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幕令粟裕终生不忘。几十年后，他追述当时的感受：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此战过后，朱德完成了从客卿到主帅的飞越。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少华，原题：邂逅：粟裕与陈毅（之一）节选

　　不经意的邂逅，经常蕴涵着宿命般的机缘。

　　1927年10月，在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山区，在南昌起义溃退的人流中，20岁的警卫班长粟裕遇到了比他年长6岁的团指导员陈毅，从此开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

　　在乱军人流中，与他们同时邂逅的还有朱德和林彪。四人共同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低谷。

　　他们被硝烟熏黑的脸上，流露的虽然都是愁苦，但面临的问题却各有不同。

　　朱德，最大的愁苦是“光杆司令”，棘手的难题是如何掌握住这支陌生的、士气涣散的部队。南昌起义前，朱德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起义后任第九军副军长，在南下途中两次带兵，指挥的都是临时拼凑的部队。他在自述中回忆，第一次带兵，撤离南昌，向潮汕进军，“我被举做在暴动中成立的新第九军副司令，带了一部分兵，还有教导团的学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东出发”。第二次带兵，是在三河坝。“这时分为两路，一路是主力，叶挺、贺龙带着走，占领了潮汕。另一路归我指挥，为一个支队，到大埔……（后来）主力在那面失败，我们也就撤了下来……收容了潮汕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却”。

　　两次带兵有三个共同点，带的都是偏师，担任的都是牵制任务，所辖部队均为临时搭配的。朱德形容前者为“零七八碎的散兵”，后者为“撤下来的残余部队”。

　　在四面围攻的逆境下，朱德所部官不识兵，兵不信官，处境堪忧。陈毅直爽地说：“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陈毅，最大的愁苦是背负“五皮主义”讥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官兵中树立威信。南昌起义后，一介书生陈毅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

　　周恩来有些不好意思：“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陈毅倒是爽快，“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下到连队，他才明白，既有干不干的问题，又有能不能干好的问题。这个团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的战役中打出威风，号称为“铁军”“铁团”，是中共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尽管担任“铁团”的最高政治长官，但他新来乍到，没有树立起权威，遭到官兵漠视。有的厌恶地叫他“五皮长官”。“五皮”指围皮带、穿皮靴、背皮包、戴皮手套、拎皮鞭，基层士兵瞧不起这种高高在上、满嘴政治说教的长官，称他们卖“狗皮膏药”。

　　林彪，最发愁的是如何免遭“丢饷”追责。撤退途中，他带领的第七连发生军需官携款潜逃的恶性事件，偏偏军需官又是他一向亲信的表弟。

　　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下令绑人，他认定林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欲呈报上级处分。

　　林彪辩道：“我知道军饷关系连队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途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

　　朱德闻讯阻止了黄浩声执行军法，叮嘱林彪“一定要记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

　　粟裕，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负重行军。南昌起义前后，身为班长的粟裕，承担着警卫和运输任务。起义后，他所在的警卫队负责押送在南昌缴获的大量军用物资，每个士兵除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和子弹带外，还要身背2支步枪、200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盒、铁镐、铁铲等物件，超过60斤。另外每位士兵还照管着一位挑担的民夫，如果途中民夫逃跑，士兵要挑起民夫撂下的担子。南下瑞金、会昌时，主力打了胜仗，缴获6000余支枪和大量辎重，粟裕带领一个班受命将这些枪支弹药用船运向东江。潮汕失败后，他又负责将弹药送往三河坝。毒辣的日头、崎岖的道路、沉重的行李和苦涩的汗水，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上旬，这是四人聚齐的时间。当时，从潮汕撤退下来的残余部队与从三河坝撤离的朱德支队在饶平会合，官兵合计两千五六百人。部队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政委李硕勋，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陈毅任第七十三团指导员，林彪任第七十三团七连连长；二是朱德直辖的第九军教导团；三是从潮汕撤下来的第二十军教导团，粟裕在其中任班长。

　　三支部队的建制和师、团以上领导都在。论实力，周士第带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最强，周邦彩带领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最弱，仅200人。论名头和官衔，朱德最大。

　　当时，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支新败之师。首先是敌情如山。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多达5个师，共约2万余人，以十比一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军心涣散。骤遇主力覆灭和最高领导机关转移，部队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还是心理上，都处于混乱、茫然的状态，官兵缺乏统一意志。更加严重的是，行动方针出现严重分歧。

　　10月7日，在茂芝全德学校，来自三支部队的20多位团以上指挥员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危局的方法。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起义军十失其九，又陷入合围，上策是解散部队，隐蔽转移，保存实力。另一种主张保持部队编制，穿插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山区去。

　　朱德态度最鲜明：“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接着，朱德指着地图分析道：“从最新情报看，敌人正从南、西、北方面逼进，我们向东北方向穿插，直奔湘南。”

