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上台不到80天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两国签署《联合声明》，恢复了邦交。

　　这场重大外交行动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直接指挥的。作为翻译，我有幸参与其中，终身难忘。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欢迎田中角荣首相一行，并检阅三军仪仗队。

　　1972年中日复交幕后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

　　竹入传话

　　1972年7月7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35周年那一天，田中角荣以较大优势战胜亲台的前首相佐藤荣作刻意培养的接班人福田纠夫，当选自民党总裁，登上了首相宝座。

　　田中一上台，就想派人来北京与中方商谈如何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事宜，摸清中国的条件与“底线”。但挑来挑去，始终没能在自己党内找到合适人选，便改而求助好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竹入到北京后，周恩来会见了他，称他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记得，周总理主要谈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赔偿。他说，中国人民有充分理由和权利要求日本作出相应的赔偿，但从两国人民应该而且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基本信念出发，愿意放弃索赔要求。不过必须说明，这与1952年台湾蒋介石集团与日本签订所谓“日华和约”时宣布放弃索赔要求没有任何关联。二、日本必须承认、接受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条约”是非法和无效的。三、中国不会以日本必须终止日美同盟、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为中日复交的先决条件，但同时，日美两国之间的协议不应该损害作为第三方的中国的利益。

　　竹入表示完全赞同周总理所谈内容，只对“政治三原则”中的“日蒋条约是非法、无效的”这一点，表示田中很可能难以接受。因为日本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行政当局不可能、更无权宣布20年前经国会讨论、通过的任何一项条约非法、无效。对此，周总理表示理解，说在日本承认、接受“政治三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表述方式。

　　竹入访华后，田中下定了决心。经协商，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应中国政府邀请，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定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

　　两起风波

　　田中来访前夕，接连发生了一次大的波折、一次小的干扰。

　　先说波折。田中来访前十天，分别指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去台湾，向蒋氏父子做解释；指派自民党小坂善太郎、江崎真澄等31名资深国会议员来北京，为自己访华打前站、造声势。

　　椎名到台后，竟几次宣称，田中首相此次北京之行，并不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会抛弃交往多年的台湾老朋友，只会在维持与台湾现有良好关系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周总理通过外媒知悉这些言论后非常愤怒，连夜把小坂、江崎一行请到人民大会堂，严厉地询问：椎名这次去台湾，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是个人行为，他为什么自称是政府特使？他在台湾散布的“两个中国”的谬论，是他个人看法，还是代表田中首相？希望各位如实作出回答。

　　客人们竞相发言。有的说，椎名是日本政界亲台派的代表人物，他嘴里肯定吐不出象牙。有的说，报道椎名访台的这几家媒体大都倾向台湾，不能排除它们有意“添油加醋”。更多的人则强调说，田中诚实守信，许多年来从未在人前背后讲过一句恶意攻击中国的话语，即使在佐藤内阁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希望周总理一定充分信任他。

　　周总理边听边点头称是，表示各位提及的几种看法都有可能，自己坚信田中首相是真诚可信的。

　　按理说，这次波折到此就解决了，但第二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接待班子惊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送行晚宴前两小时，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异常严肃地宣布，外交部刚接获一个重大讯息：前来出席晚宴的日本代表团中有人身上藏有“暗器”，企图借机在北京制造一起暗杀事件。

　　大家都惊呆了，异口同声问，总理知不知道这个讯息，他有什么指示？韩答，总理认为这批来访者都是日本政界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其中一半以上还是与我们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估计不会如此卑劣无耻。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接待班子还是商定了几条预防措施：一是将晚宴上负责端茶上菜的人民大会堂女服务员一律换成8341中央警卫团的男性人员。二是极力劝总理改变常去其他餐桌致意、干杯的习惯，如实在要去，主桌翻译必须随同前往，与前去餐桌的翻译一起，确保总理安全；其他餐桌的客人主动来主桌致意、干杯时，主桌翻译必须独自确保总理安全。

　　当晚，周总理确实未去其他桌敬酒，但其他桌的客人纷纷来主桌敬酒。整整三个小时，担任主桌翻译的我一直高度紧张，从未动过筷子，只喝了几杯饮料。

　　结果，一切如常，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总理离去前，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小伙子，辛苦啦。

