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8日至1981年1月25日，被审判的姚文元。（VCG）

有人把《姚文元回忆录获准出版》一文发到微信上来了，此文点击量达144万，可见影响之大。该文说曾有人愿意出五百万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6美元）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的版权，该文还自称在此文中透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于是吸引了众多读者。

然而读下来就知道是假的。此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编造的。我把这一事告诉群里各友，许多人都很惊讶。说实在话，对大多数非历史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在貌似有点历史知识的造谣者面前，其实都是弱势群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看来有必要出来打假。

该文中最荒唐的谣言，是所谓“姚文元回忆录”中记述，毛泽东临终前把江青定为党主席，让毛远新任人大委员长，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因为毛从1970年的九届二中庐山会议与1976年早春的四五运动中，就知道“四人帮”根本成不了气候，无法掌控局势，更何况毛也深知江青为人太刻薄而且心理不正常，根本不能服众。

毛远新也不可能成为毛的接班人，除了毛远新太年轻，没有经验外，更重要的是，毛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家天下”还是忌讳的。那一代经历过反封建运动的共产党人，都有他们的理念、底线和基本原则。这是中共党人与朝鲜劳动党人不同的地方。

有人说，毛不是说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吗”？无法无天，不等于什么都可以去做。有原则与底线其实并不难理解，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充满了人情与正当性的矛盾。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

文中又提到“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有40个将军联名建议不要判处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军委办事处四将死刑，这也都是谣言。文革体制下根本没有这种让将军们自由讨论中共中央要犯的处置意见的做法。服从并执行命令就是军人的天职，再说当时的中共中央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四将处死。其实，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审查者也明知他们与林彪出逃事件并没有关联，（后来纪登奎在文革结束后还作为中央调查组负责人正式向四人宣布过这一点。）当然，为了当时文革的反林彪集团的政治需要，他们必须被关起来，如此而己。何来四十人要求不判死刑？读了四将各人写的回忆录，就足以了解这一内情。

文章中称姚文元被捕以前，到张春桥家商量去不去开会的事，这也是假的。姚被捕以前处于被严密监控状态。张春桥也更不会笑着建议他去参加会议，并称这是他“当政治局常委的机会”。张春桥女儿回忆中早就提到过，张本人对自己被捕就早有预感，他甚至预言自己将来是在某次不得不参加的会议过程中被捕的。其实姚文元当时根本就没有找张去商量，他就直接去开会了，在他看来，去开这个会是很自然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就会走到政治人生的终点。

关于姚文元写回忆录的事，实际上是纯属子虚乌有，事实上，据我直接了解，姚文元家人从来没有见过姚文元出狱后写过回忆录。姚家人回忆，姚文元出狱后，曾在日历本上零零散散写一些并不系统的、估计史实价值也并不高的日记，出了一本天文历法方面的通俗读物，也没有多大价值，如此而己。

当然，遗憾也在这里，中国当代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余生之年，不为后世人留下一点自己的人生心得，不披露一点政治隐秘，确实也太不够意思了。

相比之下，林彪手下的军委办事处四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在21世纪前十年里。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或留下家人的回忆记述，其中邱会作回忆录的史学价值尤其被历史学界公认。让我们与百年后的中国人对共和国的历史，对林彪事件与整个文革史，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这些书的问世，让2009年以前匆忙写文革史的人的作品变得相形见拙，有的书甚至变得不值一读。当然，这些回忆录也有其缺陷与片面性。其实这也没有关系。

蒯大富、聂元梓都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陈伯达也留下了口述文字，连文革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也有回忆录出版，蒯大富在回忆中披露，1967年年底，由清华红卫兵出面，在社会上点名打倒刘少奇，是张春桥事先特地把他找过去，在中南海的门房间里，与他进行私密谈话时指示他的。由此可以看出，北京红卫兵的重大活动并非自发，而是有当道者严密控制与策划的结果。

聂元梓2005年回忆录中彼露她参与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的全过程。让我们知道，那张著名大字报，是由他们七人出于对校党委的不平之气，自发写成后，再请示康生老婆，问能否贴出去，并非外间广泛流传的由康生策划的。

王力的回忆录过于妙笔生花，夹带了许多水份，这一点被戚本禹指出过，但也毕竟披露了重要史实。徐景贤的回忆录对于了解“上海帮”极有价值，是任何研究文革史人的重要参考书。即使百年以后。

戚本禹死后才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当然问题多多，戚氏如活化石般的的思想僵硬，也可堪称一绝，但却仍然留下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史料。

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想尽办法羞辱僧侣，令他们尊严扫地。（VCG）

例如毛泽东在1966年5月在杭州把陈伯达，杨成武与戚本禹召来，习惯于白天睡觉的毛泽东，通知警卫员等来人到了后就立刻叫醒他，当天清晨，刚睡下不久的毛泽东，一听到三人到了，就立刻兴奋地起床，喝着马奶，向他们大谈五七指示，可见毛对自己新想法的重视，毛认为，“在东汉农民领袖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也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张鲁就有共产主义想法。”毛说，“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毛认为“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

毛还说，看来，人类的文明是可以设计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文明，所以可以设想与设计。

这种建构理性主义思维，正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的思想根源。戚本禹也看出毛泽东讲五七指示，实际上展示了文革后社会的理想前景。这些史料价值很高。它充分说明文革发动者并不是单纯的权力之争，它有极为深厚的复杂思想根源。

