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拆开信封一看，脸色顿时变了！随后就昏了过去。康生看完信后当即拍案而起，大叫：“不得了！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罗瑞卿来，公安部应当火速侦查，叫他立即布置下去！”本文摘自2001年2月19日《法制文萃报》，作者魏肇权。

一

1959年3月24日，上海。中午，一辆黑色轿车驶抵位于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即现在日商独资经营的“花园饭店”），从车里下来的是刚从北京飞来的江青。江青这次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先行赴沪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作准备工作的。

次日上午，江青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的陪同下，去锦江饭店检查了八届七中全会会场。当天下午，上海市委交际处又指派一名副处长陪同江青前往南京路“永安公司”购物，然后又去城隍庙和龙华寺游览。当江青从永安公司出来时，谁也没有留意到，有一位神秘人物开始对江青进行跟踪，此人从南京路、城隍庙、龙华寺一路跟踪到江青返回下榻的“法国俱乐部”。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饭店房间里拉二胡时，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给她送来了一封信。

郝德光离开后，江青在沙发那里坐下，拆开信封，抽出里面那张信纸，放到面前一看，脸色顿时变了，自言自语道：“唔？！”她接着往下看，一张白皙的脸渐渐变得绯红，接着转为青白色，继而又变得煞白，随后就昏了过去……

当天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青的密友康生抵达上海。当晚，康生去看江青时，江青把那封使她昏过去的信件拿给他看了。康生一看之下，当即拍案而起，大声叫道：“不得了！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罗瑞卿来，公安部应当火速侦查，叫他立刻布置下去！”3月29日晚上周恩来抵达上海，晚上10点钟，周恩来召见罗瑞卿，指示要迅速侦查匿名信案件。

周恩来对这个决定作了解释：“为什么要迅速调查呢？这并不是因为收信人是江青同志，而是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高度保密的；同样，会议代表的行踪、住处等也是必须保密的。江青同志虽然不是会议代表，但她的特殊身份和目前所担任的工作，具有与会议代表同等的保密性质。她在上海的住处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可是怎么会有那样一封信件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的手里呢？这是一个疑点。这个疑点关系到我们的保密工作，甚至关系到这次会议的安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封信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

周恩来要求罗瑞卿在10天内完成这个案件的侦查。

二

3月30日，公安部侦查专家宋添福带着两名助手飞抵上海。是日，以宋添福为组长、上海市公安局18名资深侦查员为成员的专案组成立了。

专案组随即开始工作。由于江青只肯交出匿名信的信封，就只好从信封上查起。那是一个2号信封，上面只有5个字：“江青同志收”。这种信封上海大街小巷的文具商店、烟纸店都有得出售的，来源十分广泛，无从查起。于是就只好向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调查那封信是如何到饭店的。据郝德光说，这封信是他收下的，上面写着“宾馆负责同志收”，他就拆开了，里面装着给江青的信，他捏捏没有夹着什么东西，于是就直接给江青送去了。这是一封平信，是和所有平信一起送到饭店门卫室的。原先那个盖着邮戳的信封已经扔掉了。

专案组于是决定向3月26日向“法国俱乐部”送信的邮递员蒋晓英调查。据蒋晓英回忆，她在那天送饭店这批信件之前去“新进袜厂”送报纸出来时，有一个人站在她的自行车旁边，一双手正伸在邮袋里，像是在摸什么东西似的。

侦查员来了兴趣，进一步询问，了解到那个男子身高大约在一米七五左右，瘦瘦的。最初，侦查员以为此人是“新进袜厂”的，可是去向该厂一了解，却无此人。宋添福于是亲自出马，把电话打到邮电局，再向蒋晓英询问，得知一个细节：那人脚上穿着一双又脏又旧的工作皮鞋。宋添福于是得出结论：这人是附近哪家工厂的翻砂工、搬运工、起重工或者从事车、钳、刨、电焊之类工种的工人，那天他是在上班时出来的。侦查员照着这个思路去查，果然在“星光机修厂”查到了这个名叫钟秀山的可疑分子。

侦查员查阅了档案：钟秀山，37岁，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由亲戚介绍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军，在枪械修理所担任工程师。解放后，当了中学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次年进入街道工厂当上了一名机修钳工。

宋添福立即下令：安排蒋晓英秘密辨认。于是立刻和邮递员蒋晓英联系，把她接到“星光机修厂”秘密辨认。蒋晓英在9名男子中一眼就认出了钟秀山。这时，是3月31日下午4时，钟秀山当场被侦查员带走了。