　　后来我曾私下问过韩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透露，所谓“重大讯息”，是东京一位爱国老华侨紧急传回来的。

　　那次小的干扰，则是发生在田中到访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召集会议，逐项检查准备工作的落实。他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份内参，十分生气地说，这篇内参题为《田中角荣其人其事》，全文近万字，是今天上午从东京发回来的，作者是我国常驻日本的一名记者。既然事关田中首相，又是“特急件”，我当然会抽时间细读一下的。谁知道文章内容全是渲染田中如何玩弄女性，有多个情妇，低级、庸俗，不堪入目。

　　他说，在日本这样的社会，这类“桃色新闻”大都很不可靠，不足为信。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内容全是事实，这同我们盛情接待田中来华访问，有什么关系！？这同我们要与他一起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又有什么关系！？

　　周总理最后说，幸好我自己先看了一下，没有直接呈送到主席那里，否则就更不像话了。主席与我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又大不如前，我希望大家都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辨别能力，千万不要再像这个记者那样，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精力，分散、干扰我们的注意力。

　　（资料图片）周恩来会见田中角荣。

　　惹大麻烦的 “添了麻烦”

　　初秋的北京，天高气爽，晴空万里。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田中首相的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领导人缓步靠近舷梯。几分钟后，田中首相从舷梯走下来，表情严肃，略显紧张。

　　“我是54岁当上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请多关照！”“我是周恩来。热烈欢迎！”在旁的我心里暗暗嘀咕，田中首相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年龄呢？

　　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机场没有鸣放礼炮，也没有出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

　　周总理亲自把田中送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当年2月尼克松总统来访时也下榻这里），并陪客人一起进了一楼的会客室。

　　据我所知，这是一种很高的接待规格和外交礼仪。田中可能也清楚这一点，所以笑容满面，心情颇好。当周总理想用他那不方便的右手脱掉风衣时，田中大步走过来，要动手帮忙。

　　周总理笑着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田中也笑着表示，自己应尽主人之责。这时，在一旁专注于翻译的我才想起自己的职责，很快帮周总理脱了风衣。

　　宾主就座后，田中再次提起自己54岁就当上了日本首相。周总理笑着回答，哦，允许我也作个自我介绍吧，我是51岁当上中国总理的，算起来已经23年了。自那以后，田中首相再也没有提及过自己的年龄。

　　田中首相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草根总理”。他是日本新潟县一户普通农民的儿子，乡间土木工程专科学校毕业，亲友中没有任何政经界资源，全靠个人奋斗。这在论资排辈盛行、异常注重学历的日本社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开局良好。

　　但就在当晚，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辞时讲了一句话：“我对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添了许多麻烦，再次表示反省之意。”此言一出，全场反响强烈。与会中方人员纷纷摇头，表示不满，感到疑惑。宴会气氛突然由热转冷。

　　周总理一直在沉思，宴会结束时，只对田中说了一句话：明天上午会谈时，我将详细说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希望贵方考虑、研究。田中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的正式会谈进行了三个小时，周总理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

　　我记得，他着重讲了三层意思：一、汉语中，“添了麻烦”只是在人们日常相处时有轻微过失时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绝不能用“添了麻烦”这句话搪塞过去。二、坦率地说，中国人民特别是中老年人都十分关注你们这次访华以及我们双方进行的会谈，他们极无可能接受“添了麻烦”这个说法，反而会引起强烈的反感。三、中方已作了许多努力，包括主动放弃索赔要求，这就希望你们能与我们相向而行，对日本过去所犯的严重罪行作出明确、清晰的表态。

　　周总理进行长篇发言时，日方人员一直低头听着，既没有进行辩解，也没有表示接受。田中最后只说，如果中方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中方的习惯修改。

　　次日，双方讨论中国提出的对日“政治三原则”时，日本代表团主要随员、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第一个发言。

　　他对头两项政治原则没有表示异议，但对第三项原则，即中方认为“日蒋和约”是非法、无效的，说了一大段话，中心意思就如竹入义胜所说。他还说，如果田中角荣内阁硬要这样做，立即会被赶下台去。他还提到赔偿问题，认为按照日本法律，20年前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即中方早已宣布放弃索赔要求了。

