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北上到达陕北，宣告“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直罗镇战役，为中共 “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最终得以实现，这对红军结束长征、乃至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现有论著，鲜有探讨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胜利实现的原因。笔者认为，促使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得以实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因素有下列几点。

        第一，中共中央坚定不移地贯彻北上战略方针。北上战略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在同张国焘南下错误主张的的斗争中，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方针。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解决向中央索取领导权而延误战机，使胡宗南在松潘得以集中兵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已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毅然决定改经草地北上。草地荒无人烟，环境恶劣。而在这之前，中共中央认定红军不可能过草地，“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觉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 但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战略方针，决心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毛泽东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对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斗争，并随红军右路军进入茫茫草地。右路军过草地后，张国焘不但没有率领左路军过草地，还命令已过草地的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中共中央毅然决定率领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单独北上。

        有人对中共中央事先没有打招呼、悄然率领红一、三军北上不理解，质疑张国焘要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中央的密电存在。事实上这种责备、质疑、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没有打招呼、没有这份密电，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在当时的情况下悄然北上也是无可厚非的。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错误主张，不仅不率领左路军北上，还指令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已经北上的右路军南下，这说明到中共中央单独北上前，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以无法改变。而陈昌浩在张国焘的指令下，“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毛泽东后来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陈昌浩：“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而徐向前则表示，“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在这种情况下，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共中央只能单独北上。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不断散布攻击中央的言论，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关系到了稍有不慎就会擦抢走火的地步。聂荣臻回忆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天晚上，陈昌浩找聂荣臻谈话，要他反对毛泽东，他没有表态。在回驻地的路上，聂荣臻害怕陈昌浩整他，他和警卫员枪里的子弹都上了膛，“而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因为在这之前红2师的参谋长就是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张国焘甚至下令正北进过草地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单独北上时，对红四方面军还“放了警戒哨。”而红四方面军有人则提出对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打不打的问题。基于这种紧张关系，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悄然北上是正常的，和四方面军领导人打招呼应该是多余的，当时即使没有密电，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恐怕也要悄然北上。而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再做无效的工作，只能贻误战机、失掉北进的最佳时机。在答复张国焘对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质疑电中，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卅军开辟道路，以便于他们的北上。”

        正是中共中央面对各种干扰和威胁，坚守北上战略方针，才使北上战略方针得以实现。

        第二，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中共中央对北进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当时的文献也展示了红军北上征途与四川完全不同的情景。正如中共中央所说：“向北是出路”。“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

        右路军过草地后，徐向前、陈昌浩在电报中报告说：“此方粮、房甚多”。徐向前回忆说， “穿过草地，部队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有粮、有水、有牛羊、有民房，大家可高兴啦”。

        8月31日，在通往甘南的要地上、下包座，红军全歼守敌和敌援军第49师。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路开进，敌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兵力不多，筑碉未成，难以阻我突击。”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胡、薛二部弱极，薛尤甚。截止卅日止，薛部主力尚在守（平）武、广元、昭化线。蒋令胡部绕道文具开西固，计程近千里。胡请蒋令薛部开南坪，樟（漳）腊、松潘接防，才能集中开进。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一般空（虚），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或在此，但碉堡未成。…..于学忠部仅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消灭了四十九师后，胡宗南部更须绕道才敢前进。…..下包座地区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
9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彪、聂荣臻电中说：“我三十军派队分向南坪、黄胜关前出百二十里侦察无敌情，向东北方向五十里侦察亦无敌情，蒋令胡敌以一部守备松坪线，主力速集岷州，但至今未开动”。

        9月8日，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致电张国焘等，要求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电文指出：“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
由于甘南敌人兵力空虚，为红军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9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单独北上后，俄界会议决定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正随陕甘支队北上的童小鹏在9月18日的长征日记中，记载了红军过腊子口后的兴奋心情，“今日要离开藏人区域了，大家都异常兴奋，巴不得赶快走。早饭后即出发，爬一座二十里高的大拉山，至山顶时，见前面路上即不同了。回头看，后面是崇山峻岭，前面是平地矮坡，这时真是脚踏两个世界。下山出沟约二十里，即见麦田屋宇，并且有牛羊鸡犬，尤其见到数月来未见过的群众，在路旁微笑的欢迎我们。这一下就大不同了，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一见就问路呀，谈话呀，弄得群众应付不来。再近十里到悬窝宿营（约五十里），于是数月来没有打土豪的工作又恢复起来了，很久断绝了的交易生活也又做起来了。今天似乎是另出了一世！回想自入夹金山进藏人区至今三个月，过着的是非常的生活，见不到人，没有交易，没有土豪打，今日则完全相反”。

