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于是，“反攻大陆”成为蒋介石的毕生梦想。1961年，他在台北县设置“国光作业室”，拟定“三军”联合“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

　　10年间，“国光计划”作业室提出5类26项作战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并先后向蒋介石提报97次。

　　1965年，蒋介石在陆军学校召集军队干部，以“官校历史检讨会”的名义发布讲话，提出准备反攻。当时，所有干部都写下遗嘱，准备在合适的日子抢滩登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的间谍活动极为频繁，而且，都采取“刺杀”“爆破”“抢滩”等极端形式。

　　不过，“国光计划”进行的几次模拟战都以台军失败告终，蒋介石的“反攻”梦想逐渐破灭。

　　1972年，当大陆与美国开始接洽时，台湾的“国光计划”作业室也并入了“国防部”作战次长室，“国光计划”终结。

　　这时，台湾的间谍活动，也放弃了极端的形式，而采取心理战和宣传战的形式。不过，20世纪70年代正值大陆“文革”，对外来人口的审查非常严格，所以，想要渗透进来并不容易。

　　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台湾人进入大陆逐渐容易，于是间谍活动也渐渐增多。当时，台湾方面已经意识到不可能在军事上“反攻”大陆，因此，更多采用散发传单、发放宣传气球等方式。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83年3月出现在广东的一个标语风波。

　　当时，在广州宾馆七楼南面的窗口，忽然挂出了一幅长约3米的标语，上面用白底黑字写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据广州宾馆服务员反映，发案前曾发现两名港澳同胞打扮的人在七、八楼活动，行迹可疑。而且还有群众发现，这两名港澳同胞装束的人，在标语前进行拍照。

　　很快，公安机关调查到，悬挂标语的正是台湾“陆工会” 派遣驻香港“391”特务组的组长何恩杰和组员林泽荣。

　　一系列类似活动失败后，台湾的情报机构开始考虑在大陆“策反”部分高级官员或者军队干部，以获取必要的信息。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少康项目”。

　　1991年，台湾情报机构通过一位张姓台商的发展，“军情局”拉拢了一位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的一位处长并策反，将其封为“少康一号”。次年，又将军械部一负责人拉入该组织，称为“少康二号”，这个人，就是刘连昆。

　　被台湾策反后，刘连昆出卖了大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尤其是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刘连昆提供了大陆军事演习的大量信息。

　　由于刘连昆级别高，所以，对他的策反被台湾方面列为“军情局”最重要的项目，一度被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岸的交流更加频繁，因此，间谍数量也渐渐增加。

　　台湾间谍进入大陆主要是三种方式：一是在短期探亲的人群中发展间谍，由于能够提供可观的收入，不少人加入这一队伍。二是通过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来获取情报，由于不少小企业主的经营压力大，所以也容易被拉拢。三是在大陆发展的情报人员，从大陆的各行各业中物色间谍，从而，提供更核心的情报。