　　周总理耐心听着，高岛发言一结束，他就立即质问田中：这位局长刚才讲的，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是后者，那就表明你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吵架来到北京的。请问是你们日本的国内法重要，还是我们双方需要解决的政治原则问题重要！？

　　他说，“日蒋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在我们过几天就要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怎样表述，可以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来解决。这一点，我一个多月前就已通过竹入义胜委员长转告阁下了。难道这位局长完全不知情吗！？至于中国放弃索赔问题，我也已明确表明，二十多年前蒋介石集团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不能代表中国，何况他是为了一己私利，慷中国大陆人民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索赔要求的。对此，高岛局长不仅不领情，还认为中日《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这是对我们的侮辱，简直令人不能容忍！

　　对此，日方依然是低头听着，无人言声。

　　接连两次会谈都不顺利，整个日本代表团意气消沉，情绪低落，安排他们去游览故宫博物院，也高兴不起来。

　　（资料图片）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并送给他一部《楚辞集注》。

　　毛泽东出面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出面，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

　　会见气氛十分轻松。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田中角荣，他（指周总理）与你吵架吵完了吗？他没有为难你吗？田中回答，没有，没有，周总理和我谈得很好。同时，有时候也是“不打不成交”呀。

　　毛主席又问大平正芳，他（指姬鹏飞外长）没有欺侮你吗？大平回答，没有，没有，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意见的。

　　接着毛主席又对田中说，他（指廖承志）是在你们日本生、日本长的。你这次回国时，就把他带回去吧。田中笑着回答，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日本各地都有他的许多朋友。如果他愿意参加参议院全国区选举，肯定会高票当选。

　　临别前，毛主席向客人赠送了《楚辞集注》，并诙谐地说：我不会在人世间停留太长时日，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了。

　　这次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涉及任何实质问题，但会见本身就清晰地传递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中国是真心实意欢迎他们来访，真心实意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但下一步怎么走，得看日方的行动了。

　　“车中会谈”

　　28日的日程是游览长城。中方的安排是：第一辆车，由姬鹏飞外长陪同田中；第二辆车，由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陪同大平；第三辆车，由韩念龙副外长陪同二阶堂。

　　大平知悉后，即向中方表示，现在双方在会谈中出现严重分歧，而这次访问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希望能与姬外长同坐一辆车，以便利用往返时间充分交换意见。周总理听说后表示，这是一个好建议，就应该这样安排。

　　于是，姬鹏飞外长改坐二号车，与大平分坐后排两侧，我坐在中间。前排是司机和中方的贴身警卫。说来也怪，我患有轻度晕车症，但那天往返近二个半小时，却一直精神饱满，头脑清晰。

　　我记得，汽车一启动，大平就十分坦诚地讲了很长一段话。

　　他说：“姬部长，我和你同岁，这两天都在为自己的政府不断争论。我们双方首先看重的，就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这两天日思夜想，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应该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我一桥大学毕业进大藏省工作后，曾奉命几次到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做过社会、经济调查，时间长达一年十个月。那时正是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但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处事。考虑到当前日本面临的世界形势，加上又早与美国结成的同盟关系，这次我们两国要在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达，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他还介绍，田中首相在战争末期被征兵，到中国东北的牡丹江服役，不久就患急病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治疗，未打过一仗，未杀过一人，战争就结束了。田中对战争性质的看法，与他一样。

　　“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作出最大限度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是不会来中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来干的。如果这次谈判达不成协议，田中和我都难于返回日本。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反对呼声，逼田中和我下台。田中和我都是下了决心的。这些都请你如实报告周总理。至于中国‘政治三原则’中日蒋条约的表述方式，也请周总理谅解我们的难处。我一定会想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大平外相说这番话时，眼含泪花。

　　我一直认为，这次“车中会谈”，对后来的事态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言而喻，姬部长一回市内，就去了周总理那里。

　　最后谈判

　　当天晚上10时，两国外长在国宾馆18号楼底层会议室举行最后一次会谈，逐条敲定《联合声明》。

　　按日程，次日上午10时就要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字。北京外文印刷厂的负责人在外面候着，以便立即印刷日文版。

　　《联合声明》共9条，具体内容已全部达成协议，只空着前言中的一段话，即对日本侵华历史如何表述，用什么语言替代“添了麻烦”。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两位外长依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着对方首先表态，而时间已过凌晨一时了。服务员几次端来咖啡，帮大家提神。