        9月20日，中共中央到达哈达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22日，张闻天在红军刊印的《前进报》上发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引用了《大公报》关于陕北苏维埃革命运动情况的报道，文章说“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将大大地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发动千百万西北劳苦群众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我们将踢掉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举行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中苏边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由于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他不但赢得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还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抗日开辟了前进的基地。1936年5月，张国焘的“第二中央”在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中，承认南下的战略是错误的：“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一方面停留川、康将不得不以英帝国主义为主要斗争对象，这就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杭日反蒋的局势；另方面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地区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因此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第三，各路红军的相互支持。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还在于有各路红军的相互支持，不管这种支持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们多多少少都为中共中央实现北上战略方针作出过贡献。

        右路军过草地后，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四方面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一举攻克了敌人占据的包座，打开了北上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由于张国焘的阻扰，红一、四方面军没有一起北上，这对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是个破坏。但红四方面军南下，也牵制了追剿北上红军敌人的力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说，红四方面军“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能够顺利的达到陕北”。这是张国焘对自己南下战略辩解的夸大其词，但这也不是子虚乌有。一、四方面军都是红军，共同的敌人都是追剿他们的国民党军。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北上和南下后，国民党军不得不分兵追剿，这无形减轻了北上红军的压力。

        红四方面军开始南下时，蒋介石国民党军就已经注意到红军分裂的情况，“朱、徐两匪，率大部在芦花、黑水及松茂间闽江西岸各地，似有回窜之样。”“赤匪内部分裂，毛匪已带伪一、三两军团北窜入甘，而徐、朱两股会合，希图先窜康北，再转康南与西昌会理一带，冀图苟延残喘，”10月7日，蒋介石在飞往西安督剿北上红军的同时，一面电令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中（蒋本人）本日飞西安巡视，对于徐、朱合股，图窜西康，势所必至，此即残匪之末路，只要我军禅精竭虑，必有歼灭成功之道，望兄一面与各友军切实联络，彼此分别堵截与追剿之责任。”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攻势，使蒋介石不得不将很大部分的国民党军力投放到“围剿”红军的四川战场上。

        红四方面军的情报也显示，国民党军分兵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作战。“蒋敌、川敌在我北路军出岷县通渭地带时，即以周浑元十二个团移武都，胡宗南约二十余团由松潘延伸到西固，以配合陕甘军队行动，而以在茂县之李家钰军准备北进策应。…….蒋、川各敌似知我主力南下，将待机觅我主力而出动。特别在康定、丹巴线上之敌似在北移，企图抗拒我军”。

        由于红四方面军已南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也致电红四方面军，“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扬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

        红二、六军团在南方湘鄂川黔地域的作战，牵制了追剿北上红军的国民党军的兵力。1935年9月1日，已经北上过草地的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告诉他们：“二、六军团在伟大胜利后，蒋不得不增调十个师去，吴纵队（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全部正抽调中”。吴奇伟纵队是追剿红军的薛岳所部劲旅。9月29日，任弼时在红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成为长江南岸——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柱石，他是配合协助中央主力红军（野战军和四方面军合称）击败国民党军阀进而直接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最近中央红军（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已由川西北出动将要开始摧毁蒋介石主力的神圣战斗，中央红军的出动，这是最有力的配合我们粉碎蒋介石对我二六军团的大举围剿计划”。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军事“围剿”的重要保证。

        在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北上的过程中，包括1935年9月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在内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为中共中央与陕甘支队北上提供了落脚点，对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由于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中共中央才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北上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10月1日，陕北红军第15军团在打破蒋介石的“围剿”中，取得劳山战斗的胜利，消灭敌一个师、击毙敌师长何立中，进一步巩固了陕北根据地。当年红25军老战士王诚汉在文章中说，“红25军同陕甘红军会师后，紧密团结奋斗，形成了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开创抗日新局面，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