　　在骤遇重挫、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只有朱德能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令大家刮目相看。这位滇军名将开始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会后，部队急行军，经麒麟岭，过柏嵩关，进入福建，然后沿闽粤边界北进。在经过武平时遭到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部队伤亡千余人，后夺路向石迳岭突破。

　　粟裕清楚记得，这是10月17日。这天，他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一生6次负伤中第一次，也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大部队撤出武平城时，朱德命令留下一个排占领城西高地，负责断后。粟裕就在这个排里。激战中，粟裕受到枪击，当即倒地。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的头部射入，穿脑而过。他事后回忆道：

　　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下了，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

　　等到粟裕苏醒过来的时候，身边已空无一人。粟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要停下，一定要赶上部队。”这时，后面来了几个掉队的战士，发现了粟裕，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着一起追赶部队。

　　当粟裕赶上大部队时，发现全军被阻石迳岭隘口。扼守隘口的虽然是民团，兵力不多，但是据守的地形险要。两峰夹峙，中间留出一线窄谷，窄谷两边为悬崖峭壁，无法攀援。民团集中火力封锁隘口，部队连续发起猛攻，无法靠近，隘道前堆满士兵的尸体，鲜血汩汩下流。

　　这时，武平城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国民党追兵正朝石迳岭急速逼进。如果部队不能迅速攻占隘口，将面临首尾夹击的厄运。

　　又是朱德站了出来。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绕至石迳岭侧后，发起攻击，令民团惊惶失措，纷纷逃窜。朱德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迅速冲过隘口。

　　这一幕令粟裕终生不忘。几十年后，他追述当时的感受：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此战过后，朱德完成了从客卿到主帅的飞越。

　　如果说朱德是以笃定和勇猛获得全军拥戴，陈毅则是以坚韧和执著建树自己威信。

　　10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大部队的追击，但仍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危机并未解除。

　　人数最多、编制最健全和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团以上干部纷纷离队。经军委会同意，周士第、李硕勋离开部队，到香港寻找党组织，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李硕勋转移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从事白区工作和军事工作，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慷慨就义。周士第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后一度与党组织脱离联系，赴马来西亚治病。对此，他非常内疚，解放后在《自传》中解剖说：“这是在革命受挫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

　　继师首长离队后，第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相继离队。张启图在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当时的情况是“师长、团长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时任连指导员、被誉为解放军“后勤之父”的杨至诚上将用“孤军”和“二无”形容当时的困局：“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军，应当怎么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一天，林彪带着几个连长来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他们反映的是部队的实情。陈毅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伤感地说：“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到了大余，20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他几个连长都是林彪黄埔四期的同学，随声附和。

　　“我不走。”陈毅态度鲜明，“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部队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林彪当晚离开部队，过了几天，他又回来向陈毅报到。

　　“根本走不了。”林彪话说得坦直，“我走到了梅关，到处是地主武装搜查，抢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

　　行军途中，每天都有人离开，只要遇到岔道，军官、士兵就三三两两地往岔路上跑。

　　在离队潮中，整个部队团以上干部，走得只剩下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和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了。他俩的坚守，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对此，陈毅感受很深：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失败后，到了大庾，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

　　粟裕事后说：“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生路与活路，挑战与机遇，绝望与希望，历史经常通过极端的形式，用考验和转换来完成。

　　大浪淘沙，狂风吹金，经受的是磨难，吹走的是浮尘，留下的是瑰宝。

　　10月底，在安远天心圩，朱德召开军人大会，发表演讲。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陈毅开导大家：“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会后，部队采取去留自愿的政策，又有300军官和士兵离队，部队只剩下800余人。部队取消军、师、团建制，统一整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纵队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陈毅任政委，王尔琢任参谋长，形成了以朱、陈、王三人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在这次整编中，粟裕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林彪任第七连连长。对这次整编，粟裕给予高度评价：“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

　　对于带领部队渡过危局的朱德、陈毅，粟裕终生敬重，视他们为真正的英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这是他们跨越将近半个世纪亲密交往的起点。

　　军史有句广为人知的话，叫“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有人统计，粟裕与陈毅真正“形影相随”的时间不到3年，即新四军时期的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和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月至7月。曾任三野第九兵团政委的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说：“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其实，这句军谚的真正含义，一是指他们共事期间的亲密关系，二是指他们终其一生不离不弃的真挚友谊。

　　粟裕的秘书鞠开在回答社会上关于“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疑问时，这样解释老首长对陈毅元帅的关系：

　　从1927年10月下旬粟裕认识陈毅的那天起到全国解放，在粟裕的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他一直把陈毅看成是他的上级，对陈毅是钦佩的。十年内战是如此，八年抗战是如此，三年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他还说：他长期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心情是舒畅的。

　　天心圩整编过后，这800余人，再也没有一人离队，他们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绝大多数牺牲了。到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时，走上受衔台的只剩下4人——朱德、陈毅、林彪、粟裕，3位元帅1位大将。

　　经过失败的考验，陈毅也对粟裕产生了信任。1952年6月14日，他在回忆时说：

　　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