　　这时，我看见大平外相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他说：“姬部长，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

　　他念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方翻译随即将它译成中文。

　　姬部长要求大平外相将纸条递过来看看，并命令我一字一句正确无误地再给他翻译一遍。我照样做了，并说日方翻译没有差错。

　　姬部长听完后，陷入长时间沉思。我忍不住了，以最低的声音向他建议：“姬部长，我个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个方案了。”

　　姬极其生气，非常小声地训斥我：“少废话！”还在我大腿上狠狠地捏了一把。我吓了一跳，随即意识到，不管姬部长多么和蔼可亲，平时对我也很器重，但此时此刻，这句话绝不是一个翻译应该说出来的。

　　又过了一会儿，姬部长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建议休息十分钟，中方再作回答。大平外相表示同意，并说自己也得把内容告诉田中一下。

　　由此可见，纸条上那句话并非是他与田中共同商定的，而是他个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后来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曾告诉我，起草《联合声明》，田中是授予大平全权的。

　　两位外长，一个快步走出了18号楼，一个慢步上了二楼田中的卧室。后来知道，周总理那天晚上也在国宾馆休息，姬部长是去向他禀报的。

　　大约15分钟后复会。姬部长表示，就采用大平外相的建议吧，并说这是中国政府的最后态度。问题终于解决。

　　外交部个别人对此还不大满意，认为在“战争”前该加上“侵略”二字。周总理知悉后说，就文字表达的思路而言，谁都可以想到《联合声明》中的“战争”就是“侵略战争”。因为，如果不是侵略战争，怎么会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如果不是侵略战争，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么会要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早晨见到姬部长时，我向他检讨，说几小时前自己的举动太随便、太出格了，以后一定不犯类似错误。姬说，外交授权有限，连我这个外交部长都无权决定的大事，一个翻译竟敢说三道四，认为可以拍板定案，这不能不说太荒唐、太出格了。

　　我一直点头称是。向他告别时，他又说，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它不能由你来说。你应该终身引以为训。

　　关于另一个悬案，即如何把“日蒋条约”写进《联合声明》，最后商定，《联合声明》中不提此事，而以日本外务大臣谈话形式体现。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联合声明》由两国外长共同签署生效。签字仪式一结束，大平就去民族文化宫会见众多记者。

　　他一开始就大声宣布：虽然两国《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但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经失掉存在的意义，而结束了。

　　（资料图片） 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举杯庆祝。

　　“机上会谈”易主

　　签字仪式结束后，按照原定日程，田中首相一行将于当天下午二时前往上海参观、访问。但这时，日方内部又起纷争。

　　田中表示自己十分劳累，不想再去上海了。其实，他是认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目的既已达成，也就无需再去上海了，他满脑子想的，全是下一步如何应对国内政局。

　　8年前就当过池田内阁外务大臣的大平懂得国际交往的规矩，觉得这样做全然不顾主人的脸面，十分不妥，不断地劝说田中改变主意。

　　两人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时，周总理对田中说：我们共同完成了一大使命，待一会儿我陪你去上海参观、访问。

　　此举出乎田中意料，他一再表示感谢。接着又说，他希望乘坐周总理的专机飞往上海，让自己的专机先飞上海等着。

　　周总理笑着说，我的专机是苏制伊尔18，比较陈旧，舒适度也远不及你的美制DC8专机，就算了吧。田中表示，他不在乎什么型号的专机。鉴于大平君和姬部长的“车中会谈”非常成功，他自己也迫切希望能与周总理举行一次“机上会谈”。

　　就这样，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人乘上了周总理的专机。

　　主人方面本来猜测，田中这样执着地要求同机飞往上海，很可能是想就下一步要进行的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谈判先交换意见。然而，飞机起飞不到五分钟，田中就趴在桌子上呼呼睡着了。

　　见此情景，大平可能觉得田中太荒唐、太失礼了，便伸出手去要推醒他。周总理马上拉住大平的手说，这几天他太累了，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下面就由我们两人进行“机上会谈”吧。

