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5日夜，北平西北郊，解放军挺进海淀，傅作义部队仓促撤进城内。

　　炮声隆隆中，清华大学和毗邻的燕京大学，几乎人人通宵未眠。为防止战祸殃及校园，钱伟长和费孝通等教师成立清华应变委员会，胸前挂着望远镜巡逻；燕园中，校长陆志韦和中外教师也轮流值班。

　　这一天，北京大学在炮声中举行了建校五十周年典礼，校长胡适进行了简短的讲话，随后去南苑机场登机撤往南京。他曾动员燕大校长陆志韦率师生南迁，一向痛恨国民党腐败的陆校长严辞拒绝。

　　12月16日，黎明之前。燕京大学朱漆的西校门被轻轻叩响，门外传来声音：“开门吧，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一位美籍教师小心地让校警把门开了个小缝，看到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干部，他没有佩带武器，开口第一句话是：“请问在战斗中燕京大学有没有受到损失？燕京大学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态度和善，衣冠严整，与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形成鲜明对比。守卫燕园的师生敞开大门，与此同时，清华园也接纳了军代表。

　　其他兄弟院校这下吃了定心丸。从北到南，各校相继为解放军“开门”。当时他们不会预料到，仅三年后，全国所有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撤消。原国立高校，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每一所旧中国走来的大学，校史上都记载着这样一笔拐点：1952，院系大调整。

　　高教改革原计划十到十五年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说：“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来说，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

　　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当时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不久，百废待兴，当务之急是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对于院系调整这样的浩大工程，还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充分的把握，也没有详细周密的计划。接管初期，唯一比较大的动作是课程改革，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增添马列主义课程，不仅学生要学，教师也要参加政治学习。

　　在清华，社会学“进步教授”费孝通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门“大课”；教会学校“领头羊”燕京大学配合最积极，1949年上半年就自行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等新课，聘请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翦伯赞、经济学者沈志远讲授。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性。”

　　肃清美帝思想 向苏联“一边倒”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打乱了一切长远计划。

　　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美国政府首先冻结在美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中国政府以冻结在华美国资产还击。教会学校失去了美国资金，又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可谓里外不是人。1950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有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校董及其行政职务均被解除，美籍教师要么被辞退，要么在反美气氛中自行离职回国。

　　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应，教育界也要割断美国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此举针对的不仅是教会学校。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多数有美国教育背景，校内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几乎全国所有大学都在改造之列。

　　学校所有权的改变只需一纸行政命令，让师生思想大转弯，不是易事。曾留学德国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私下对朋友说，“苏联那一套教育体系，完全是抄德国的，那一套我们都知道。”燕大教授张东荪说，“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清华社会学教授潘光旦表示，自己大半生与美国联系密切，仇美实在仇不起来……

　　强烈的反弹情绪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教育界急需一场“整风”。1951年9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七个部分，讲了五小时之久，从他个人的检讨谈起，循循善诱地劝导与会者，“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对知识分子“尽量用热水烫”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校停课，教职人员人人“洗澡”，一一“过关”。“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郭慕岳回忆了他所目睹的法学院教授“过关”。“屋内黑压压一片，检查完毕一般教授都要泪雨滂沱，有的则痛哭失声。”过了几天，清华大礼堂举行全校思想改造运动，教务长周培源主持会议，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在台上发言。他揭发自己为了给儿子梁从诫从历史系转到建筑系，求了周培源、陈岱孙等人，事虽没办成，但此事说明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旧社会的恶习不改，厚颜无耻，下流卑鄙，所有最恶劣的词儿，像一桶垃圾，梁先生倒在自己头上……这时梁先生泪如雨下，后是泣不成声，最后号啕痛哭。”梁思成刚刚大病一场，最后哭到支撑不住，被几个同学搀下去。“梁先生足足检查了三个小时，虽没检查完，因‘血泪染成红杜鹃’，总算饶了他，一次过关。”

　　一次过关是幸运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检讨了三四次也没能过关。曾留学美国的他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而且他所研究和教授的社会学，是发源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科，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论格格不入，是一个带着“原罪”的学科，潘光旦自然成为重点洗澡对象。大学时代潘光旦因跳高摔断腿，后来感染截肢。每次检讨，他都要“金鸡独立”四个小时。1952年2月初，《光明日报》分两次刊登潘光旦的长篇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12月5日出版的《盟讯》发表了潘的第四次检讨，仅摘要就将近3万字。

　　教会大学“认贼作父”

　　教会大学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灾区”，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岭南大学师生成立了“抗美援朝委员会”，曾鄙夷苏联教育体系的校长陈序经，带头在和平宣言书上签名，领导师生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声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上做了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

　　燕大西语系教授柯安西返美的时候，有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认贼作父”已至如此程度。市委专门成立了工作组进驻燕大，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为使学生更加深刻认清美帝本质，工作组发动全校师生批斗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他们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为了形成“对比”，市委组织全校师生先听取进步教授的思想检查，如雷洁琼、翁独健，还有1949年刚从英国回来的侯仁之。这些发言事先得到工作组帮助指导，工作组还与学生干部联系好，发言期间让他们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人宣读，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大会。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上台则正相反，学生干部向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不予通过，最后把他们“轰”下台来，下次开会继续检讨。

　　作为抗战、内战期间带领燕京大学度过重重难关的校长，陆志韦一直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燕大大批学生在解放前就加入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1948年，一个国民党官员对陆志韦说：“共产党在燕大都闹翻天了，你的公子也混在里面，你也不管管！”陆回答说：“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追求真理有什么可指责的？连美国教员也支持学生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进步的陆志韦严重跟不上新时代要求。上级指示，“只从经济上断绝了和美国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表明态度，思想和精神上脱离和美国的关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这对陆志韦来说太强人所难了。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是美国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在通信联系。他尤其与燕大前任校长司徒雷登友情深厚，司徒雷登是他的证婚人。

