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近日接受《亚洲名人聊天室》访问，谈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发自己的父亲时表示，到现在仍不能完全原谅自己。他计划制作一部关于父亲的电影来释怀罪恶感。

　　香港“文汇报”报道，继《霸王别姬》后，陈凯歌再次探索中国的戏剧世界，细看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一生。他表示在描绘老北京时遇上重重难关：“很多事物已被摧毁，不论是为了好的或是坏的原因。这正好解释为何我们要搭建很多场景，特别是北京剧院。”

　　陈凯歌入行逾二十年，曾执导十多部电影。这位经验丰富的导演对商业成就和舆论赞赏，显得漠不关心：“经过在这个行业多年的打滚，我想继续做所谓有意义的电影。我不关心电影能否获奥斯卡提名……我不关心这些。”

　　陈凯歌在文化大革命时加入了红卫兵，他被迫告发当时同为著名导演的父亲：“我想他应该十分失望，但他从没有真正诅咒我，反而待我更好，这令我更痛苦。”

　　陈凯歌承认他始终不能完全原谅自己：“我不能，因为我知道这是错的。如果我不知道，也许我能饶恕自己。”

　　他表示已计划用其最熟悉的方法释怀罪恶感：“我希望可以制作一套关于我和父亲的电影，很个人，很亲密，不需要大型的制作。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文/陈凯歌

　　1965年9月1日，我走进了四中。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高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90％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所谓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20％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人。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惟一一人，也是进入四中时尚未参加少年先锋队的惟一一人（入队通常是在小学二三年级之间）。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还有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里接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欢的孩子。晓翔好读，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威廉·夏依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一个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却廉逊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姿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其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在马背上得到的。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类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利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

　　对于干部子弟来说，父辈的业绩朦胧得美丽，如同酸葡萄发酵成美酒。他们更希望继起而为毛泽东一代新的护驾亲兵。这种事出有因的循环，就使红卫兵的产生成为必然。

　　到了5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做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10年。———我点点头。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却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两个月以后，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来，已是8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得到的回答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5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10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很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要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浅”……借口是现在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拼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

　　在那个春夜做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7月29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华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在刘少奇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悠闲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他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主席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64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以同样悠闲的步态出现在舞台上，举手，挥动，然后放下。同样的欢呼和同样的微笑。毛泽东在7月29日的出现，使刘少奇手握讲稿尴尬地呆立许久，直到他离开以后才继续讲完，但已无任何声势。他看准时机，突然出现，以“后发制胜”的力量赢得唱彩，然后静静离去。他从头一言未发，却夺尽了讲话者的光彩；只要出现，已经羞辱了他的对手。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都度被宣布为“反革命”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最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8月18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样的还有刘少奇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睛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画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

　　在整整一个8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大师手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文玩；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善本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地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便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14岁。但是，在14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的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惨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