讯问中，钟秀山承认他在3月26日请假去医院看病时从邮递员停着的自行车上拿过报纸翻阅，他放回报纸时，正好被邮递员看到。与此同时，笔迹鉴定也在进行。晚上8点钟，技术鉴定结果出来了：匿名信信封上的笔迹和送鉴笔迹不符，明显出自两人之手。

这样，已经可以基本排除钟秀山作案的可能性了。也就是说，线索断了。

但是，这时第二封匿名信寄来了。

三

1959年4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从北京飞赴上海，江青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饭店，当天的第二次邮件送来了，信件中有一封写着“饭店负责同志收”。饭店方面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在饭店的人。警卫处的人见信封的落款印的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便给北京该厂打了一个电话，那里说他们没有向上海发过这样的信件，而且也不知道上海有那么一家内部饭店。于是，立刻便与专案组联系了。

宋添福闻讯，心里一喜，当即派人去把信取来，拆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一个和上次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样的信封，上面的字也是相同的：“江青同志收”。

专案组立刻对第二封匿名信的笔迹进行了鉴定，证实与第一封信件一样。由于第二封匿名信的信封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因此宋添福当即决定派10名侦查员飞赴北京侦查。

侦查员在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调查到的情况是：在能够接触到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空白信封的68名科室人员中，有一个刚刚退休的名叫黄森的前政宣科长可能有作案嫌疑。

但很快，北京打来电话向宋添福报告：对黄森笔迹进行了鉴定；与匿名信笔迹不符。

这样，对黄森的怀疑不得不打了折扣。当天晚上，专案组经过讨论，决定暂时停止对黄森的侦查。

同日，赴北京侦查员也正在继续进行侦查工作。侦查分两路进行，一路是在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内部查，一路则根据邮戳抓线索。侦查员通过邮电局协助查知：匿名信是投进那个在邮电局内部的区域图上编号为128的邮筒的。该邮筒位于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5条横马路外的一条叫“刀把胡同”的胡同口，属于朝阳公安分局管辖范围。

侦查员在朝阳分局的配合下查到了一条线索：一个名叫裴小玲的小学生在3月29日经过刀把胡同时看见一个大约十五岁左右、骑自行车的男孩往邮筒投入了一个右下侧印着一排红色铅字的牛皮纸信封。当时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小孩骑自行车是很扎眼的，侦查员随即以此点着手迅速查明了那个男孩的情况：他名叫曾丹，其父曾微川1900年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院，曾在香港、上海当过几家报纸的记者，抗日战争前期，他在上海神秘失踪3年。抗战胜利后，他去了北平，在燕京大学教书。1948年初，他突然去了台湾，半年后方返。建国初期镇反运动时，曾微川曾被捕过，但很快就释放了，据说是几位在民主党派任要职的朋友保释的。之后因身体不好而闲居在家。曾丹的母亲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的厂医。

侦查员一致认为曾微川的疑点比较明显：1、30年代曾在上海当过多年记者，有条件了解江青当年在沪的情况；2、政治历史不清白，这也可以成为构成其作案动机的原因；3、其妻在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工作，有获取该厂信封的条件；4、其子曾丹在特定时间内往128邮筒投入有可能是该厂信封的信件。于是，就决定与曾微川进行正面接触。由于此人的社会关系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士，为慎重起见就向上海方面请示。

宋添福还没作出答复时，罗瑞卿在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的陪同下前来慰问专案组，宋添福在向罗瑞卿汇报情况时提到了曾微川。没想到罗瑞卿一口就否定了，让立即停止对曾的侦查。这个决定令全体侦查员暗吃一惊，也留下了一个疑团。这个疑团直到4年后曾微川突患心肌梗塞去世后才渐渐在小范围内得到透露：原来曾微川是中共秘密党员，早在1931年就已入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由于曾的社会关系条件，党把他作为一个对敌工作中的备用力量放着，解放初期镇反运动时，公安机关不明底里把他逮了起来。此事惊动了周恩来，亲自向罗瑞卿作了说明，于是当即释放，这样，罗瑞卿就对曾微川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