　　批判陆志韦那天，燕大全校师生聚集在大礼堂，会议现场通过广播和清华大学连线“直播”。学生积极分子涌入校长办公室，搜集文化侵略的罪证，学生们轮流上台揭发。发言最有力的是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陆瑶华当时正就读于燕京大学生物系，是共产党员。批判会之前市委工作组找她谈话做工作，她终于“想通”，走上台，说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爪牙，是忠心执行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父亲的“几滴眼泪不能收买她的良心”。她会“像志愿军和美帝国主义战斗一样，坚决地斗争陆志韦。”陆志韦的儿子陆卓明在批判会上保持了沉默，他因此于1953年被开除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大批判之后，陆志韦校长职务被撤销，分派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语言学研究员。史学教授翁独健担任代理校长，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为燕大送终”。

　　大调整中的生死存亡

　　院系大调整的想法在1950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当时未能提上日程，除经济、人员力量不足外，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旧大学里英美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亲美思想转变不过来；二是中国尚无按苏联模式运转的大学样板。到1952年，这两个障碍都扫平了。

　　从1950年开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打造了两个高等教育样板：一是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

　　1952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文章说：“自从去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号召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和今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1952年秋季，中央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201所，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原来被称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校囊括文法理工农医生等学院，调整后，大多仅保存文科和理科。比如北京大学工学院被撤消，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合并到清华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更名为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原有7个学院下设35个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13个系。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清华人文学科大部分并入北大；浙大理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农学院独立建校。

　　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走向终结。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由沙滩红楼搬迁至燕大校址“燕园”；辅仁大学主要院系并入北师大，经济系并入人大，西语系高年级学生直接并入北大，低年级学生由英语改学俄语；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建立华东政法学院；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医学院等，校址“康乐园”成为中山大学校园。

　　政治学和法学与现实社会联系紧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社会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大多被视为无用甚至反动的人才，院系调整中对他们的处理颇为随意。南大政治系教授王明辉调至南京师范学院教美术，南大法律系主任赵之远调至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法律系教授吴学义调至华东药学院图书馆，祝修爵调至南京工学院图书馆。

　　社会学遭遇灭顶之灾。大调整后，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两家，但1953年也被撤系，社会学绝迹，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主席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费孝通记得，毛主席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费孝通被调至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同时被调去的还有他的老师潘光旦。1957年师徒两人双双被打成右派，潘光旦的罪名之一是“破坏民族关系”。

　　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调整中诞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班底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中拆解出来。1952年，北起清华东路，南到蓟门桥，“八大学院”校舍在一片庄稼地上破土动工，它们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现在前七个学院已升级为大学，北京医学院回归北大成为北大医学部。

　　并非苏联模式

　　院系调整历来被解释为照搬苏联模式，其实，苏联虽然重视单科大学建设，专业设置也比西欧和美国大学更加专业化、理论化，但并不完全排斥综合性大学。莫斯科大学本来没有工科院系，就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成立了工科性质的物理技术系，而当时中国正在将北大、南大的工科院系一刀切掉。对于后期才并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和地区，苏联也没有实施“院系调整”，各大学基本保持原貌。

　　因此，院系大调整与其说是向苏联“一边倒”，不如说是中国独立开创的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政治革命。全国大学完成了一次大洗牌、大换血，旧知识分子与旧大学的历史联系割断，旧大学与民国的历史联系割断，从而为彻底否定旧教育，进行socialism教育奠定基础。院系调整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师生参加了这场运动，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改变了大学长期分布不均衡的历史状态。

　　整个过程惊天动地，也波澜不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反抗和阻力。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每个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乐黛云，1952年刚刚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当上中文系首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工作。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贯彻院系调整的中央决定。许多著名教授都被派去支边，如杨振声、废名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让这些年近半百的老先生去到遥远陌生的、艰苦的边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并没有听到任何反抗的声音，只记得听思想汇报时，有人反映教授发牢骚：现在土地国有，哪里有地方去归隐田园？寺庙地产已没收，当和尚也没有了去处！”

　　曾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的巫宁坤回忆，1952年7月，系主任赵萝蕤来通知他系内五名教授的去向：赵本人和另外三名教授去北大，巫宁坤去南开。话一出口，赵萝蕤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巫宁坤1951年在赵萝蕤鼓动下放弃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从美国回到燕大任教，不到一年出此变故，赵萝蕤满怀内疚。赵萝蕤的父亲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义父是燕大校长陆志韦，两人都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她的丈夫陈梦家在清华也受到大批判，院系调整中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一年来的政治压力使赵萝蕤陷入绝望，只能听从摆布，无力帮助巫宁坤安排前程。

　　1952年9月，北京大学接收燕京大学校园。那扇在1948年12月16日清晨被解放军轻轻叩响的朱漆大门，换上了新的匾额，上书※※※亲笔题写的北京大学四个字。有人来到还住在校内的陆志韦家催促他搬家，陆志韦一个人默默走出生活了25年的燕园。曾经以自己是燕京高材生而倍感骄傲的学生们，不敢再提自己在这所大学读过书，学生黄宗江因为保存了一套以司徒雷登照片印的明信片，“文革”时被打为“司徒雷登的黑宠儿”。陆志韦在离开燕园后的18年人生中，一听到老燕京人挨整的消息，就觉得是自己的错，觉得对不起燕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