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

　　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

　　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

　　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讲述人  周劲松，男，1945年生，原重庆“8·15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后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学生。

　　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

　　1966年6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

　　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

　　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

　　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

　　一位老革命，7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

　　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

　　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

　　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

　　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15派”？

　　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

　　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

　　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

　　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1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8·15事件”。

　　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8·15”的名声坐大了。“8·15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2月28日，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

　　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

　　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

　　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

　　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8·1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

　　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

　　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

　　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讲述人   陈卓（音），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

　　1969年入狱，1972年释放后，成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1967年打到1968年。

　　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这次3天3夜的激战。

　　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8·15派”干起来了。

　　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

　　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个人出列。

　　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

　　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3天3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70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4个，还有7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

　　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8·15派”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

　　“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

　　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4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

　　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

　　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8·15派”的，立即冒诈我是“8·15派”的。

　　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

　　两人都有30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

　　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

　　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 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

　　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

　　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1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

　　“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8·26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8·26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18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2000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讲述人   法官洪斌（音），男，56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他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基本拒绝对外交流。

　　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8·15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

　　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

　　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8·1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

　　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8·15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

　　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

　　凌晨3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3发红色信号弹，知道“8·15派”进攻开始了。大约4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

　　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1个。

　　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

　　我成了“8·15派”的俘虏。

　　从7月25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2个多月的俘虏。

　　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

　　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8·15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

　　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

　　有4次，我记得，郑志胜等我们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突然叫我们全部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这一招叫“假枪毙”，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过他毙掉过一个女俘。

　　郑志胜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被抓回来，因为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郑志胜手下当俘虏的经历，没少怂勇我趁机整他一把，但是我没有整过他一次。

　　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这段非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目睹了一个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别人的世界。看不见希望。这肯定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对什么都看得无所谓，一生就这样子，无所谓了。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禁止令。

　　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