侦查工作继续进行。在举行案情分析会时，终于有人提出要了解匿名信的内容，以获取线索。宋添福向黄赤波局长汇报后，黄便去找柯庆施、罗瑞卿。柯、罗统一意见后，由罗瑞卿去找江青。但江青当场没有同意，说要考虑一下。4月5日上午9时，江青给罗瑞卿打电话，回绝了这一要求。罗瑞卿考虑再三，不得不去找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出面去对江青说了后，江青终于交出了两封匿名信。

两封匿名信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是说江青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一些男女生活问题。写信人看来对江青当时的那段生活非常了解，因为信中竟然列出了江青当时所交往的一个个男子的姓名、职业以及地址，甚至还描述了江青对那几个男子所作出的种种媚态，最后根据上述内容对江青进行了措词尖刻的叱骂。

专案组决定请语言专家和痕迹专家对匿名信进行鉴定。3位大学中文系教授和一位名叫陈由琦的痕迹专家被接到专案组，对隐去了姓名的匿名信进行鉴定。教授得出的结论如下：1、从送鉴文字的遣词造句判断，写信人的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具有大学或者相当于大学的文化程度；2、写信人对30年代上海滩文化界的情况非常熟悉，估计可能是当时文化圈的人；3、从行文习惯及所用的词汇、修辞看，是个男子；4、鉴于解放后的变化较大，很难判断目前所从事的职业。

陈由琦的结论是：匿名信是用一台“宝石牌”打字机打出来的，该打字机已经使用10年以上，打字者的打字水平不高，肯定不是专业打字员。

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撇开一切，只查打字机”。经向上海市公安局查阅有关特种行业的档案资料：全上海共有81台“宝石牌”打字机，分布于10个区的81个单位，其中67家是与文化相关的单位，14家是工厂。侦查员随即对81家单位进行查摸，排出了11名嫌疑人，这些人的年龄都在45岁以上，而且都有证据表明他们完全有条件熟悉30年代的上海文艺界。

这天，是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闭幕的日子。晚上，上海市委在锦江饭店举行宴会，招待出席会议的高级干部。席间，周恩来找罗瑞卿了解匿名信案件侦查情况后，决定把原先定下的侦查期限延长15天。

4月10日，宋添福命令侦查员分头去曾经调查过的那81家有“宝石牌”打字机的单位，取回当场看着该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数张字样和几十个常用铅字。陈由琦和专门从上海字模厂请来的一位姓孙的技师对字样和铅字进行了鉴定。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鉴定，疑点最后集中到了一个名叫汤沛菁的人身上。

汤沛菁的情况如下：

女，45岁，杭州人，21岁时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在“电通影业公司”等单位干舞美、道具工作，解放后，在海燕电影制片厂工作至今。个人生活不顺心，丈夫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劳教，现在安徽农场，汤本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已与丈夫离婚。单位照顾她，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海燕厂的那台打字机就在资料室，汤不是专职打字员，但她会打字，不过不怎么熟练。

4月12日上午，3名侦查员前往海燕厂进行秘密调查，了解到汤沛菁30年代时曾和江青在“电通影业公司”一起待过，两人熟识。1957年秋，江青来上海时，曾在下榻的“法国俱乐部”请她吃过饭。平时，汤兴致所至时，喜欢对江青大发议论，其内容常常令人目瞪口呆，只是因为她有精神病，所以人家也不当真。

汤沛菁的档案中记载其有一个已经自杀的表姐，其夫就是匿名信中当初与江青有染的男子之一，汤的表姐就是因为这而自杀的。综上所述，专案组认为汤的疑点颇大，于是决定立即对其秘密监视，收集证据，准备拘捕。

哪知，方案刚报黄赤波批准，突然传来一个消息：汤沛菁精神病突然复发，砸坏了包括那台“宝石牌”打字机在内的办公用具，现已经送往精神病医院。专案组获悉情况后，一时吃不准汤是真犯病，还是在做戏，决定去医院了解。鉴于汤与该案的密切关系，为使其最大限度地吐露真情，专案组经与医务人员慎重研究，决定对其进行催眠状态下的讯问。

催眠状态下的讯问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也没有排除其疑点。专案组正准备与其进行当面接触时，汤沛菁在企图逃出医院时突遭车祸而死！专案组在4月14日下午才获知汤的死讯，当即追查死因，最后得出结果是乃是一桩正常的车祸事故，而不是谋杀。