回忆录当然不一定都说得对，许多回忆录合在一起读，就会产生史学上奇妙的“无影灯效应”，如同手术室中的无影灯下下不再有阴影一样，众多回忆录的迭加，让历史中被屏敝的真实部分得以显露出来。

事实上，依我看，以姚文元的性格，他很可能属于那种出狱后什么回忆都不写的人。姚这个人思想一直很左，是那个时代的真左，又很能写，也很勤奋，由于历史的机缘而被上面看中，从此飞黄腾达，自己也得意忘形，姚文元不修边幅，喜欢用袖子擦嘴上的油迹，为人属于那种简朴又比较无趣的类型，性格上比较老实，甚至看上去还有些愚钝，胆子也不大，并没有太大的权力欲，更多的是文人想出名的那种欲望很强。这也是他人生的动力。这一点，徐景贤在其回忆录里点得很准。在我看来，也许正因为有如此的性格，反而能与雄心勃勃，城府很深的张春桥配合得很默契。

姚文元也不是那种才气纵横的人，根据这种胆小怕生事的性格，又遇到罪有应得的牢狱大灾，他可能一辈子不会写回忆录。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可能没有写回忆录的强大动力，他缺乏足够的自我反思能力，意识形态文章写惯了，写起来放不开手脚，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新也不是，旧也不是，说起来吞吞吐吐，不能一吐为快，总是担心政治不正确，连真心话也讲不清楚，估计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干脆一烧了之。当然这是我根据我对他的性格而作出的大体判断。斯人己去，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

历史人物为什么都喜欢写回忆录？这可以从心理学来解释，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说的就是人都有一种被他人认同的愿望，他希望通过自己对人生道路的解释，让别人理解自己是同类而不是异类。当然，如果在辩解自己的同时，又能反思自己错误与人性缺陷，那就有了真正历史的价值，因为他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了反面的经验与教训。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徐景贤最后回忆》这本书了。姚文元终生没有写出自己的回忆录，他失去了向世人表白自己的机会，也让世人少了一份极左思想史的珍贵资料，对于他本人与社会，其实都是遗憾。

戚本禹和姚文元相比，正好相反，他才华横溢，咄咄逼人，自以为是。用回忆录来发泄自己的失落的情怀，就成为他的写作动机。他坚持自己的极左理念，对文革受害者没有内疚与歉意，连因为他的挑动而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共和国部长张霖之，也只是轻描淡写，为自己开脱。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避免把自己看作是人生的彻底失败者。他缺乏承认改革开放大趋势的正当性的勇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表面上强者，其实是真正的弱者。

几年前蒯大富到上海，我请他介绍我结识住在浦东的戚本禹，第二天蒯大富给我打电话，说已经与戚本禹讲好了。我满怀希望地打电话给戚本禹，希望见上一面，特别想听听他的一些人生感悟与心得，遗憾的是，他在电话里并没有当场同意，我也在事后没有坚持再打电话约他见面。也许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太不喜欢他的思想僵化了，但现在看来，有这么好的机会却不能争取去倾听。也是一种遗憾。一个好的历史学者，应该是习惯于在倾听中捕捉历史的真实信息的人，而不应该像我这样。

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运动。（VCG）

这里再顺便提一下毛远新，毛泽东是很信任他的，毛把他塑造成一个斯巴达战士，处处严格要求他，相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很欣赏他。但毛并没有想到要有意培养他接班。我想，毛远新年纪太轻，没有经验，资历不够，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是最为看重后人的历史评价的，他不愿意让后世留下“家天下”的印象，正因为毛从来没有想培养毛远新继位，所以在毛逝世后，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在北京就没有事可做了，华国锋决定让毛远新回东北。为这事华国锋还与江青还斗了起来。

毛远新被判了十七年徒刑，他的独生女儿因他而终身残疾，毛远新出狱后为人低调，工作勤奋努力，不少人都为毛远新的命运感到可惜。

然而，根据多种当事人回忆录记述，毛远新人生最大的、甚至几乎逆转中国命运的重大错误，是在1975年9月向毛主席汇报时，称＂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反映了邓小平的一些言论。毛泽东指示毛远新与邓小平再次谈话。邓小平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不为所动。从此，邓小平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次被打倒。事后，毛远新还颇为得意地向徐景贤介绍自己如何打倒邓小平的。

众所周知，在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问题以前，邓小平已经是大权在握，众望所归，权力地位党内无人可以撼动，林彪已死，周恩来病重，且已经在1973年底就被边缘化，而四人帮也已经无力应付邓小平这个强大的政敌，毛也准备在生后把大权交给邓小平，且1975年秋，毛已经有他本人并不知道的不治之症在身。中国的命运向好的方向发生重大的转折，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邓小平却因为毛远新的小报告，而在阴沟里翻了船，如果不是华国锋为首的中共党中央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国的命运之船方向，将就由毛远新的大错而铸定了。

不知道毛远新本人面对四十年来中国的伟大历史进步，对自己的过去，是不是有所反省。人类的历史有时真的很奇怪，一个看上去不大不小的历史人物，一个本质上并不坏的人，由于错误观念的迷失与执着，从而由此而引发蝴蝶效应，差一点改变一个十多亿人的民族的命运走向。

（本文作者系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刊载于微信公众号“萧功秦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