　　大平显得十分感激。他当然深知外交场合是非常讲究对等的，总理和外长显然不在一个层级上。

　　周总理首先说起，听说你不但擅长外交，对中国的历史、文学也很熟悉呀。

　　大平回答，我这个人别无其他爱好，一辈子只喜欢读书，喜欢“新书飘逸的馨香和拿在手中的柔感”，尤其爱读孔子、孟子、李白、杜甫的作品。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递给周总理，纸上写着一首七言汉诗。他说，这是他前天晚上在北京写下的，烦请周总理不吝指正。

　　可惜我已记不清这首诗的全文了。意思好像是感受北京的秋色无限美好，完成历史使命的心情更加愉悦。

　　我记得，在“机上会谈”中，大平主要谈了两点。

　　他首先一再请周总理放心，说田中和他在北京所作的几项承诺，只要他们两人能够继续执政，就一定会件件落实，履行到底的。

　　接着他着重介绍了他与田中的交往。他指着昏睡中的田中说：“我与他相识、相交十六七年了。他是一位真诚待人、信守承诺、值得信赖的朋友。至于他的缺点、毛病，正是您所看到的那样，可以说是一个‘野人’。此外，他非常聪明，反应极快，但具有独裁者的性格，喜欢自己高谈阔论，而不大愿意倾听别人的想法、意见，甚至经常以‘明白了’为由打断别人的讲话。对他的上司佐藤荣作也不例外。这次离开东京前，我特别提醒他，这次我们去北京，面对的是周恩来总理，而周是一位世界级的大政治家、大外交家，说起话来，思路清晰，论述周全，往往一讲就是个把小时。到时你可千万不要叫嚷‘明白啦’而打断他的讲话，否则就太失礼了。我的提醒刚说到一半，他就很不耐烦地喊着‘明白啦’走开了。这几天，我一直担心他是否真的‘明白啦’。结果也许他同样非常敬重您，几天前您一开口就讲了一个小时，他没有显露出一点‘明白啦’的表情，也可以说他一直在‘洗耳恭听’，可见这次他是真的‘明白啦’。”

　　直到快到上海时，田中才睡醒过来。

　　周恩来陪同田中一行参观上海马陆人民公社。周恩来左边挥手者为田中角荣、二阶堂进，右手为大平正芳。图中左一为作者。图|作者提供

　　“强有力的对手”

　　下午三时半，专机降落在虹桥机场。

　　由时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陪同，田中一行参观了上海马陆人民公社。参观过程中，田中心情很好，多次说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

　　我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当好翻译上，没有注意周总理在哪里，在做什么。直到几年后看到田中写的访华回忆录，疑问才得到了回答。

　　田中是这样记述的：“周在离我们不到一百米的田间小道上行走，进了一间小作坊。一群女工纷纷拥到他身边，争着与他握手，打招呼，其中一个人更是大声哭喊着，激动地向他诉说……我听不懂中文，也看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周与几十个身着破旧工作服的女工一一握手，并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为那个哭喊者擦净眼泪，耐心劝慰……十五年前亲眼目睹的周恩来的这个形象，一直鲜明地刻印在自己的脑海里。”

　　当晚，上海举行了欢迎、欢送宴会。田中的话特别多，多次强调这次访问圆满成功，最大的功臣是周恩来总理。他频频与中方人员干杯，我估计他至少喝了十五六杯茅台酒。周总理同样心情很好，也喝了十几杯。

　　回北京后我才听礼宾司长韩叙说，从当年5月18日起，周总理在外事活动中喝的全是凉开水，而不是酒。原因是他被诊断出患了膀胱癌，医疗小组不让他再喝一滴酒。这个消息着实使我震惊而悲痛，才知道周总理竟是在重病中布局、指挥中日复交工作的。

　　后来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后也担任过日本首相）回忆起这段经历，都对周总理尊敬有加。

　　大平称他是伟大的政治家、极强的外交家和超人的行政家。“在正式谈判中，周总理是一位强有力的对手。他既能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又能换位思考，适时作出妥协。”

　　田中角荣则谈到，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在生死线上奋斗过几十年的创业者，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也是谈得拢的。所以要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完成恢复邦交这件大事。

　　“有人觉得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但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搞对外侵略。正是基于这个基本认识，我才迈开大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说，“将来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后，也绝不会构成对日本的威胁。它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十亿人民。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够他们忙乎的了。中国的目标就是管好他们自己。只要稍微读一点中国历史，就会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