汤沛菁死了，但是匿名信案子还是要查下去，她究竟是不是写信者？宋添福就此事召集专案组全体人员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最后达成共识：从打字机着手进行再鉴定。海燕厂的那台“宝石牌”打字机已经被汤沛菁砸坏了，好在铅字还在，于是全部拿到了专案组。孙技师又有了用武之地，他很快就得出了鉴定结论：这台打字机不是制作匿名信的那台。

汤沛菁的疑点被排除了。专案组再次进行研究，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从匿名信的纸张进行查找。这一查，首先把北京方面全部排除了，因为北京没有写匿名信那样的25行纸。上海方面继续摸索，希望之光终于在4月16日午夜时分出现了——宋添福在无意间发现匿名信的信纸上方沿口耷拉着一条2厘米长、草绿色的、跟头发丝差不多的细线，这是印刷厂在装订纸本时所用的胶水干燥后形成的。宋添福所感兴趣的倒不是这条细线，而是细线的颜色。草绿色，在生活中是一种常见的色彩，可是作为信纸胶水的色泽出现，在宋添福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

宋添福顿时兴奋起来，正好黄赤波来专案组，他把这一发现一说，于是决定立刻进行调查，这一查，一直查到了驻沪陆、海、空三军。驻沪三军都有自己的印刷厂，侦查员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得以进入部队进行调查，最后终于在海军司令部设在东海舰队的一个情报部门“1287办公室”查到了这种独特的信纸。

1959年4月19日上午，黄赤波和宋添福亲自出马前往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与“1287办公室”负责人见面，对如何在该部门进行秘密侦查进行了协商，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专案组对“1287办公室”全部成员的档案进行查阅后，将目光停留在海军中尉金柏麟身上。金柏麟，28岁，苏州人，已婚，出生于革命烈士家庭，其父母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父亲是江苏省委委员；他6岁时，父母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牺牲。金柏麟由其阿姨史文慧收养，长期居住于苏州。解放后，党组织找到了金柏麟，将他和阿姨安排到上海居住。1953年，金柏麟参了军，在海军东海舰队服役，一直到现在。金柏麟于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支部委员，又是“1287办公室”第13小组副组长。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宝石牌”打字机。

专案组先对打字机进行了鉴定，确认两封匿名信均出自该机。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对匿名信原件和“1287办公室”的信笺纸进行了纸质化学物质对比鉴定，结果完全相同。与此同时，又调查到金柏麟于3月27日到3月31日曾奉命派去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去了解几个船舶数据，作为技术情报的比较参数。这样，第二封匿名信的信封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至此，专案组已经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匿名信出于金柏麟之手。

4月21日，金柏麟被捕。审讯中，金柏麟爽快地供述了他写匿名信的事实——

金柏麟的阿姨史文慧，早年曾是小有名气的评弹演员，又是一位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1932年开始为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由于她是上海滩文艺界的一名活跃分子，所以结交的朋友中以文艺界居多，这样，她认识了当时的明星蓝萍（江青）。在与蓝萍的交往中，史文慧很看不惯她的那套生活作风，于是就主动割断了与江青的关系。当时，史文慧不知道江青也是地下党员，更不可能料到她以后会成为党中央主席的夫人。由于史文慧在金柏麟的父母牺牲后与党中央断了联系，因此直到解放后才从熟人嘴里知晓这一情况，大惊之下，非常想不通，便免不了要在家中说说江青的过去。听得包括金柏麟在内的家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3月25日，金柏麟去市区办事，在南京路无意间碰到了外出购物的江青。尽管他连江青的照片也没看见过，但是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是江青。一瞬间，金柏麟的头脑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给这个女人一点难堪！

以金柏麟和江青两个如此悬殊的地位，金柏麟要给江青难堪的想法是很难实现的。但是，金柏麟还是马上冒出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念头，把她当年那些艳事丑闻给抖出来，羞她一羞！

这样，金柏麟就开始跟踪江青，弄清了她下榻何处，并且当即寄出了第一封匿名信。几天后，他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又寄出了一封。

对金柏麟的处置，倒不像案件的侦查那么严重。本来，像这类案件，因是公安部直接抓的，是要到北京处理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金柏麟并没有被送到北京处理，也没有在上海处理，而是由部队的军事法院审理处置了。军事法院给金柏麟定的罪名也出乎人们的意外，谓之“泄密罪”，判了3年徒刑。据说，当时有军队高级将领发过话，说金柏麟是烈士子弟，可以从宽处理，才有了这么一个结果。不过，这个案由为金柏麟20年后的平反留下了难题，当然最终还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