　周恩来设宴招待基辛格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期间间隔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中国从战略上已经开始倒向西方，日本、英国等西方阵营里的主要国家也都先后和中国建交。

　　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却仍然“曲折”。

　　直到1979年，中美两国政局都“尘埃落定”后，这层窗户纸才最终被捅破。

　　不同于上一个时期改善中美关系的渐进性，小平同志深知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最重要的“外部环境”。

　　他对改善中美关系有很强烈的“急迫感”。

　　在美国人尚犹豫是否要发出正式邀请的时候，中方主动抛出了橄榄枝。

　　1978年11月29日，小平同志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首次向外界公开表达了访美的意愿。

　　他是这样说的——

　　“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XXX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参考消息》1978年12月1日）

　　在得到中方“关键暗示”后，卡特立即决定邀请小平同志访美，准备以“美中准同盟”的姿态对苏联强硬施压。

　　1979年1月28日，小平同志在访美专机上

　　小平同志的这次访问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

　　其意义之重大，和《外交风云七十年：朝花夕拾》一篇中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是等同的——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历史就是这么滑稽。

　　三十年前，莫斯科，苏联。

　　三十年后，华盛顿，美国。

　　对越战争结束后，我们与曾经苏联阵营的“兄弟们”彻底割袍断义。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终止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

　　缅共、马共、泰共等在失去援助后，相继放下武器向各国政府投降。

　　曾经轰轰烈烈的“世界革命”，就这样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式拉开，西方的资金技术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

　　中国与西方，进入著名的“黄金十年”时期。

　　这十年里，除了对内改革、对外引进西方资金技术，中国还办了很多件“大事”。

　　比如：香港回归谈判，收复南沙……

　　这些都是在“黄金十年”的大背景下完成的。

　　1984年里根访华，将中美关系推向高潮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今天去“复盘”新中国七十年的外交史，在中苏分裂这件事情上，很有可能会得出一个“积极的结论”。

　　如果不在六十年代“分手”，我们或许会随着苏联一起，在1991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沉没。

　　尽管这些都是当初所不曾预料到的事情。

　　造化弄人。

　　把视角再放大一下。

　　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先后尝试了封建帝制下的技术革新、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很多条改良道路。

　　均以失败告终。

　　1979~1989这“黄金十年”中，中国人完成了最后一次探索。

　　在八十年代末风雨飘摇的关口，面对眼前的乱局，很多人再次对1978之后选择的路线产生了“动摇”——会不会又错了？

　　于是在“事情”发生五天后，小平同志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召开了一次稳定人心、总结教训的关键会议。

　　这篇讲话原稿被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306页。

　　面对低沉的士气，小平同志鼓励大家“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这个“未来”，就是后来“三件小事”中的第一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