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已经过去，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划上了句号。提起中国的抗战，总会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种种情况引起讨论和争议，孰优孰劣，孰高孰低，似乎这两者的比较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笔者在去年撰写了系列文章，介绍了抗战期间中共的十大伏击战与国民党的十大城市保卫战，本文将对两大战场的战略战术进行一番简要的对比。

　　不约而同的大战略？

　　兵家圣典《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呼！”这里的庙算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战略战术。在抗战中，日军的战略始终是饱受诟病的，甚至不少人认为日军根本就没有统筹的战略规划，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日军缺乏有远见的战略家，另一方面则是日军中“下克上”的陋习将仅有的一点战略规划也搞得七零八落。比较来说，日军基层官兵的军事素养很高，所以战术水准比较高，因此人们对二战时期的日军评价就是战术一流，战略末流。

　　反观中国方面，或许是延续着孙子兵法注重战略的传统，在抗战大战略方面确实要远胜日本。无论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还是敌后战场的共产党，“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持久抗战的大战略。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就命令何应钦尽快制定抗战计划大旨，其核心内容就是“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到1936年底，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制订的《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的甲案明确指出：“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败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到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苦撑待变的战略方针，他在1938年2月7日发表演讲：“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无独有偶，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这一演讲内容后来被系统地写成了《论持久战》。

　　从时间上看，似乎国民党提出“持久战”在前，因此近些年有些人认为，“专利权”应归蒋介石（或蒋百里）。然而，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都提出了持久抗战的大战略，但两者可谓天壤之别。国民党的战略更着重于“待变”，希望通过持久抗战等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最终还是依靠国际力量来赢得战争；而共产党则着眼于全面动员民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赢得战争。国民党的战略更多地局限在军事层面，共产党的则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密切结合。

　　从一味死守到天炉战法

　　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的第一场大战役淞沪会战，就充分体现了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特点。在上海展开攻势，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首先解决上海地区的日军，解除对首都南京的威胁，还可以迫使日军过早进行动员，打破其从华北由北向南逐步蚕食的节奏，如果这些意图能够实现，从战略上说发动淞沪会战是夺取主动的高招。

　　但是国民党军的兵力运用以及战术实在太糟糕，3个最精锐的德式师，本来最擅长野战的突击力量却投入了城市攻坚；而在城市巷战中，以营连规模的密集队形在狭窄的街道上进行集团冲锋，勇则勇矣，在日军密集火力下只能使白白牺牲。因此连打了十天，都不能彻底消灭日军在上海区区数千人的部队。等到日军后续部队一到，战局随即逆转。而在随后的攻防战中又是一味进行寸土必争式的阵地战，与拥有强大海空火力的日军死打硬拼，殊为不智，最终付出了伤亡25万人的巨大代价，依然守不住上海。这种呆板的防御战术在抗战初期一再重演。诚然，作为政府军如果不作抵抗就轻易放弃国土，无论国际观瞻，还是政府和军队的形象都会是沉重打击，更会给民心士气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一味采取人海硬抗火海的阵地战，到最后就是人地皆亡。

　　经过了抗战初期的惨痛教训，国民党军才终于开始有了转变，薛岳提出的“天炉战法”就是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比较成功的战术。天炉战法的名称很有几分神神道道的感觉，其实很简单就是后退决战，面对日军来犯，逐次抵抗，一面消耗日军，一面将日军引到地形、环境有利的预设战场，最后形成合围聚歼。根据这一战术，先后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一战术是符合当时双方实际情况的有效战术。

　　但是，日军也逐渐摸清了天炉战法的门道，在1944年的“一号作战”中就用强化两翼掩护力量，来保障正面突破的战术，打破了天炉战法，在湖南战场接连攻占长沙、衡阳。当然这种反制战术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两翼掩护兵力，这对于兵力已经开始捉襟见肘的日军来说，无疑是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日军此后在正面战场上也就很难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加上随着国民党军在美国的援助下，空中力量迅速恢复，进而逐渐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战场的主动权终于转到了中国一方。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在敌后战场上，游击战是主要作战形式，但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一开始对于游击战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八路军首战平型关，115师以七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在地形绝对有利的战场，经过长征考验的百战老兵，对日军只有少数战斗部队掩护的后勤部队，伤亡交换率却几乎是一对一。双方在装备、兵员素质等各方面的差距可见一斑，因此要以八路军、新四军来与日军进行阵地作战，那可真的无异于自杀。平型关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主要采取游击战，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阵地战的战术思想基本统一形成了共识。

　　一开始主要是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因为山区是实施游击战最有利的地形，无论是进攻性的伏击，还是防御性的阻击，山地都最能发扬八路军、新四军所长，克制日军所短。后来才进一步由山地发展到平原，平原地区更为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可以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力量，为山地游击战提供更充足的物质保障，而山地则成为平原最可依赖的后方，山地平原两者的有机结合，更是将游击战发展到顶峰。

　　日军由于兵源有限，对于中国如此广阔的国土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只能集中力量确保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这样一来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就成了日军控制力最为薄弱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八路军、新四军最为活跃的地方，也为游击战的开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从日军无法控制的地方开始，逐渐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当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作战时，八路军新四军一般采取留下少数部队与日军周旋，主力转移到日军力量薄弱的地区，打击日军因为抽调兵力扫荡根据地而出现的空当，迫使日军最终只好放弃扫荡。

　　虽然说起来简单，但现实的战争是无比残酷的，日军为了扫荡、围剿也屡屡试图改变战术，例如“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辗转抉剔”“梳篦清剿”“拉网合围”“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等，同时共产党的队伍也在磨练中迅速成长。就是在这样的反复拉锯中，日军被逐渐消耗，而八路军新四军逐渐发展壮大。

　　游击战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当时情况下最自然的选择，因为这是最能发扬自己所长打击日军所短的战术。同时共产党所擅长的发动群众的组织能力又能够为游击战提供最大限度的情报、后勤等全方位的支撑，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发展到了战略层面。也正是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种非常规的战术在此后的战争中，越来越多地被处在力量对比劣势的一方所采用，游击战也因此名扬天下。

　　单纯的对比不足取

　　有很多人喜欢比较国民党军的阵地战和共产党武装的游击战，谁高明谁厉害。但是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采用什么战术都是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单纯地只从战术的优劣来考虑。国民党军作为政府军，不可能随意放弃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城市，更多的要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影响的限制。而国民党动员组织民众的能力低下，也不可能采取游击战。事实上国民党军在1938年、1939年也确实曾经组织过较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但最后都无法坚持。

　　反过来，共产党由于在装备、训练上的劣势，也根本不可能采取正规战阵地战的形式，当然在根据地的得失上也较少受到政治上的掣肘。说到底，这是各自的自身情况所决定的。

　　何况，就战术本身，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运用得合不合理的区别。对于两种战术的优劣，单纯从军事角度来比较，同样也是不全面的，必须要从整个战略综合分析，简单地进行非黑即白的评价实在太无聊了。任何战术只要能达成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都是成功的。

　　当然，战术执行得是否得力，是否帮助实现了战役目标，还是可以评判的，相信读过笔者的系列文章后，读者自然会对此有所认识。

　　更令人遗憾的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没有直接的协同和配合。虽然在抗战初期，山西的一些会战中国共双方有所配合，但由于此后中央政府心存芥蒂，有心打压共产党力量，因此断绝了双方配合的可能。虽然在战略层面，确实形成了两大战场相互协同配合的局面，让日军在战略上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覆灭，但如果双方能直接配合，中华民族的抗战或许能更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